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議會政治，在今日先進的民主國家裏，都是全民景仰的體製，何以行之於中國，就糟亂若此呢？答曰，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裏，這種議會製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那有這麽容易呢？百年回首，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了，且看台灣的議會政治，是否還有待改進呢？大陸至今對它還視為毒蛇猛獸，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練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擔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
【筆者附註】我的好友，當代治民初國會和政黨歷史的權威張玉法、張朋園兩教授，都相信書麵史料，認為民初國會議員真的是當時具有選民資格(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選民選舉出來的。(見張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在下比兩位張教授癡長半代。舍下親友老輩，頗有當年國會中人。根據筆者個人幼年期所聽到的‘口述歷史’，就沒有一個所謂議員真是經過選民票選的。這也就是我個人所深信，‘口述歷史’往往可以彌補著述歷史之不足的緣故。
再者，抗戰後，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託。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範了。可是我在先嶽吳開先先生逝世後，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閑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係，和民青兩黨議定了。競選者隻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誌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係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係駐上海監管選務的要員。沒吳氏點頭，任何競選者，都難得冒進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後地區，尤其是民國初年，那就更不用談了。
筆者本人在離開大陸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當過一陣編輯和記者，個人所見所聞的選舉故事，也是筆難盡述的。此處談點個人的觀察，絕無意低貶前賢老輩，我隻是覺得‘形勢比人強’的歷史古訓。我們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是分階段前進的。時代未到新體製不但是無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斷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遠。
且看民初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曾享有許多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拒賄和秘密收賄的自由(像曹錕賄選)。在國民黨時代，雖然許多自由都沒有了，但是競選者如認為選舉不公平，還有抬棺材抗議的自由。到共產黨時代，不但抬棺材抗議的自由沒有了，連開會不舉手的自由也沒有了。這就是歷史三峽中的回水，把躐等引進的政治社會體製，回沖得，愈沖愈遠的實例之一啊。
孫中山也受賄百萬馬克
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和半公開的酬勞、傭金、手續費用等等，到幹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歷史本來比小說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的紀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於福爾摩斯偵探案了。最難想像的是，連一代聖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他們帝國主義者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為著「反參戰’，他老人家也曾接收過德國政府秘密奉送底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實際上隻收到一百萬馬克，另外一百萬，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
為著「反參戰’，中山接受了德國的大量酬勞，在當時是早有蛛絲馬跡的，國民黨的黨史家，對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數目多寡，兩方授受的詳細情況，卻是個不解之謎。一直到二戰後，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戰後留學德國，返國後曾任台灣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年。接觸廣泛，著述豐盛，中外鹹欽。關於此項發現，李教授在著述之餘，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國史館都做過公開報告。國史館主持人，當時是曾經孫國父耳提麵命的黨國元老黃季陸先生。黃公也公開認為此項報告為十分難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該認真處理。
筆者有幸亦曾親往旁聽，也曾與國祁老友多次細談。據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國原贈中山之數目為兩百萬馬克，而中山所實收者，不過半數；至於所餘百萬之款何往，李教授則認為，可能為經手人曹亞伯所中飽。但是一般民國史家都認為數目太大，曹君小黨員，不會有如此大的腸胃可加以吞沒也。另百萬馬克，有人懷疑，可能是由德國經紀人直接送給另一反參戰钜頭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據了。
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認為國父一代聖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隻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認為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為著爭取革命的成功，則何事不可為？這一概念，對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餘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為圭臬的。當然它也不會有傷於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練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擔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
【筆者附註】我的好友，當代治民初國會和政黨歷史的權威張玉法、張朋園兩教授，都相信書麵史料，認為民初國會議員真的是當時具有選民資格(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選民選舉出來的。(見張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在下比兩位張教授癡長半代。舍下親友老輩，頗有當年國會中人。根據筆者個人幼年期所聽到的‘口述歷史’，就沒有一個所謂議員真是經過選民票選的。這也就是我個人所深信，‘口述歷史’往往可以彌補著述歷史之不足的緣故。
再者，抗戰後，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託。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範了。可是我在先嶽吳開先先生逝世後，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閑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係，和民青兩黨議定了。競選者隻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誌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係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係駐上海監管選務的要員。沒吳氏點頭，任何競選者，都難得冒進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後地區，尤其是民國初年，那就更不用談了。
筆者本人在離開大陸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當過一陣編輯和記者，個人所見所聞的選舉故事，也是筆難盡述的。此處談點個人的觀察，絕無意低貶前賢老輩，我隻是覺得‘形勢比人強’的歷史古訓。我們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是分階段前進的。時代未到新體製不但是無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斷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遠。
且看民初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曾享有許多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拒賄和秘密收賄的自由(像曹錕賄選)。在國民黨時代，雖然許多自由都沒有了，但是競選者如認為選舉不公平，還有抬棺材抗議的自由。到共產黨時代，不但抬棺材抗議的自由沒有了，連開會不舉手的自由也沒有了。這就是歷史三峽中的回水，把躐等引進的政治社會體製，回沖得，愈沖愈遠的實例之一啊。
孫中山也受賄百萬馬克
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和半公開的酬勞、傭金、手續費用等等，到幹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歷史本來比小說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的紀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於福爾摩斯偵探案了。最難想像的是，連一代聖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他們帝國主義者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為著「反參戰’，他老人家也曾接收過德國政府秘密奉送底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實際上隻收到一百萬馬克，另外一百萬，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
為著「反參戰’，中山接受了德國的大量酬勞，在當時是早有蛛絲馬跡的，國民黨的黨史家，對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數目多寡，兩方授受的詳細情況，卻是個不解之謎。一直到二戰後，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戰後留學德國，返國後曾任台灣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年。接觸廣泛，著述豐盛，中外鹹欽。關於此項發現，李教授在著述之餘，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國史館都做過公開報告。國史館主持人，當時是曾經孫國父耳提麵命的黨國元老黃季陸先生。黃公也公開認為此項報告為十分難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該認真處理。
筆者有幸亦曾親往旁聽，也曾與國祁老友多次細談。據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國原贈中山之數目為兩百萬馬克，而中山所實收者，不過半數；至於所餘百萬之款何往，李教授則認為，可能為經手人曹亞伯所中飽。但是一般民國史家都認為數目太大，曹君小黨員，不會有如此大的腸胃可加以吞沒也。另百萬馬克，有人懷疑，可能是由德國經紀人直接送給另一反參戰钜頭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據了。
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認為國父一代聖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隻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認為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為著爭取革命的成功，則何事不可為？這一概念，對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餘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為圭臬的。當然它也不會有傷於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