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是安徽合肥人。比孫中山大一歲，比蔣介石大二十二歲；比毛澤東大二十八歲。在段的當權時代，人多尊稱之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鴻章之被稱為李合肥也。合肥市現在是安徽省會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隻是個大縣，可能也是中國最大，或次大的一個縣，其區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還包括今日的肥東、肥西，和長豐三個縣。
合肥也是清末內戰時，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的老家。鄉人好武，淮軍的士兵和高級將領，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個農民出身的，最後官至記名總兵(師長銜)的淮軍戰將。段祺瑞的父親段從文，也還是個農民，可是當段祺瑞出生時，段家已成為官宦之家，他就是個小衙內了。在家鄉啟蒙讀書之後，年方七歲，就被當時駐防江蘇宿遷的祖父段統領，接往宿遷上學。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導之下，祺瑞又認真的讀了八年的私塾。使他對儒家的典籍，打下個很紮實的根基。段後來可寫出很可一讀的舊體詩文。其後在民國政壇上，像曹錕、張作霖、馮玉祥、張宗昌等人，都無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歲時，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雙亡。因此他底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復返了。在太平軍和撚軍亂後，準軍的薪餉是極其微薄的，段氏家無恆產，而有寡婦孤兒，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養家和自給，他隻有回營當兵，這也是對一個有誌青年的磨鍊吧。
當段氏年已雙十，在舊製淮軍裏，正是四顧茫茫之時，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改革軍製，在外國顧問戈登和漢納根等洋將的設計之下，忽然於一八八四年在天津創辦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備學堂’(亦名‘天津武備學堂’)，在舊製的淮軍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為軍校學員。這是近代中國，軍製轉型期中的第一所現代化的陸軍軍官學校，段祺瑞報名參加考試，竟以第一名的榮銜，考進了這所陸軍官校。這時正是所謂‘同治中興’的高潮期。這所現代化的中國軍校，辦得十分認真。三年的基本軍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樣的有誌青年，教育成一批紮紮實實的現代軍人。
軍校畢業之後，經過一番實習，段祺瑞又於一八八八年被遴選前往德國留學，入德國軍校深造。其後再被派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魯伯’(krupp)兵工廠見習，學習使用和維修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當段氏二十五歲，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他就成為當時落後的中國鳳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現代化青年軍人了。
這一計德式的軍事教育，對段祺瑞後來的為人、從政、練兵、帶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據說他以後偶爾生病，要服食西藥時，他首先要問明，是否是‘德國製造’？連小小的阿士匹靈，他都堅持非德製不服雲。近現代中國崇德的最高領導人，非段一人也。後來的蔣介石、毛澤東都害有崇德癖。蔣氏當政後，他治軍組黨，都以德意誌為理想模式。毛澤東也最看重普魯士，並且說過：‘如果中國是德意誌，湖南就是普魯士。’德國人的好處是苦幹、誠實、愛國、重規矩、守紀律、做事有效率，歐洲大陸，無與倫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長必有其短。德國人為人處世，過社會生活，往往也就獨斷專行，對‘絕對主義’(abos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們的‘老蔣總總’和‘毛故主席’，都是如此呢。成也由它，敗也由它。我們的‘段老執政’，也是如此也。沒啥稀奇吧，此是後話。
可是在段氏從德國回國之時，卻懷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時間，始學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們還得回頭翻翻‘導論篇’，簡單的說個所以然。
陸軍轉型，晚於海軍
筆者在拙作前篇‘晚清七十年’裏，曾不厭其詳的討論過我國海軍現代化轉型的故事。因為‘堅船利炮’，原是林則徐時代搞‘師夷之長技以製度夷’的第一個目標，(也可說是近現代中國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興’時代，中興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鴻章，曾停辦舊有的‘水師’，而集中全力去發展現代化的新海軍。在導論篇裏，筆者曾一再提到，他們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居然從無到有的，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強大的一支現代海軍(其實力竟然超過當時英國的‘遠東艦隊’)。不幸的是，這朵鮮花，卻插在狗屎裏。那個顢頇、腐敗、落伍、無能的滿清大朝廷，卻不能與這個一枝獨秀的新海軍相配合，結果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使數十年搞堅船利炮的洋務(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盡棄。
在光緒初年，李鴻章對陸軍現代化，也並沒有忽視呢。上節所敘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備學堂’，便是近現代中國陸軍轉型的開始。隻是它略晚於海軍罷了。其原因，第一是，當時中國人所最羨慕的原是洋人橫行世界的‘鐵甲’。對陸軍他們倒還有若幹自信，不急於改革。第二便是，驕傲而又有實戰經驗的湘淮兩軍的將領，既藐視，又嫉妒新陸軍的建設。這一強大的內在阻力，縱是李鴻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陸軍的轉型運動，就略晚於海軍了。
合肥也是清末內戰時，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的老家。鄉人好武，淮軍的士兵和高級將領，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個農民出身的，最後官至記名總兵(師長銜)的淮軍戰將。段祺瑞的父親段從文，也還是個農民，可是當段祺瑞出生時，段家已成為官宦之家，他就是個小衙內了。在家鄉啟蒙讀書之後，年方七歲，就被當時駐防江蘇宿遷的祖父段統領，接往宿遷上學。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導之下，祺瑞又認真的讀了八年的私塾。使他對儒家的典籍，打下個很紮實的根基。段後來可寫出很可一讀的舊體詩文。其後在民國政壇上，像曹錕、張作霖、馮玉祥、張宗昌等人，都無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歲時，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雙亡。因此他底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復返了。在太平軍和撚軍亂後，準軍的薪餉是極其微薄的，段氏家無恆產，而有寡婦孤兒，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養家和自給，他隻有回營當兵，這也是對一個有誌青年的磨鍊吧。
當段氏年已雙十，在舊製淮軍裏，正是四顧茫茫之時，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改革軍製，在外國顧問戈登和漢納根等洋將的設計之下，忽然於一八八四年在天津創辦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備學堂’(亦名‘天津武備學堂’)，在舊製的淮軍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為軍校學員。這是近代中國，軍製轉型期中的第一所現代化的陸軍軍官學校，段祺瑞報名參加考試，竟以第一名的榮銜，考進了這所陸軍官校。這時正是所謂‘同治中興’的高潮期。這所現代化的中國軍校，辦得十分認真。三年的基本軍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樣的有誌青年，教育成一批紮紮實實的現代軍人。
軍校畢業之後，經過一番實習，段祺瑞又於一八八八年被遴選前往德國留學，入德國軍校深造。其後再被派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魯伯’(krupp)兵工廠見習，學習使用和維修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當段氏二十五歲，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他就成為當時落後的中國鳳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現代化青年軍人了。
這一計德式的軍事教育，對段祺瑞後來的為人、從政、練兵、帶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據說他以後偶爾生病，要服食西藥時，他首先要問明，是否是‘德國製造’？連小小的阿士匹靈，他都堅持非德製不服雲。近現代中國崇德的最高領導人，非段一人也。後來的蔣介石、毛澤東都害有崇德癖。蔣氏當政後，他治軍組黨，都以德意誌為理想模式。毛澤東也最看重普魯士，並且說過：‘如果中國是德意誌，湖南就是普魯士。’德國人的好處是苦幹、誠實、愛國、重規矩、守紀律、做事有效率，歐洲大陸，無與倫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長必有其短。德國人為人處世，過社會生活，往往也就獨斷專行，對‘絕對主義’(abos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們的‘老蔣總總’和‘毛故主席’，都是如此呢。成也由它，敗也由它。我們的‘段老執政’，也是如此也。沒啥稀奇吧，此是後話。
可是在段氏從德國回國之時，卻懷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時間，始學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們還得回頭翻翻‘導論篇’，簡單的說個所以然。
陸軍轉型，晚於海軍
筆者在拙作前篇‘晚清七十年’裏，曾不厭其詳的討論過我國海軍現代化轉型的故事。因為‘堅船利炮’，原是林則徐時代搞‘師夷之長技以製度夷’的第一個目標，(也可說是近現代中國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興’時代，中興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鴻章，曾停辦舊有的‘水師’，而集中全力去發展現代化的新海軍。在導論篇裏，筆者曾一再提到，他們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居然從無到有的，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強大的一支現代海軍(其實力竟然超過當時英國的‘遠東艦隊’)。不幸的是，這朵鮮花，卻插在狗屎裏。那個顢頇、腐敗、落伍、無能的滿清大朝廷，卻不能與這個一枝獨秀的新海軍相配合，結果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使數十年搞堅船利炮的洋務(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盡棄。
在光緒初年，李鴻章對陸軍現代化，也並沒有忽視呢。上節所敘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備學堂’，便是近現代中國陸軍轉型的開始。隻是它略晚於海軍罷了。其原因，第一是，當時中國人所最羨慕的原是洋人橫行世界的‘鐵甲’。對陸軍他們倒還有若幹自信，不急於改革。第二便是，驕傲而又有實戰經驗的湘淮兩軍的將領，既藐視，又嫉妒新陸軍的建設。這一強大的內在阻力，縱是李鴻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陸軍的轉型運動，就略晚於海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