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要做獨裁黨魁 袁氏先做終身總統
發生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二次革命’，時不旋踵，便全軍盡墨，一敗塗地。它的過程為時雖短(未出兩月)，卻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一大裏程碑。此話怎說呢？原來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廢除帝製，建立民國，而這個民國的建製卻是以美國模式作標準的。不幸這個‘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注意：不是‘破產’，後節再漸次加以說明)。
我們要知道，中華民國的國體採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用個後來的名詞叫做‘進步人士’吧──他們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製絕望的‘君憲派’，甚至包括梁啓超也在內的原先‘保皇黨’的骨幹，都已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頓成泡影了。
有許多革命理論家，可能不承認上述諸派(革命派、君憲派、保皇派……)的認知，可以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因為當時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之眾，上述數派知識分子人數有限，哪能代表全國人民呢？殊不知，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讀者賢達的地方。我們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際，正是我們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從帝製中國，邁向民治中國，轉型運動的啟蒙期。在這啟蒙期中，那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隻是個‘沉默的多數’( silent majority )。他們對所謂‘國體問題’，還不具備有發言的智慧( wisdom )和機運( 插nce )。那時能夠站起來說話的，隻限於少數受有足夠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我們大致也可給他們戴頂帽子叫‘吵鬧的少數’(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國，和今日海峽兩岸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是轉型進展中的‘階段問題’，階段不到未可蠟等也。我們不可犯史學上所謂‘現時觀念’的錯誤，……在二次革命前，這個吵鬧的少數(肯定不會超過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對美國模式的國體問題，原有其共同認知的。不幸這項共同認知，卻被二次革命，革得煙消雲散就是了。
對共和國體的認知
事過快百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這個美國模式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 magic wand )。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據此靈藥丹方，再採納點亨利喬治的‘單稅法’加以修正，並加配點傳統中藥(言官製和科舉製)，乃‘發明’了他自許有專利權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他老人家其後棲棲遑遑的搞了一輩子，直到臨終之時，在病榻之上還要慨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並苦口婆心地囑咐：‘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見‘總理遺囑’原文】在孫文主義的各種著作裏，尤其是二次革命後，對本黨同誌的談話和通訊中，中山都不斷地慨嘆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們沒有決心去實行他的主義的緣故。其所以然者，實在是黨員們知識水平太低。要實行項新的政治體製，先得有認識這項體製的知識，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孫公也隨之創出了他底‘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來。【詳見中山著述中的‘孫文學說’；參見拙著‘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等篇，載‘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兩章。此篇從略。】
我們讀近代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學論學，孫公這套頗有原始性的‘反傳統’學說(我國儒家的傳統學說是強調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實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書特書的。可是比他年輕而調皮的胡適，後來曾調侃他說，‘知難行亦不易’【胡撰此篇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權論集’】。胡適此言雖屬戲語，但是那也是從實踐經驗中所總結出來的概念啊。君不見，民國初年那批黨人和政客，胡適口中所謂‘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們對所謂‘美國模式’，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認識，但是實行起來，何以顯得若是其難也？.這項知與行的問題，就要發人深省了。因為中國能否採行美國製，是一項很複雜的社會文化轉型的問題，而十足單純的哲學上知和行的問題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雲的台灣政壇，當道的風雲人物，不能說對美國模式認識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裏又真像美國呢？相反的，今日表現在台灣的議會裏的拳打腳踢，倒與民國初年的北京極其相似呢。真是血濃於水。
筆者附註：在中國傳統思想史裏麵，從孔墨老莊，到程朱陸王有關‘知’和‘行’的問題，原是一樁爛仗打不完的哲學官司。近代中國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於唯物論的學者們，把西方底‘認識論’( epistemology )那套洋東西搬到中國來，再把它一分為二，搞出個唯心、唯物兩人宗派來相互詆罵，官司就愈來愈複雜了。近代有名的鄉建派教育家、我的鄉前輩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於相信王陽明(唯心主義)‘知行合一’之說，改名陶知行。後來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響，發現‘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義)的‘真理’，乃又顛倒其名為陶行知。其實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後行呢？還是行而後知呢？他本人一輩子也說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把傳統的(唯心主義)的‘知易行難’，根據他自己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而顛倒之，你能說孫中山就是個共產黨嗎？胡適調侃中山說：‘知難行亦不易。’這也是胡適根據他自己實踐經驗所下的結論。胡適當然更不是個唯物主義者。其實，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光輝照耀之下，上述那種哲學官司都隻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詭辯，不值得過分認真，更不能利用它來解釋社會發展史。
發生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二次革命’，時不旋踵，便全軍盡墨，一敗塗地。它的過程為時雖短(未出兩月)，卻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一大裏程碑。此話怎說呢？原來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廢除帝製，建立民國，而這個民國的建製卻是以美國模式作標準的。不幸這個‘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注意：不是‘破產’，後節再漸次加以說明)。
我們要知道，中華民國的國體採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用個後來的名詞叫做‘進步人士’吧──他們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製絕望的‘君憲派’，甚至包括梁啓超也在內的原先‘保皇黨’的骨幹，都已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頓成泡影了。
有許多革命理論家，可能不承認上述諸派(革命派、君憲派、保皇派……)的認知，可以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因為當時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之眾，上述數派知識分子人數有限，哪能代表全國人民呢？殊不知，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讀者賢達的地方。我們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際，正是我們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從帝製中國，邁向民治中國，轉型運動的啟蒙期。在這啟蒙期中，那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隻是個‘沉默的多數’( silent majority )。他們對所謂‘國體問題’，還不具備有發言的智慧( wisdom )和機運( 插nce )。那時能夠站起來說話的，隻限於少數受有足夠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我們大致也可給他們戴頂帽子叫‘吵鬧的少數’(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國，和今日海峽兩岸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是轉型進展中的‘階段問題’，階段不到未可蠟等也。我們不可犯史學上所謂‘現時觀念’的錯誤，……在二次革命前，這個吵鬧的少數(肯定不會超過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對美國模式的國體問題，原有其共同認知的。不幸這項共同認知，卻被二次革命，革得煙消雲散就是了。
對共和國體的認知
事過快百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這個美國模式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 magic wand )。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據此靈藥丹方，再採納點亨利喬治的‘單稅法’加以修正，並加配點傳統中藥(言官製和科舉製)，乃‘發明’了他自許有專利權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他老人家其後棲棲遑遑的搞了一輩子，直到臨終之時，在病榻之上還要慨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並苦口婆心地囑咐：‘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見‘總理遺囑’原文】在孫文主義的各種著作裏，尤其是二次革命後，對本黨同誌的談話和通訊中，中山都不斷地慨嘆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們沒有決心去實行他的主義的緣故。其所以然者，實在是黨員們知識水平太低。要實行項新的政治體製，先得有認識這項體製的知識，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孫公也隨之創出了他底‘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來。【詳見中山著述中的‘孫文學說’；參見拙著‘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等篇，載‘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兩章。此篇從略。】
我們讀近代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學論學，孫公這套頗有原始性的‘反傳統’學說(我國儒家的傳統學說是強調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實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書特書的。可是比他年輕而調皮的胡適，後來曾調侃他說，‘知難行亦不易’【胡撰此篇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權論集’】。胡適此言雖屬戲語，但是那也是從實踐經驗中所總結出來的概念啊。君不見，民國初年那批黨人和政客，胡適口中所謂‘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們對所謂‘美國模式’，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認識，但是實行起來，何以顯得若是其難也？.這項知與行的問題，就要發人深省了。因為中國能否採行美國製，是一項很複雜的社會文化轉型的問題，而十足單純的哲學上知和行的問題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雲的台灣政壇，當道的風雲人物，不能說對美國模式認識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裏又真像美國呢？相反的，今日表現在台灣的議會裏的拳打腳踢，倒與民國初年的北京極其相似呢。真是血濃於水。
筆者附註：在中國傳統思想史裏麵，從孔墨老莊，到程朱陸王有關‘知’和‘行’的問題，原是一樁爛仗打不完的哲學官司。近代中國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於唯物論的學者們，把西方底‘認識論’( epistemology )那套洋東西搬到中國來，再把它一分為二，搞出個唯心、唯物兩人宗派來相互詆罵，官司就愈來愈複雜了。近代有名的鄉建派教育家、我的鄉前輩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於相信王陽明(唯心主義)‘知行合一’之說，改名陶知行。後來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響，發現‘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義)的‘真理’，乃又顛倒其名為陶行知。其實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後行呢？還是行而後知呢？他本人一輩子也說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把傳統的(唯心主義)的‘知易行難’，根據他自己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而顛倒之，你能說孫中山就是個共產黨嗎？胡適調侃中山說：‘知難行亦不易。’這也是胡適根據他自己實踐經驗所下的結論。胡適當然更不是個唯物主義者。其實，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光輝照耀之下，上述那種哲學官司都隻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詭辯，不值得過分認真，更不能利用它來解釋社會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