在民國初年，軍閥政府比毛澤東的無法無天雖略勝一籌，但是當時中國的法令也沒有幾部，大家談‘法治(製)’，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為黎大總統喉舌的饒漢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為法人就是‘公務員’因而自稱‘漢祥法人’。為此，他也就有了個外國諢名，叫做‘巴黎人’了)。
雖然那時政府之內，也有許多‘了不起的人’(胡適語)像梁啓超、王寵惠、顧維鈞等人，但是他們隻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牽動九牛，那就是幻想了。這些洋東西，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都還不能掌握，民國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會大眾，就更是花崗石頭腦了。花崗石中所保存的就隻有毛主席所說的‘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了。讀者賢達，您千萬不能以‘現時觀念’來厚責古人啦！思想轉型是有其強烈的階段性呢。一切都是黑貓白貓慢慢地摸索出來的，慢慢地培養出來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黎段兩個老軍閥，把個府院之爭，鬧得水深火熱，就更不難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邊，為他撰寫文告的‘巴黎人’饒漢祥先生的忠告裏，他是一國元首，下級服從上級的最高上級，掌握著「印把子’，號令全國，怎能作橡皮圖章，隻蓋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裏，乃至在他不可須臾離的秘書長徐樹錚的認知中，中國當時實行‘民元約法’是責任內閣製，他段總理才是全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呢。黎總統隻是個花瓶，哪能遇事幹擾國務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書長對總統府就頤指氣使了。他兩造原來是各有道理，在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裏，他府院兩方的正常關係，應該是分工、合作，雙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於中國，雙方的關係就糾纏不清了。長話短說，他們的關係就變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實上，也無法可依。所以他們的府院之爭，也就永遠無法和平解決了。其骨牌效應，至今未已。
幕後的經濟暗盤
以上所述都還限於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麵文章呢，歷史家如揭開他們舞台後麵的幃幕，看看他們台後的運作，就與台前頗有不同了。因為在民國政治史中的政爭，和其他歷史上的政爭，也隻是大同小異的，那就是政治背後往往還有其經濟暗盤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國際關係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麵的公開外交是一套，暗盤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戰期間，也是世界歷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五四運動’，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之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在參戰案初起之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的參戰與否，都極為重視。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了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它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混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製衡日本，為戰後重返亞洲著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夥參戰之必要。
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它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挾大批馬克，來華活動；並暗中資助(事實上也就是賄賂了)反參戰人士反參戰到底。口頭工作效率不夠，雙方對中國各實力集團，就用美金、馬克作重貲賄賂了。
顧維鈞v.s唐紹儀
經驗豐富、觀察入微的當年的國務總理顧維鈞先生，就曾經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和他嶽父唐紹儀齟齬的小故事：
據顧氏回憶，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渡難關。顧氏奉命之後，乃使盡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放款。並盡量避免舊有借外債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優電褒獎。顧亦私心自慶，斯為中國政府舉借外債以來，條件之合理與優越，均為前所未有之創舉。殊不知正在此歡慶期間，顧家突然收到嶽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的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註銷此項外債。顧氏接電之後，夫婦皆為之驚詫不已。顧如遵嶽丈之囑，一通電話，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債之簽署，則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經濟危機，段內閣即有倒閣之虞，國家勢必再遭動亂，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設想。
當顧氏告訴我這段秘史時，我問：唐前總理此時退休在滬，何以忽然靜極思動，起而幹涉朝政呢？顧說：唐紹儀是國民黨員，此時他顯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問顧氏，在此公私兩難的夾縫中，您自己何以自處呢？顧說，他身為國家駐外使節，一切當以國家利益為重。此時國家的安定問題要緊，他們自己私人間的翁婿之情，就不應該越分了。我再問，當時國家統一，國民黨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財政總長陳錦濤，不也是國民黨員參加內閣的嗎？何以唐紹儀還要乘危搗亂，製造政潮呢？顧說正是這話，他覆電嶽父，也就說這次舉外債，是奉財政總長之命行事的。唐紹儀接到女婿抗命的覆電，當然也是氣惱不已。當顧公告訴我這段他翁婿之間不快的故事時，他也向我感嘆，那時反對黨之反對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談原則，不擇手段的。這就與先進國家反對黨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當時中國政局之糟亂，亦不能專責於軍閥政府也。(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第一冊，頁一四四─四七。)
雖然那時政府之內，也有許多‘了不起的人’(胡適語)像梁啓超、王寵惠、顧維鈞等人，但是他們隻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牽動九牛，那就是幻想了。這些洋東西，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都還不能掌握，民國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會大眾，就更是花崗石頭腦了。花崗石中所保存的就隻有毛主席所說的‘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了。讀者賢達，您千萬不能以‘現時觀念’來厚責古人啦！思想轉型是有其強烈的階段性呢。一切都是黑貓白貓慢慢地摸索出來的，慢慢地培養出來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黎段兩個老軍閥，把個府院之爭，鬧得水深火熱，就更不難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邊，為他撰寫文告的‘巴黎人’饒漢祥先生的忠告裏，他是一國元首，下級服從上級的最高上級，掌握著「印把子’，號令全國，怎能作橡皮圖章，隻蓋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裏，乃至在他不可須臾離的秘書長徐樹錚的認知中，中國當時實行‘民元約法’是責任內閣製，他段總理才是全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呢。黎總統隻是個花瓶，哪能遇事幹擾國務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書長對總統府就頤指氣使了。他兩造原來是各有道理，在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裏，他府院兩方的正常關係，應該是分工、合作，雙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於中國，雙方的關係就糾纏不清了。長話短說，他們的關係就變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實上，也無法可依。所以他們的府院之爭，也就永遠無法和平解決了。其骨牌效應，至今未已。
幕後的經濟暗盤
以上所述都還限於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麵文章呢，歷史家如揭開他們舞台後麵的幃幕，看看他們台後的運作，就與台前頗有不同了。因為在民國政治史中的政爭，和其他歷史上的政爭，也隻是大同小異的，那就是政治背後往往還有其經濟暗盤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國際關係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麵的公開外交是一套，暗盤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戰期間，也是世界歷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五四運動’，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之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在參戰案初起之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的參戰與否，都極為重視。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了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它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混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製衡日本，為戰後重返亞洲著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夥參戰之必要。
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它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挾大批馬克，來華活動；並暗中資助(事實上也就是賄賂了)反參戰人士反參戰到底。口頭工作效率不夠，雙方對中國各實力集團，就用美金、馬克作重貲賄賂了。
顧維鈞v.s唐紹儀
經驗豐富、觀察入微的當年的國務總理顧維鈞先生，就曾經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和他嶽父唐紹儀齟齬的小故事：
據顧氏回憶，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渡難關。顧氏奉命之後，乃使盡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放款。並盡量避免舊有借外債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優電褒獎。顧亦私心自慶，斯為中國政府舉借外債以來，條件之合理與優越，均為前所未有之創舉。殊不知正在此歡慶期間，顧家突然收到嶽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的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註銷此項外債。顧氏接電之後，夫婦皆為之驚詫不已。顧如遵嶽丈之囑，一通電話，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債之簽署，則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經濟危機，段內閣即有倒閣之虞，國家勢必再遭動亂，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設想。
當顧氏告訴我這段秘史時，我問：唐前總理此時退休在滬，何以忽然靜極思動，起而幹涉朝政呢？顧說：唐紹儀是國民黨員，此時他顯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問顧氏，在此公私兩難的夾縫中，您自己何以自處呢？顧說，他身為國家駐外使節，一切當以國家利益為重。此時國家的安定問題要緊，他們自己私人間的翁婿之情，就不應該越分了。我再問，當時國家統一，國民黨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財政總長陳錦濤，不也是國民黨員參加內閣的嗎？何以唐紹儀還要乘危搗亂，製造政潮呢？顧說正是這話，他覆電嶽父，也就說這次舉外債，是奉財政總長之命行事的。唐紹儀接到女婿抗命的覆電，當然也是氣惱不已。當顧公告訴我這段他翁婿之間不快的故事時，他也向我感嘆，那時反對黨之反對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談原則，不擇手段的。這就與先進國家反對黨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當時中國政局之糟亂，亦不能專責於軍閥政府也。(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第一冊，頁一四四─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