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參戰的理由何在呢？說來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站在一個民族革命家的立場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原來就是一埸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麽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戰爭呢？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產，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攔路打劫去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頭語)，弄得民國不如大清。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來，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捨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孫中山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在他底號召之下，商學各界，就深受影響了。
至於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卻是北洋係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時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凱帝製的‘護國戰爭’期間(一九一六春季)，他們初次擺脫了北洋係的控製，頗嚐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係控製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也。加以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於國民黨，但是他們原和黎元洪一樣，也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係的軍閥，忌嫉與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見段派北洋係以參戰自肥，他們以反參戰為藉口，而達其擁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若論部分國會議員之反參戰，其所反者，實際上亦係北洋係之專政，非參戰之政策也。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實在非關閎旨。若在任何情況之下，能使北洋係政府垮台，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參戰與否，原不在話下也。
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利用響亮的政策問題為藉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鬥爭而已。還是李宗仁先生的話說的好：‘在大家鬥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麽國家民族囉。’
製憲、參戰，兩大政治皮球
上麵的例子還隻是唐氏以親戚身分，私人幹政；國會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個分權單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製定的政策，當成政治皮球，在議會中踢來踢去，這個中央政府便要擱淺了。今日台北政壇的混亂，多少也似乎與這個傳統有關。當年的當政者的袁段蔣毛之憎恨議會；後來鄧江諸公對議會政治的顧慮，顯然也在此。
從大處說，當年黎段當政時代的國會裏，就有兩大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後鬧垮了段祺瑞內閣，引起軒然大波，使尚在繈褓之中的議會政治癱瘓到底，天下大亂，至今還令人談虎色變。這兩大皮球，第一是‘製憲’；第二便是‘參戰’。
先談談製憲，前文曾說過，當年搞政黨政治的政客們，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興趣，便是製定憲法。他們認為，隻有實行三權分立的憲法，才能約束獨裁，防製寡頭。讓政黨黨魁組織責任內閣，使政黨政治發生實效，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辦法。他們這一理想，在袁世凱時代，被老袁徹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時代，他們就企圖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國會恢復之後，國民黨的精英都集中到一個新組織的‘憲政商榷會’去了。進步黨的精英則熱衷於他們的‘憲法研究會’。兩黨的本身，對他們活動分子來說，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過去了，今日我們回頭看去，所謂憲政運動，在民初中國，似乎隻是笑話一場(且看縱在五十年後，劉少奇還曾手執憲法，向紅衛兵喊叫的慘事，其餘就不必多說了)。這就叫做‘文章不與政事同’了。但是在當年的國會裏，他們卻搞得煞有介事。黎總統當時對政黨政治就表示支持，段總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級軍閥和政客，對他們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壓製了。
但是國會畢竟是人多勢大的機構，段係隻是一些舊式軍人和政客，他們一不會組黨來以毒攻毒；二不會發動革命群眾來助紂為虐。他們隻能利用便衣軍警用零星小錢，來雇用街頭失業遊民，甚或乞丐妓女，來組織所謂‘公民團’，以最可笑的方式來包圍國會，作其下流的反擊。反擊無效，他們就動刀動槍來對付國會了。秀才遇到兵，這民二老國會，終於被張勳的槍桿解散了。
從‘無法無天’到‘法令如毛’
前節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隻有依靠‘民元約法’上的幾十個字了。一旦他們府院兩造，對這幾十個字的意義，發生了疑問，由誰來解釋(釋憲)才算正確呢？縱使另有權威(大理院)解釋清楚了，有誰能來強迫兩造服從(司法)呢？兩造縱使都願意服從國家的法律，則每項政治設施和處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規(行政法)呀！這樣一來，豈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實說，朋友，任何先進的法治國家，都是訟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積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幾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國當政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法律也沒有。從這樣一個無法的落後國家要轉變成法令如毛的現代化法製國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則貪官汙吏、高幹子弟，就要鑽其法律漏洞來化公產為私產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領導的中國為例吧，大陸今日是迅速的現代化了，為著實際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這如毛的法官群中，據說卻沒幾個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學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離真正的法治，縱在今日，都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何況百年之前？(廣東近有法官一萬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無大專學歷，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稱職，而被免職，見紐約‘世界日報’二○○一年十月七日。)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產，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攔路打劫去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頭語)，弄得民國不如大清。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來，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捨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孫中山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在他底號召之下，商學各界，就深受影響了。
至於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卻是北洋係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時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凱帝製的‘護國戰爭’期間(一九一六春季)，他們初次擺脫了北洋係的控製，頗嚐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係控製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也。加以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於國民黨，但是他們原和黎元洪一樣，也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係的軍閥，忌嫉與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見段派北洋係以參戰自肥，他們以反參戰為藉口，而達其擁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若論部分國會議員之反參戰，其所反者，實際上亦係北洋係之專政，非參戰之政策也。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實在非關閎旨。若在任何情況之下，能使北洋係政府垮台，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參戰與否，原不在話下也。
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利用響亮的政策問題為藉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鬥爭而已。還是李宗仁先生的話說的好：‘在大家鬥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麽國家民族囉。’
製憲、參戰，兩大政治皮球
上麵的例子還隻是唐氏以親戚身分，私人幹政；國會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個分權單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製定的政策，當成政治皮球，在議會中踢來踢去，這個中央政府便要擱淺了。今日台北政壇的混亂，多少也似乎與這個傳統有關。當年的當政者的袁段蔣毛之憎恨議會；後來鄧江諸公對議會政治的顧慮，顯然也在此。
從大處說，當年黎段當政時代的國會裏，就有兩大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後鬧垮了段祺瑞內閣，引起軒然大波，使尚在繈褓之中的議會政治癱瘓到底，天下大亂，至今還令人談虎色變。這兩大皮球，第一是‘製憲’；第二便是‘參戰’。
先談談製憲，前文曾說過，當年搞政黨政治的政客們，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興趣，便是製定憲法。他們認為，隻有實行三權分立的憲法，才能約束獨裁，防製寡頭。讓政黨黨魁組織責任內閣，使政黨政治發生實效，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辦法。他們這一理想，在袁世凱時代，被老袁徹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時代，他們就企圖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國會恢復之後，國民黨的精英都集中到一個新組織的‘憲政商榷會’去了。進步黨的精英則熱衷於他們的‘憲法研究會’。兩黨的本身，對他們活動分子來說，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過去了，今日我們回頭看去，所謂憲政運動，在民初中國，似乎隻是笑話一場(且看縱在五十年後，劉少奇還曾手執憲法，向紅衛兵喊叫的慘事，其餘就不必多說了)。這就叫做‘文章不與政事同’了。但是在當年的國會裏，他們卻搞得煞有介事。黎總統當時對政黨政治就表示支持，段總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級軍閥和政客，對他們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壓製了。
但是國會畢竟是人多勢大的機構，段係隻是一些舊式軍人和政客，他們一不會組黨來以毒攻毒；二不會發動革命群眾來助紂為虐。他們隻能利用便衣軍警用零星小錢，來雇用街頭失業遊民，甚或乞丐妓女，來組織所謂‘公民團’，以最可笑的方式來包圍國會，作其下流的反擊。反擊無效，他們就動刀動槍來對付國會了。秀才遇到兵，這民二老國會，終於被張勳的槍桿解散了。
從‘無法無天’到‘法令如毛’
前節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隻有依靠‘民元約法’上的幾十個字了。一旦他們府院兩造，對這幾十個字的意義，發生了疑問，由誰來解釋(釋憲)才算正確呢？縱使另有權威(大理院)解釋清楚了，有誰能來強迫兩造服從(司法)呢？兩造縱使都願意服從國家的法律，則每項政治設施和處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規(行政法)呀！這樣一來，豈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實說，朋友，任何先進的法治國家，都是訟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積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幾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國當政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法律也沒有。從這樣一個無法的落後國家要轉變成法令如毛的現代化法製國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則貪官汙吏、高幹子弟，就要鑽其法律漏洞來化公產為私產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領導的中國為例吧，大陸今日是迅速的現代化了，為著實際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這如毛的法官群中，據說卻沒幾個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學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離真正的法治，縱在今日，都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何況百年之前？(廣東近有法官一萬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無大專學歷，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稱職，而被免職，見紐約‘世界日報’二○○一年十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