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知道，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來看，它有兩個重大事項，有待解決：
第一，是現代式的‘轉型問題’，轉個什麽型呢？曰，從帝王獨裁專製的製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轉’向議會政治的共和製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們原不要轉型，而終於發生了這個轉型運動，實在是西風東漸，受了強大的以夷變夏的外在原因影響的結果，但是要完成這項轉型，根據世界歷史的紀錄，和中國秦漢變法之第一次轉型的經驗，我們認為至少需時兩百年以上才能圓滿完成。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還停滯在轉型的‘初期’。這時能維持古老中國安定的專製式的老製度已被徹底破壞，能夠維持共和中國安定的、製衡式的新製度還沒有實驗出來。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個維持安定的製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了。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製度轉型的問題，也是我們所常說的所謂‘歷史三峽’的問題。航行在這個歷史三峽之中，我們的船隊，到今天的老江時代，還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轉，何況當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則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結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國初年，也算是時機巧合，正碰上了一個傳統式的‘改朝換代’的問題也正待解決。因此新舊問題攪在一起，政治社會的病情就更為複雜，更難對症下藥了。改朝換代的老問題是什麽回事呢？最簡單明了、最通俗的歷史哲學便是‘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製度’，我們這個打破世界政治史紀錄的‘秦製度’，其興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隻能維持兩百年就要來個‘改朝換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此時老朝廷腐爛到底，氣數已盡。縱使沒個現代的革命黨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動的改朝換代了。
洋人研究中國歷史，像已故費正清先生的‘劍橋學派’，就把這個現象叫做‘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咱們自己則叫做‘改朝換代’。改朝換代的程序，便是羅貫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羅貫中有興趣的‘三國時代’(二二○─二八○)，這一分合程序，長至六十一年，下一個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時代’，則由於外族入侵、五胡亂華，發生了比較複雜的‘以華變夷’的同化過程，這一分合程序竟延長了兩百七十餘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能是由於內外在情勢都比較單純，所以隻‘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復統一了。
至於這最近的一次，讀者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見的‘分合’過程，若從袁世凱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為止，這段中國歷史上，最近的分合過程，雖然是文化轉型和朝代更迭，兩病齊發，患者更覺痛苦，但是為時也隻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較短的一次了。當然，海峽兩岸，時至今日，也還在‘分’裂狀態之下。若談真正的‘合’而為一，恐怕還有一段時間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亂用西藥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是從治世退化到亂世，而分久必合則是撥亂反正；再從亂世恢復到治世。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或洋觀察家所說的‘朝代循環’，它是從一個崩潰了的帝王專製。經過一番換湯不換藥的‘分合程序’，再迴轉到另外一個相同的帝王專製，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從頭來過。新朝的一切設施，都有‘前朝’的藍本可循，新舊兩朝之間的循環程序像三國前後，從西漢換成東晉。南北朝前後，由東晉換成隋唐。在五代十國前後，從唐朝換到宋朝。各朝懲前毖後，稍加改進，依樣畫葫蘆，這葫蘆，就容易畫了。因此一些流氓、無賴，利用農民起義，打平天下做起開國之君來，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樣，不離大譜，照樣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發生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或朝代循環了。它是立國基本製度的轉型，是一個‘改朝換製’的運動。我們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帝王專製的傳統‘轉’到一個現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上來。這個一轉百轉的、現代化、改朝換製的轉型運動就千頭萬緒了。
因此，按照中國改朝換代的老規矩來說，毛澤東當國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應該和兩漢、唐宋明清的開國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這個‘開國之君’卻把他的新朝代的開國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無法無天的爛時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傳統的開國之君，醫國醫民，隻要按老藥方，醫一種病。而老毛之所要醫者，則在傳統的改朝換代的老毛病之外，還要加醫一個一時並發的現代愛滋病，他這個訓練不足的傳統庸醫，和亂用西藥的農村赤腳醫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強不知以為知的，藥石亂投了。我們中華民族這個癆病鬼，沒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第一，是現代式的‘轉型問題’，轉個什麽型呢？曰，從帝王獨裁專製的製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轉’向議會政治的共和製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們原不要轉型，而終於發生了這個轉型運動，實在是西風東漸，受了強大的以夷變夏的外在原因影響的結果，但是要完成這項轉型，根據世界歷史的紀錄，和中國秦漢變法之第一次轉型的經驗，我們認為至少需時兩百年以上才能圓滿完成。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還停滯在轉型的‘初期’。這時能維持古老中國安定的專製式的老製度已被徹底破壞，能夠維持共和中國安定的、製衡式的新製度還沒有實驗出來。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個維持安定的製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了。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製度轉型的問題，也是我們所常說的所謂‘歷史三峽’的問題。航行在這個歷史三峽之中，我們的船隊，到今天的老江時代，還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轉，何況當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則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結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國初年，也算是時機巧合，正碰上了一個傳統式的‘改朝換代’的問題也正待解決。因此新舊問題攪在一起，政治社會的病情就更為複雜，更難對症下藥了。改朝換代的老問題是什麽回事呢？最簡單明了、最通俗的歷史哲學便是‘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製度’，我們這個打破世界政治史紀錄的‘秦製度’，其興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隻能維持兩百年就要來個‘改朝換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此時老朝廷腐爛到底，氣數已盡。縱使沒個現代的革命黨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動的改朝換代了。
洋人研究中國歷史，像已故費正清先生的‘劍橋學派’，就把這個現象叫做‘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咱們自己則叫做‘改朝換代’。改朝換代的程序，便是羅貫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羅貫中有興趣的‘三國時代’(二二○─二八○)，這一分合程序，長至六十一年，下一個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時代’，則由於外族入侵、五胡亂華，發生了比較複雜的‘以華變夷’的同化過程，這一分合程序竟延長了兩百七十餘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能是由於內外在情勢都比較單純，所以隻‘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復統一了。
至於這最近的一次，讀者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見的‘分合’過程，若從袁世凱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為止，這段中國歷史上，最近的分合過程，雖然是文化轉型和朝代更迭，兩病齊發，患者更覺痛苦，但是為時也隻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較短的一次了。當然，海峽兩岸，時至今日，也還在‘分’裂狀態之下。若談真正的‘合’而為一，恐怕還有一段時間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亂用西藥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是從治世退化到亂世，而分久必合則是撥亂反正；再從亂世恢復到治世。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或洋觀察家所說的‘朝代循環’，它是從一個崩潰了的帝王專製。經過一番換湯不換藥的‘分合程序’，再迴轉到另外一個相同的帝王專製，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從頭來過。新朝的一切設施，都有‘前朝’的藍本可循，新舊兩朝之間的循環程序像三國前後，從西漢換成東晉。南北朝前後，由東晉換成隋唐。在五代十國前後，從唐朝換到宋朝。各朝懲前毖後，稍加改進，依樣畫葫蘆，這葫蘆，就容易畫了。因此一些流氓、無賴，利用農民起義，打平天下做起開國之君來，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樣，不離大譜，照樣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發生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或朝代循環了。它是立國基本製度的轉型，是一個‘改朝換製’的運動。我們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帝王專製的傳統‘轉’到一個現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上來。這個一轉百轉的、現代化、改朝換製的轉型運動就千頭萬緒了。
因此，按照中國改朝換代的老規矩來說，毛澤東當國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應該和兩漢、唐宋明清的開國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這個‘開國之君’卻把他的新朝代的開國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無法無天的爛時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傳統的開國之君，醫國醫民，隻要按老藥方，醫一種病。而老毛之所要醫者，則在傳統的改朝換代的老毛病之外，還要加醫一個一時並發的現代愛滋病，他這個訓練不足的傳統庸醫，和亂用西藥的農村赤腳醫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強不知以為知的，藥石亂投了。我們中華民族這個癆病鬼，沒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