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諸呂之亂時，顧命諸大臣，咬定了一個‘非劉不王’的原則，並聲明‘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試問當時諸大臣對劉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有遠見的政治家也。他們為的是奠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為萬民造福也。我國古代本有所謂‘傳賢’、‘傳子’的兩個傳統。但是他們知道傳賢，牛皮而已。傳子才是個‘可行的製度’，可以加以不斷的改進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的隻有個羅馬帝國了。羅馬帝國就是在這方麵敗下陣去的。羅馬帝國晚年出了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掉。朋友，將貨比貨，你能說我們中華帝國所行的不是個‘較好的製度’？
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據。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於未然，化之於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後，大帝國裏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區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裏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十六七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幹隆的中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十九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製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製尚未奠立，舊製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隻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像毛澤東)，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關於毛主席的成敗與功過，到時再說。袁所留下的後遺症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並沒有什麽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新興的製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製度則可毀之於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麽個初生之犢。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麽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膽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歷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幹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於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複印一份，寄呈紹唐兄裁正。如尚能不汙篇幅，則復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於方家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於北美洲)
【附錄】漢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原載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日的重慶版‘中央日報。掃蕩報’‘學海副刊’(一)漢製中的民治精神
一般說來，總以為我國在君主時代，便完全為君主專製一般大權都操諸君主一人。國政之良窳全視君主一人之賢愚以為斷，人民無絲毫治權然歷觀我國史實則殊有不盡然者。
我國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戰國時代的孟子便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居統治階級的趙威後亦說：‘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為本位。至二千年來的專製時代，雖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狀態下的君主，總不敢過分專製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國家’的統治觀念，在中國二千年來的專製君主，並未被過分濫用。一般君主治國均能正常地保持著製度精神，且我國歷來的政治製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試一觀漢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我國有獨立機構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統一海內，大規模地廢封建置郡縣後始正式確立。然嬴秦祚短，規模粗具遂遭覆滅，而漢人承之，截長補短，地方政治之規模乃大備焉。
漢人既奠定了實兩級的地方政治製度，流變至今日的中國地方政治製度，猶未脫其範疇。故漢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稱為中國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一仔細研究漢代政治製度，便可知不特其創製立法之美與夫用意之深長，至今日猶有其獨特之價值而漢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為特色。較之二十世紀最新的民主製度猶未多讓焉。(二)郡縣鄉亭裏的地方五級製
漢代之地方政治為實兩級製。地方之政治單位為縣；而縣內最小之社會細胞為‘裏’──人民聚居之村落也。十裏曰‘亭’，亭有長。凡民年五十六以上無役歸田裏者，斯可為亭長；是時一亭內人民之領袖也。故亭之製實為漢代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辦公處設有亭卒二人，其一專司亭辦公處內之雜事，如司管鑰啟閉門戶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維持治安緝捕盜賊者，曰‘求盜’。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製也。亭長有權，可持‘三尺板’(委任狀)捕盜。亭內設有‘五兵’，由亭長於農暇時課人民習武事。亭內附設有‘公舍’。凡政府官員過境之徭役等事，由亭長理之，與人民無涉。此在交通不便的專製時代，實為必需。故亭之製度實為漢代地方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負有維持一亭社會福利之實際責任。
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據。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於未然，化之於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後，大帝國裏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區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裏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十六七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幹隆的中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十九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製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製尚未奠立，舊製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隻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像毛澤東)，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關於毛主席的成敗與功過，到時再說。袁所留下的後遺症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並沒有什麽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新興的製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製度則可毀之於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麽個初生之犢。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麽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膽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歷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幹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於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複印一份，寄呈紹唐兄裁正。如尚能不汙篇幅，則復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於方家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於北美洲)
【附錄】漢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原載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日的重慶版‘中央日報。掃蕩報’‘學海副刊’(一)漢製中的民治精神
一般說來，總以為我國在君主時代，便完全為君主專製一般大權都操諸君主一人。國政之良窳全視君主一人之賢愚以為斷，人民無絲毫治權然歷觀我國史實則殊有不盡然者。
我國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戰國時代的孟子便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居統治階級的趙威後亦說：‘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為本位。至二千年來的專製時代，雖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狀態下的君主，總不敢過分專製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國家’的統治觀念，在中國二千年來的專製君主，並未被過分濫用。一般君主治國均能正常地保持著製度精神，且我國歷來的政治製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試一觀漢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我國有獨立機構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統一海內，大規模地廢封建置郡縣後始正式確立。然嬴秦祚短，規模粗具遂遭覆滅，而漢人承之，截長補短，地方政治之規模乃大備焉。
漢人既奠定了實兩級的地方政治製度，流變至今日的中國地方政治製度，猶未脫其範疇。故漢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稱為中國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一仔細研究漢代政治製度，便可知不特其創製立法之美與夫用意之深長，至今日猶有其獨特之價值而漢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為特色。較之二十世紀最新的民主製度猶未多讓焉。(二)郡縣鄉亭裏的地方五級製
漢代之地方政治為實兩級製。地方之政治單位為縣；而縣內最小之社會細胞為‘裏’──人民聚居之村落也。十裏曰‘亭’，亭有長。凡民年五十六以上無役歸田裏者，斯可為亭長；是時一亭內人民之領袖也。故亭之製實為漢代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辦公處設有亭卒二人，其一專司亭辦公處內之雜事，如司管鑰啟閉門戶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維持治安緝捕盜賊者，曰‘求盜’。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製也。亭長有權，可持‘三尺板’(委任狀)捕盜。亭內設有‘五兵’，由亭長於農暇時課人民習武事。亭內附設有‘公舍’。凡政府官員過境之徭役等事，由亭長理之，與人民無涉。此在交通不便的專製時代，實為必需。故亭之製度實為漢代地方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負有維持一亭社會福利之實際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