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民元約法’的政治經緯
現在言歸正傳，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後，北京政府由他二位來接班。他二人，一個是總統(黎)；一個是總理(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隻有依靠所謂‘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讀者如不憚煩，為明了他二人之間的所謂府院糾紛，我們還得把袁世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憲法問題稍事溫習一下，才能說得清楚。
原來在武昌起義之後，革命派試行組織共和政府時。他們本來決定以美國政府為藍本，採行‘總統製’。等到後來中山決定讓總統大位於袁時，為防止袁氏獨裁專製，黨人乃又決定放棄美國的總統製，改採法國式的‘責任內閣製’。因此以宋教仁為首的法製委員會，乃由宋氏執筆，於一夜之間草擬了一部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旋經參議院三讀通過，並由臨時大總統孫文於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頒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基本大法。這就是中國製憲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約法’。
當袁世凱接替中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這部‘民元約法’也是他就任總統的法律基礎。按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一種‘責任內閣製’，總統隻是個榮譽職位。可是這項革命黨人試圖限製袁氏獨裁的設計，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轉了。當時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袁的老友、國民黨的新黨員，和孫中山的小同鄉、新朋友──唐紹儀，曾認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隻做了兩個月責任內閣的閣魁就掛冠而去，繼任者就變成袁總統的鷹犬了。
迨民國的第一個國會在民國二年之初正式誕生，新成立的國民黨，在選舉中大勝，成了國會中的多數黨，年方三十三歲的多數黨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預備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約法’，來組織‘責任內閣’，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其後在‘宋案’的骨牌效應之下，孫袁雙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槍桿出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也就再無法統之可言了。
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後，袁當上了正式大總統，經過一番手腳，便廢除了那個實行‘內閣製’的‘民元約法’，而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頒布一套實行‘總統製’的‘新約法’了，故事複雜，事詳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贅了。
迨袁氏暴斃之後，南北統一，全國稱慶，南方的護國派乃聯絡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堅持恢復‘民元約法’和‘民二國會’為南北恢復統一的主要條件。所幸當時身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對新舊約法之選擇並無成見，蓋按‘新約法’主政，則直承袁世凱之衣缽，雖是段之所望，然改依‘舊約法’主政，實行‘責任內閣製’，亦正是現任內閣總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堅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廢除了袁氏的新約法，而改行舊的‘民元約法’了。
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
按‘民元約法’，北京政府原是實行‘內閣製’的，但是在黎段聯合當政時期，這個北京政府卻變成個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的非牛非馬的政府。這也就是當時北京政府之內，派係鬥爭底最大的亂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來按政黨政治之常規，實行內閣製的政府，理應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的黨魁，來組織所謂‘政黨內閣’。可嘆的是，這次恢復了權力的國會，原已殘破不堪，卻沒個多數黨可以組閣，更沒個可以代替段祺瑞來出任內閣總理的黨魁。
更可嘆的是，段祺瑞這位現成的閣魁，在國會內也沒個他自己的政黨。國會之內雖也有極少數，有心擁段以自重的小派係，甘心作為段的禦用鷹犬，但是這些自稱‘中和係’的小黨派擁段原屬借勢，影響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氣候，因此段要組閣，就非向其他黨派，尤其是人才濟濟的國民黨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約法，黎總統雖是個‘虛君’，但是按揮之不去的中國傳統，中國歷史上除漢獻帝和劉阿鬥之外，有幾個國家元首真是虛君呢？黎元洪這位開國元勛，又怎能甘心作漢獻帝和劉阿鬥呢？他不但自視是段的上級，那些擁有軍政實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護國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來和北洋係爭權。有了這些南方的實力派作後盾，他就更不是虛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這個封建傳統出身的老藩鎮，也沒有把自己上司真正當成虛君的習慣，他也認為黎元洪是他底上級，是應該享有若幹實權的大總統。因此段係人物中隻有個精明強幹、有現代頭腦，而自視過高的政客徐樹錚，真把‘民元約法’當成護身符，而敢於去黎的總統府替段總理背黑鍋，不時的頤指氣使一番。因此，他這位秘書長也就變成反段派底眾矢之的。黎大總統和黎係人物，非把他趕出國務院不可。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說的徐孫(洪伊)之爭的關鍵所在了。
總之，這個轉型期的北京政府，實在是個黎段共治的兩頭馬車。黎認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屬，組閣時閣員的遴選，他也是責無旁貸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孫洪伊，也就應運出任段內閣中炙手可熱的內務總長了。段雖視孫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樹錚更視之為眼中之刺，亦無可如何也。
現在言歸正傳，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後，北京政府由他二位來接班。他二人，一個是總統(黎)；一個是總理(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隻有依靠所謂‘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讀者如不憚煩，為明了他二人之間的所謂府院糾紛，我們還得把袁世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憲法問題稍事溫習一下，才能說得清楚。
原來在武昌起義之後，革命派試行組織共和政府時。他們本來決定以美國政府為藍本，採行‘總統製’。等到後來中山決定讓總統大位於袁時，為防止袁氏獨裁專製，黨人乃又決定放棄美國的總統製，改採法國式的‘責任內閣製’。因此以宋教仁為首的法製委員會，乃由宋氏執筆，於一夜之間草擬了一部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旋經參議院三讀通過，並由臨時大總統孫文於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頒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基本大法。這就是中國製憲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約法’。
當袁世凱接替中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這部‘民元約法’也是他就任總統的法律基礎。按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一種‘責任內閣製’，總統隻是個榮譽職位。可是這項革命黨人試圖限製袁氏獨裁的設計，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轉了。當時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袁的老友、國民黨的新黨員，和孫中山的小同鄉、新朋友──唐紹儀，曾認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隻做了兩個月責任內閣的閣魁就掛冠而去，繼任者就變成袁總統的鷹犬了。
迨民國的第一個國會在民國二年之初正式誕生，新成立的國民黨，在選舉中大勝，成了國會中的多數黨，年方三十三歲的多數黨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預備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約法’，來組織‘責任內閣’，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其後在‘宋案’的骨牌效應之下，孫袁雙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槍桿出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也就再無法統之可言了。
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後，袁當上了正式大總統，經過一番手腳，便廢除了那個實行‘內閣製’的‘民元約法’，而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頒布一套實行‘總統製’的‘新約法’了，故事複雜，事詳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贅了。
迨袁氏暴斃之後，南北統一，全國稱慶，南方的護國派乃聯絡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堅持恢復‘民元約法’和‘民二國會’為南北恢復統一的主要條件。所幸當時身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對新舊約法之選擇並無成見，蓋按‘新約法’主政，則直承袁世凱之衣缽，雖是段之所望，然改依‘舊約法’主政，實行‘責任內閣製’，亦正是現任內閣總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堅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廢除了袁氏的新約法，而改行舊的‘民元約法’了。
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
按‘民元約法’，北京政府原是實行‘內閣製’的，但是在黎段聯合當政時期，這個北京政府卻變成個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的非牛非馬的政府。這也就是當時北京政府之內，派係鬥爭底最大的亂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來按政黨政治之常規，實行內閣製的政府，理應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的黨魁，來組織所謂‘政黨內閣’。可嘆的是，這次恢復了權力的國會，原已殘破不堪，卻沒個多數黨可以組閣，更沒個可以代替段祺瑞來出任內閣總理的黨魁。
更可嘆的是，段祺瑞這位現成的閣魁，在國會內也沒個他自己的政黨。國會之內雖也有極少數，有心擁段以自重的小派係，甘心作為段的禦用鷹犬，但是這些自稱‘中和係’的小黨派擁段原屬借勢，影響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氣候，因此段要組閣，就非向其他黨派，尤其是人才濟濟的國民黨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約法，黎總統雖是個‘虛君’，但是按揮之不去的中國傳統，中國歷史上除漢獻帝和劉阿鬥之外，有幾個國家元首真是虛君呢？黎元洪這位開國元勛，又怎能甘心作漢獻帝和劉阿鬥呢？他不但自視是段的上級，那些擁有軍政實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護國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來和北洋係爭權。有了這些南方的實力派作後盾，他就更不是虛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這個封建傳統出身的老藩鎮，也沒有把自己上司真正當成虛君的習慣，他也認為黎元洪是他底上級，是應該享有若幹實權的大總統。因此段係人物中隻有個精明強幹、有現代頭腦，而自視過高的政客徐樹錚，真把‘民元約法’當成護身符，而敢於去黎的總統府替段總理背黑鍋，不時的頤指氣使一番。因此，他這位秘書長也就變成反段派底眾矢之的。黎大總統和黎係人物，非把他趕出國務院不可。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說的徐孫(洪伊)之爭的關鍵所在了。
總之，這個轉型期的北京政府，實在是個黎段共治的兩頭馬車。黎認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屬，組閣時閣員的遴選，他也是責無旁貸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孫洪伊，也就應運出任段內閣中炙手可熱的內務總長了。段雖視孫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樹錚更視之為眼中之刺，亦無可如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