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大陸上一般五十以上的人，都還在老的醬缸中掙紮，形勢比人強，亦不得已也。我們隻有耐性等著吧。生在文化邊緣和疆土邊緣的小政客們，動不動就不要做‘中國人’。我甚至有一些個人感情極好的‘本省藉’朋友們告訴我：當年從大陸遷往台灣的移民，全是男性。清政府不許女人過海，所以他們底祖先討的妻子，全是原住民，所以他們早就和大陸上的漢人不是一族了，‘不信’：他說，‘您摸摸我們的皮膚就是不一樣’，所以台灣應該獨立。其實漢民族(孫中山把它早就改名叫‘中華民族’)，原是個多民族的大熔爐(multi-racial melting pot)，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精通蠻文的李太白，就不是個，事實並不存在的‘純漢族’。在近現代史上敢於頂撞毛澤東的大‘脊樑’梁漱溟先生，就是個蒙族。孫中山先生早年也做了美國人，拿了美國護照，最後還不是做了國民黨的總理、中華民國的國父。阿扁兄，搞政治為什麽不搞大一點？在個小島上走鋼索，最後來做個殉島烈士，智者不取也。
是誰搞垮了袁世凱
現在讓我們言歸正傳，再翻翻歷史，回頭看看袁世凱：袁氏在民國二年，鎮壓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國民黨的三藩之後，是何等聲勢？趁此聲勢，他就應該虛懷若穀，好好的為國為民，做點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圖，卻要起邪心，做皇帝。結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鋼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試問老袁為何失敗，而失敗得那麽慘？他是被風流小將蔡鍔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凱就因一念之差，而為全民所棄也。悲夫。
我們要知道，袁世凱在稱帝之前，中華民國原是個統一的國家啊。中央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啊。袁大總統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聲望，是遠在孫前總統之上至少不在當時的中山之下。連蔡鍔將軍當時對所謂‘黨人’也頗感不耐。筆者在前篇中就提過，二次革命期間，蔡鍔(時為雲南都督)就曾發過擁護中央、痛詆李烈鈞造反的通電。當時又有誰能夠逆料，三年之後，蔡、李二人又聯袂率領護國一、二兩軍，北伐討袁。這又是誰之過呢？千不是，萬不是的是袁世凱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兒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來。這一失足，他自已遺臭萬年不打緊，卻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幾乎也被拖到萬劫不復的絕境。這純粹是個歷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凱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來的嘛，是啥鳥‘歷史的必然’呢？邱吉爾在打了二次大戰之後，痛定思痛，就曾在他底二次大戰回憶錄裏麵，舉出過好些例證，來說明‘偶然’怎樣改變了歷史的方向。
宏觀有其必然；微觀難免反覆
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裏曾反覆地解說過，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製向民治轉型，眾星拱北，萬水東流，這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大趨勢，是個歷史的‘必然’。今後兩千年，至少是今後五百年的中國是個‘民治’的中國，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扭轉的。
可是，從微觀的史學法則來觀察，則這條通向太平之洋的長江大河，每個階段都是反覆無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製’(袁世凱語)；‘選舉我是絕對不相信的’(毛澤東語)；‘民主專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胡錦濤語)；…‥還有舉不盡的語錄，和不夠資格叫語錄的語錄呢。但是這些‘反覆無常’、‘捉摸不定’的小階段現象，卻改變不了‘萬水東流’，或‘權力滑坡、獨裁專製、逐代遞減’的大趨勢。看不清這一‘歷史的客觀實在’的政客，必然就會在時代的潮流上落伍，終於被歷史鬥垮、鬥臭。袁世凱的悲劇，就是他的時代背景，和知識條件，使他無法看清這個大潮流的總方向，而誤走回頭路的結果。
吾人在世紀之末觀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巔，俯視三峽之中千帆齊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蔣總統、毛主席、鄧上皇、胡總書記耀邦、趙總書記紫陽、江總書記澤民、李總統登輝，乃至最近以香檳澆頭的小馬哥，強顏歡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亂成一片，千裏江陵一漩渦，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麵對削壁險灘，波翻浪滾，生命交關，何由得見呢？他們自己並不清楚的故事，搞歷史的人卻不能忽略。一個一個的慢慢來交代，現在還是先談談袁皇帝的後遺症：
從較好製度、可行製度到破產製度
袁世凱在身敗名裂、憂憤暴卒之後，他身後留下的爛攤子，無人能夠收拾，其後遺症至今未了，我全族可就跟著吃苦了。
筆者不學，曾在不同的拙著裏，一再說過。我們那個有兩千年歷史的帝國文官製，不是個‘最好的製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與它同時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卻是個‘較好的製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個‘可行的製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長至兩千年之久，而沒有消滅。
這個可行的製度，可行在何處呢？再三言兩語交代一下。我國自秦皇漢武以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為用，使我們的‘政治社會結構’(socio political structure)走進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最大的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長期穩定的問題。而長期穩定的關鍵則繫於中央政府的接班製，也就是繼承製。解決這個問題，智慧加機運，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帝王傳子製’(注意不傳女)，它能夠一傳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紕漏。這是在歷史上打破金氏紀錄的政治製度，為其他任何文化所無也。
是誰搞垮了袁世凱
現在讓我們言歸正傳，再翻翻歷史，回頭看看袁世凱：袁氏在民國二年，鎮壓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國民黨的三藩之後，是何等聲勢？趁此聲勢，他就應該虛懷若穀，好好的為國為民，做點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圖，卻要起邪心，做皇帝。結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鋼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試問老袁為何失敗，而失敗得那麽慘？他是被風流小將蔡鍔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凱就因一念之差，而為全民所棄也。悲夫。
我們要知道，袁世凱在稱帝之前，中華民國原是個統一的國家啊。中央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啊。袁大總統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聲望，是遠在孫前總統之上至少不在當時的中山之下。連蔡鍔將軍當時對所謂‘黨人’也頗感不耐。筆者在前篇中就提過，二次革命期間，蔡鍔(時為雲南都督)就曾發過擁護中央、痛詆李烈鈞造反的通電。當時又有誰能夠逆料，三年之後，蔡、李二人又聯袂率領護國一、二兩軍，北伐討袁。這又是誰之過呢？千不是，萬不是的是袁世凱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兒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來。這一失足，他自已遺臭萬年不打緊，卻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幾乎也被拖到萬劫不復的絕境。這純粹是個歷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凱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來的嘛，是啥鳥‘歷史的必然’呢？邱吉爾在打了二次大戰之後，痛定思痛，就曾在他底二次大戰回憶錄裏麵，舉出過好些例證，來說明‘偶然’怎樣改變了歷史的方向。
宏觀有其必然；微觀難免反覆
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裏曾反覆地解說過，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製向民治轉型，眾星拱北，萬水東流，這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大趨勢，是個歷史的‘必然’。今後兩千年，至少是今後五百年的中國是個‘民治’的中國，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扭轉的。
可是，從微觀的史學法則來觀察，則這條通向太平之洋的長江大河，每個階段都是反覆無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製’(袁世凱語)；‘選舉我是絕對不相信的’(毛澤東語)；‘民主專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胡錦濤語)；…‥還有舉不盡的語錄，和不夠資格叫語錄的語錄呢。但是這些‘反覆無常’、‘捉摸不定’的小階段現象，卻改變不了‘萬水東流’，或‘權力滑坡、獨裁專製、逐代遞減’的大趨勢。看不清這一‘歷史的客觀實在’的政客，必然就會在時代的潮流上落伍，終於被歷史鬥垮、鬥臭。袁世凱的悲劇，就是他的時代背景，和知識條件，使他無法看清這個大潮流的總方向，而誤走回頭路的結果。
吾人在世紀之末觀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巔，俯視三峽之中千帆齊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蔣總統、毛主席、鄧上皇、胡總書記耀邦、趙總書記紫陽、江總書記澤民、李總統登輝，乃至最近以香檳澆頭的小馬哥，強顏歡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亂成一片，千裏江陵一漩渦，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麵對削壁險灘，波翻浪滾，生命交關，何由得見呢？他們自己並不清楚的故事，搞歷史的人卻不能忽略。一個一個的慢慢來交代，現在還是先談談袁皇帝的後遺症：
從較好製度、可行製度到破產製度
袁世凱在身敗名裂、憂憤暴卒之後，他身後留下的爛攤子，無人能夠收拾，其後遺症至今未了，我全族可就跟著吃苦了。
筆者不學，曾在不同的拙著裏，一再說過。我們那個有兩千年歷史的帝國文官製，不是個‘最好的製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與它同時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卻是個‘較好的製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個‘可行的製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長至兩千年之久，而沒有消滅。
這個可行的製度，可行在何處呢？再三言兩語交代一下。我國自秦皇漢武以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為用，使我們的‘政治社會結構’(socio political structure)走進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最大的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長期穩定的問題。而長期穩定的關鍵則繫於中央政府的接班製，也就是繼承製。解決這個問題，智慧加機運，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帝王傳子製’(注意不傳女)，它能夠一傳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紕漏。這是在歷史上打破金氏紀錄的政治製度，為其他任何文化所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