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的發展自有其‘客觀實在’
其實哲學上的認識論原是一種玄學，在社會科學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類智慧的魔力。要解釋民初的歷史現象，我們還得從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入手。社會史學上有一種‘必然論’；辯證史觀裏叫做‘客觀實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適派的實驗主義者反對這項假設，甚至說客觀實在隻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她怎麽打扮，她就怎麽打扮，既不客觀，更不實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處有疑，我們倒想問問，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裏麵，有沒有個‘客觀實在’，存乎其間呢？在億萬華族同胞讀者之前，我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廣，簡直就是個萬流歸宗的東海大洋。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它正在不聲不響地等著我們那通過三峽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湧入它的懷抱，而天下太平，化險為夷呢……。這個大洋，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製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隻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隻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胡適不承認‘客觀實在’這個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於地下，他卻無法否定‘民冶時代’在將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必然性’。歷史發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麽一個歷史哲學家又怎能否定‘客觀實在’的‘存在’呢？胡適之所以對‘實在論’的全盤否定，實在也是他自囿於那些實驗主義的教條而不能自拔的緣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隻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底社會政治結構(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製？或是兼采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 a b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後現代的新建製’( a post-modern structure )？關於這些具體製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隻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隻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隻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形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噍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隻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製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麽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糅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鍊成鋼，慢慢地錘鍊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製、封建製、郡縣製，都是根據機運( 插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盪，慢慢地磨鍊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製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形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磨鍊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形態，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鑑，不可不慎也。
其實哲學上的認識論原是一種玄學，在社會科學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類智慧的魔力。要解釋民初的歷史現象，我們還得從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入手。社會史學上有一種‘必然論’；辯證史觀裏叫做‘客觀實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適派的實驗主義者反對這項假設，甚至說客觀實在隻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她怎麽打扮，她就怎麽打扮，既不客觀，更不實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處有疑，我們倒想問問，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裏麵，有沒有個‘客觀實在’，存乎其間呢？在億萬華族同胞讀者之前，我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廣，簡直就是個萬流歸宗的東海大洋。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它正在不聲不響地等著我們那通過三峽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湧入它的懷抱，而天下太平，化險為夷呢……。這個大洋，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製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隻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隻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胡適不承認‘客觀實在’這個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於地下，他卻無法否定‘民冶時代’在將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必然性’。歷史發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麽一個歷史哲學家又怎能否定‘客觀實在’的‘存在’呢？胡適之所以對‘實在論’的全盤否定，實在也是他自囿於那些實驗主義的教條而不能自拔的緣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隻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底社會政治結構(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製？或是兼采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 a b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後現代的新建製’( a post-modern structure )？關於這些具體製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隻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隻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隻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形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噍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隻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製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麽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糅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鍊成鋼，慢慢地錘鍊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製、封建製、郡縣製，都是根據機運( 插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盪，慢慢地磨鍊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製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形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磨鍊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形態，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鑑，不可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