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現勢，源於黎段
以上諸節所述，筆者在拙著‘袁氏當國’前卷，曾作過更詳細之縷述。本篇隻是溫故知新，將前篇通史簡化而本末之而已。蓋通史卷帙浩繁，讀者一氣嗬成，從頭讀起者，實為數極少。其他半途插隊，抽卷而閱覽之，蓋是現代化忙碌社會之一般習慣。試問當今史學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幾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馬溫公的名著，從頭細讀一過哉？不能從頭讀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閱之，如此則通史作者於關鍵章節，編其本末，而酌量重敘之，庶免中途插隊的讀者對書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蘊而有一頭霧水不知所雲之感也。
話說從頭，袁氏斷氣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員，曾一致叫囂，企圖對段祺瑞黃袍加身，作集體之推戴。而段氏則堅決謝絕，並力舉黎元洪繼承大統。關於段氏此時之謙遜，一般民國史大家，類多以譏刺語調出之。認為段之擁黎，是迫於環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為，才有後來的黎段之鬥、府院之爭，貽禍無窮。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雞不著蝕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隻是他二人府院互鬥，禍延國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尋根究柢，則黎段之爭，才是今日兩岸對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試看他二人繼袁未及數月，便勢成水火。在所謂‘府院之爭’中，各擁黨羽，互不相讓。鬥得你死我活，終於惹起溥儀復辟，民國中斷。最後釀成孫中山開府廣州，護法反段，弄出一國兩府，國家從此分裂，再未複合。骨牌效應，直至於今日，仍然兩岸對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貽禍至今未已也。
上述這項研究軍閥史的傳統結論，誰曰不然。這結論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會科學治史，如果把側重人事糾紛的微觀史學，看成歷史的本體，就有違於社會科學的法則了。因為歷史還有其宏觀的一麵。古語說：‘形勢比人強。’局於某種歷史形勢，雖齊天大聖，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糾紛，誤為歷史的全部，那就是‘軍閥史話’、‘三國演義’的史學了。
我們在歷史三峽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盡他們底渾身解數之後，還得攀登巫山之巔，俯首觀察江流大勢，看看他們的王浚樓船，是怎樣通過三峽，駛出益州的？讀者如不憚煩，當於下篇謬作導遊，與同遊諸士女再細論之。
二○○一年五月二日於北美洲
皖係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上)
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鬥得你死我活之後，終於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二○○一年)，還無法複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麽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麽他二人鬥爭後遺症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隻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於他們鬥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
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底帝製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底國共兩黨的後輩，在後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啊。試看‘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前後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鬥爭，和‘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時的帝後兩黨，他們之間的鬥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
再看後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
再看自稱最為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早期的所謂路線鬥爭，毋煩細說。其後他們當權者之間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不露骨的毛周之爭，乖乖，那還了得，老段老黎這兩個‘老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他們這些‘小黨閥’相比，豈不是小兒科哉？
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二十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醜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
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隻顧醜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醜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歷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齣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製度來呢！其間鬧革命、鬧復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醜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擔不重，我們隻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醜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醜陋了。這是個製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裏？
近現代中國的兩大根本問題
以上諸節所述，筆者在拙著‘袁氏當國’前卷，曾作過更詳細之縷述。本篇隻是溫故知新，將前篇通史簡化而本末之而已。蓋通史卷帙浩繁，讀者一氣嗬成，從頭讀起者，實為數極少。其他半途插隊，抽卷而閱覽之，蓋是現代化忙碌社會之一般習慣。試問當今史學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幾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馬溫公的名著，從頭細讀一過哉？不能從頭讀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閱之，如此則通史作者於關鍵章節，編其本末，而酌量重敘之，庶免中途插隊的讀者對書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蘊而有一頭霧水不知所雲之感也。
話說從頭，袁氏斷氣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員，曾一致叫囂，企圖對段祺瑞黃袍加身，作集體之推戴。而段氏則堅決謝絕，並力舉黎元洪繼承大統。關於段氏此時之謙遜，一般民國史大家，類多以譏刺語調出之。認為段之擁黎，是迫於環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為，才有後來的黎段之鬥、府院之爭，貽禍無窮。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雞不著蝕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隻是他二人府院互鬥，禍延國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尋根究柢，則黎段之爭，才是今日兩岸對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試看他二人繼袁未及數月，便勢成水火。在所謂‘府院之爭’中，各擁黨羽，互不相讓。鬥得你死我活，終於惹起溥儀復辟，民國中斷。最後釀成孫中山開府廣州，護法反段，弄出一國兩府，國家從此分裂，再未複合。骨牌效應，直至於今日，仍然兩岸對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貽禍至今未已也。
上述這項研究軍閥史的傳統結論，誰曰不然。這結論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會科學治史，如果把側重人事糾紛的微觀史學，看成歷史的本體，就有違於社會科學的法則了。因為歷史還有其宏觀的一麵。古語說：‘形勢比人強。’局於某種歷史形勢，雖齊天大聖，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糾紛，誤為歷史的全部，那就是‘軍閥史話’、‘三國演義’的史學了。
我們在歷史三峽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盡他們底渾身解數之後，還得攀登巫山之巔，俯首觀察江流大勢，看看他們的王浚樓船，是怎樣通過三峽，駛出益州的？讀者如不憚煩，當於下篇謬作導遊，與同遊諸士女再細論之。
二○○一年五月二日於北美洲
皖係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上)
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鬥得你死我活之後，終於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二○○一年)，還無法複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麽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麽他二人鬥爭後遺症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隻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於他們鬥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
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底帝製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底國共兩黨的後輩，在後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啊。試看‘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前後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鬥爭，和‘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時的帝後兩黨，他們之間的鬥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
再看後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
再看自稱最為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早期的所謂路線鬥爭，毋煩細說。其後他們當權者之間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不露骨的毛周之爭，乖乖，那還了得，老段老黎這兩個‘老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他們這些‘小黨閥’相比，豈不是小兒科哉？
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二十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醜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
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隻顧醜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醜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歷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齣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製度來呢！其間鬧革命、鬧復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醜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擔不重，我們隻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醜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醜陋了。這是個製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裏？
近現代中國的兩大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