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在黎段的聯合汲引之下，帶有國民黨籍的伍廷芳、陳錦濤，和程璧光就分別出任段內閣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和海軍總長了。因此這個段總理，如真的負起‘責任’來主持國家大政，如參加歐戰、舉借外債、發行公債、廢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內政外交政策，而與閣員發生了齟齬之時，這些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閣員，由於不同黨派，而鬧出雙重忠誠(doubleloyalty)的政治問題，來個聯合杯葛或辭職，段總理就要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人單獨到國務院去上其獨人班了。
筆者作此事實的敘述，一般讀者看來，可能認為是在說故事、講笑話，來奚落我們的段總理，其實這隻是個真實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後來‘參戰案’的高潮期，國民黨籍和黎係閣員聯合辭職，真逼得我們這位個性倔強、不善周旋，而又剛愎自用的段老總，真的一個人到國務院去辦公，而上其獨人班呢？黎總統就因為這位老軍閥的國務院內隻剩他一個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職’。這一下才引起北洋係督軍的聯合造反、溥儀復辟，一大串的政潮來，迫使他向外國使館逃難。最後還要恭請老政敵──段前總理，回來收拾殘局的荒唐故事。到時再詳敘吧。
長話短說，在北洋軍閥集團裏，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人君子，有節操、識大體而清廉可風的、難得的政治軍事領袖，而民國政局最後崩潰到底，其骨牌效應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說穿了，實在是那時適當轉型初期，中國中央政府還未能轉出個可行的製度來。這個非牛非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紕漏不可了。
試看段祺瑞這位所謂‘責任內閣’的內閣總理，在古今中外的議會政治史上，哪有個責任內閣之內，負責內政、外交、財政，和海軍的重要閣員，都由反對派(opposition)的政客來充當呢？有之，則隻有段總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紀錄。因此，在這個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的荒謬情況之下，誰也弄不上軌道。形勢比人強，史家就不能厚責於兩位還是相當可敬的老軍閥了。
四無的總理，粗心的總統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議會政治上如此無知和窩囊(naive)，那為什麽這個總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這我們就得說清楚段氏政治實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築在他對當時北洋係所把持的地方藩鎮的影響之上。這些藩鎮老爺的現代名稱，便叫做‘地方軍閥’了。我們讀史者，不是動不動就說民國初年那個時代是‘軍閥時代’嗎？的確，那時中國的政權是落在軍閥之手，他們並且有個鬆散的組織叫做‘督軍團’。而這個督軍團內，手握重兵的督軍們，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門生故吏。他們為著群龍無首的實際需要，也是由於所謂舊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們都以段總理、段老師的馬首是瞻，這就是段的潛勢力所在了。
其實段祺瑞本人倒是個四無的總理，他一無直轄的軍隊；二無可以盤據的地盤(像張作霖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岑春在兩廣那樣)；三無固定的經濟收入，除由英國人所控製的若幹‘關餘’之外，段內閣沒個固定的財源。它初成立時連維持北京治安的軍警、府院國會人員的薪餉，都無法按時發放，要靠有國民黨籍的財政總長陳錦濤去四處張羅(見下節)；四無一個固定外國勢力可以倚靠(像國共兩黨最初之聯俄，國民黨後來之聯美)，皖係直承袁世凱衣缽，原有其反日之傳統的。段祺瑞其時之力主‘參戰’，而日本盡力加以阻擾，便是段要抵製日本對山東的掠奪，皖係後來之終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國參戰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陰謀得逞以後的事(詳下節)。
從表麵上看來，段在北京政府之內的政治基礎，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為首的反段派，對他難免就有其過分輕視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錯誤，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總在北京政府之內變成個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職’，這一下他就觸動了一個大的馬蜂之窩，群蜂齊出，督軍叛變，黎老總招架不了，就隻有逃之夭夭。這一來，再經過一番‘張勳復辟’的鬧劇，此後在‘安福係’控製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為皖係的天下，此是後話。
絕對服從v.s依法分工
皖係的政權既然靠的是地方軍閥的支持，這些地方軍閥又是什麽回事呢？這兒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節我們不是提到傳統中國有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問題嗎？合久必分就必然會出現王綱解紐、法統掃地、藩鎮跋扈的老現象。這一現象發生在近現代中國，就是所謂‘軍閥橫行’了。
我們要知道，一個正常運做的國家，不論帝製或民治，總得有個維持社會安定的法統。老實說，當代中國所謂‘轉型運動’，也可說是從一個老的、不合理的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轉’到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比較合理的新法統。
秦始皇以後，兩千年來，在傳統中國裏，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是什麽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語錄裏明確記載過的老話，那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從共產黨鬧革命，鬧出來的經驗之談。隻是下麵還有一句：‘中央服從個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說出口罷了。其實這十八個字，便是我們兩千年來帝王專製製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頌的‘秦製度’(秦始皇所發明的製度)的精義之所在，這也就是維持舊中國安定的‘老製度’、‘老法統’。因此從現代政治轉型史的觀點來看問題，毛之傾心於這項老製度、老法統，就是所謂封建反動了。
筆者作此事實的敘述，一般讀者看來，可能認為是在說故事、講笑話，來奚落我們的段總理，其實這隻是個真實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後來‘參戰案’的高潮期，國民黨籍和黎係閣員聯合辭職，真逼得我們這位個性倔強、不善周旋，而又剛愎自用的段老總，真的一個人到國務院去辦公，而上其獨人班呢？黎總統就因為這位老軍閥的國務院內隻剩他一個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職’。這一下才引起北洋係督軍的聯合造反、溥儀復辟，一大串的政潮來，迫使他向外國使館逃難。最後還要恭請老政敵──段前總理，回來收拾殘局的荒唐故事。到時再詳敘吧。
長話短說，在北洋軍閥集團裏，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人君子，有節操、識大體而清廉可風的、難得的政治軍事領袖，而民國政局最後崩潰到底，其骨牌效應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說穿了，實在是那時適當轉型初期，中國中央政府還未能轉出個可行的製度來。這個非牛非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紕漏不可了。
試看段祺瑞這位所謂‘責任內閣’的內閣總理，在古今中外的議會政治史上，哪有個責任內閣之內，負責內政、外交、財政，和海軍的重要閣員，都由反對派(opposition)的政客來充當呢？有之，則隻有段總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紀錄。因此，在這個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的荒謬情況之下，誰也弄不上軌道。形勢比人強，史家就不能厚責於兩位還是相當可敬的老軍閥了。
四無的總理，粗心的總統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議會政治上如此無知和窩囊(naive)，那為什麽這個總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這我們就得說清楚段氏政治實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築在他對當時北洋係所把持的地方藩鎮的影響之上。這些藩鎮老爺的現代名稱，便叫做‘地方軍閥’了。我們讀史者，不是動不動就說民國初年那個時代是‘軍閥時代’嗎？的確，那時中國的政權是落在軍閥之手，他們並且有個鬆散的組織叫做‘督軍團’。而這個督軍團內，手握重兵的督軍們，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門生故吏。他們為著群龍無首的實際需要，也是由於所謂舊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們都以段總理、段老師的馬首是瞻，這就是段的潛勢力所在了。
其實段祺瑞本人倒是個四無的總理，他一無直轄的軍隊；二無可以盤據的地盤(像張作霖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岑春在兩廣那樣)；三無固定的經濟收入，除由英國人所控製的若幹‘關餘’之外，段內閣沒個固定的財源。它初成立時連維持北京治安的軍警、府院國會人員的薪餉，都無法按時發放，要靠有國民黨籍的財政總長陳錦濤去四處張羅(見下節)；四無一個固定外國勢力可以倚靠(像國共兩黨最初之聯俄，國民黨後來之聯美)，皖係直承袁世凱衣缽，原有其反日之傳統的。段祺瑞其時之力主‘參戰’，而日本盡力加以阻擾，便是段要抵製日本對山東的掠奪，皖係後來之終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國參戰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陰謀得逞以後的事(詳下節)。
從表麵上看來，段在北京政府之內的政治基礎，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為首的反段派，對他難免就有其過分輕視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錯誤，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總在北京政府之內變成個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職’，這一下他就觸動了一個大的馬蜂之窩，群蜂齊出，督軍叛變，黎老總招架不了，就隻有逃之夭夭。這一來，再經過一番‘張勳復辟’的鬧劇，此後在‘安福係’控製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為皖係的天下，此是後話。
絕對服從v.s依法分工
皖係的政權既然靠的是地方軍閥的支持，這些地方軍閥又是什麽回事呢？這兒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節我們不是提到傳統中國有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問題嗎？合久必分就必然會出現王綱解紐、法統掃地、藩鎮跋扈的老現象。這一現象發生在近現代中國，就是所謂‘軍閥橫行’了。
我們要知道，一個正常運做的國家，不論帝製或民治，總得有個維持社會安定的法統。老實說，當代中國所謂‘轉型運動’，也可說是從一個老的、不合理的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轉’到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比較合理的新法統。
秦始皇以後，兩千年來，在傳統中國裏，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是什麽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語錄裏明確記載過的老話，那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從共產黨鬧革命，鬧出來的經驗之談。隻是下麵還有一句：‘中央服從個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說出口罷了。其實這十八個字，便是我們兩千年來帝王專製製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頌的‘秦製度’(秦始皇所發明的製度)的精義之所在，這也就是維持舊中國安定的‘老製度’、‘老法統’。因此從現代政治轉型史的觀點來看問題，毛之傾心於這項老製度、老法統，就是所謂封建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