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勢也是如此的。他們那時轉型還在初級階段，打內戰還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囂聯日討袁的種種‘策略’，應夔丞階段的特務雖然很原始，這點情報袁黨還是有的。至於袁的調兵遣將(他把李純精銳的第六師於五月初自保定南調武漢，另調精銳從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開的了。而國民黨此時，黃興的主和派的聲音，已早被中山主戰派的叫囂所淹沒，戰爭形勢已成，這時國民黨還在宣傳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則中山的聯日倒袁，搞分裂活動又何嚐‘合法’？大家都無法無天，那就由槍桿來決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國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實上是‘第一次內戰’。壞事怕開頭，打了第一次內戰’，以後就打他們個一千次了。第一次是個‘偶然’一千次就是個‘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運使然吧。
國民黨掃地出門
當然這第一次內戰，強弱勢殊，袁世凱這民國史上第一位強人，此時是採取主動的。六月九日，袁以‘大總統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繼之粵督胡漢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繼被免。同時黎元洪在武漢亦大捕地下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是時粵、皖兩省黨人，皆有窩裏反，胡、柏二人雖心有不服，還是遵令去職。李烈鈞因在江西掌握較穩，被撤職心有不甘，乃潛滬與中山密商之後，又潛返江西湖口，約集心腹同誌，及武漢避難黨人，密謀起義抗袁；舉棋未定，李純已受命為九江鎮守使，率軍步步進逼。李烈鈞不甘示弱，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鳴炮，公開起義討袁，打響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槍。
【筆者附註，這第二次革命和民國開國後的第一次內戰，便帶有嚴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色彩。我國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種‘迴避’的製度。如漢製便規定，本郡人不能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這就是現代政治學上的所謂‘製衡製’，是很科學的。此製斷斷續續地實行，兩千餘年末嚐廢。清製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撫的傳統製度。所以再有清兩百餘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後，再未發生藩鎮割據的現象。民國成立之後，首先就把這一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民初各省都督幾乎全是本省人。這就開啟了本省軍閥盤據本省的惡例了。國民黨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們鬧窩裏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廣東，那時中山下麵的哼哈二將：胡漢民和陳炯明都是廣東人。二人不和，弄得兩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鈞掌握得比較嚴密，窩裏反問題不大，所以他敢於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誌之反袁，為著革命的利益，顯然沒有他們抗拒‘北軍’(客軍)心情的嚴重。其時遠在雲南的蔡鍔(蔡為湖南人而任雲南部督)，對此日益滋長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雖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時他卻助袁，通電痛斥李烈鈞‘以前行為，本難寬忍’。(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雲南蔡鍔艷電’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四。此電在原書中誤印為一九一五年)。此一區域主義，後來竟濫觴於軍閥時期。至台灣而變本加厲，可悲也。】
這時憤恨袁氏專權，或僅為不滿現狀，欲為自身另找出路的國民黨的中下級軍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義旗一舉，各地也紛紛響應。民黨的老巢在江西、廣東、安徽、上海，固無論矣。縱在較北的徐州駐軍之內，也不乏反袁義士。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並沒有它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國軍，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底戰鬥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老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驅市民為戰’。不但戰鬥力有限，而軍紀之敗壞，亦不下於‘北軍’。加以彈械糧餉皆缺，又師出無名，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製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二周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幹民軍起義，然由於蘇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烈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作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帥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ce, at a wrong time)焉有勝利之望？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為師’，去搞獨裁專製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麽歷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於新澤西州)
國民黨掃地出門
當然這第一次內戰，強弱勢殊，袁世凱這民國史上第一位強人，此時是採取主動的。六月九日，袁以‘大總統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繼之粵督胡漢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繼被免。同時黎元洪在武漢亦大捕地下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是時粵、皖兩省黨人，皆有窩裏反，胡、柏二人雖心有不服，還是遵令去職。李烈鈞因在江西掌握較穩，被撤職心有不甘，乃潛滬與中山密商之後，又潛返江西湖口，約集心腹同誌，及武漢避難黨人，密謀起義抗袁；舉棋未定，李純已受命為九江鎮守使，率軍步步進逼。李烈鈞不甘示弱，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鳴炮，公開起義討袁，打響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槍。
【筆者附註，這第二次革命和民國開國後的第一次內戰，便帶有嚴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色彩。我國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種‘迴避’的製度。如漢製便規定，本郡人不能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這就是現代政治學上的所謂‘製衡製’，是很科學的。此製斷斷續續地實行，兩千餘年末嚐廢。清製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撫的傳統製度。所以再有清兩百餘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後，再未發生藩鎮割據的現象。民國成立之後，首先就把這一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民初各省都督幾乎全是本省人。這就開啟了本省軍閥盤據本省的惡例了。國民黨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們鬧窩裏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廣東，那時中山下麵的哼哈二將：胡漢民和陳炯明都是廣東人。二人不和，弄得兩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鈞掌握得比較嚴密，窩裏反問題不大，所以他敢於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誌之反袁，為著革命的利益，顯然沒有他們抗拒‘北軍’(客軍)心情的嚴重。其時遠在雲南的蔡鍔(蔡為湖南人而任雲南部督)，對此日益滋長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雖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時他卻助袁，通電痛斥李烈鈞‘以前行為，本難寬忍’。(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雲南蔡鍔艷電’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四。此電在原書中誤印為一九一五年)。此一區域主義，後來竟濫觴於軍閥時期。至台灣而變本加厲，可悲也。】
這時憤恨袁氏專權，或僅為不滿現狀，欲為自身另找出路的國民黨的中下級軍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義旗一舉，各地也紛紛響應。民黨的老巢在江西、廣東、安徽、上海，固無論矣。縱在較北的徐州駐軍之內，也不乏反袁義士。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並沒有它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國軍，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底戰鬥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老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驅市民為戰’。不但戰鬥力有限，而軍紀之敗壞，亦不下於‘北軍’。加以彈械糧餉皆缺，又師出無名，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製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二周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幹民軍起義，然由於蘇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烈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作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帥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ce, at a wrong time)焉有勝利之望？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為師’，去搞獨裁專製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麽歷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於新澤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