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逸仙醫師的社會丹方
話分兩頭，這時的孫中山先生在大總統解職之後，無官一身輕，率領了青年子女孫科、孫琬，和隨從的胡秘書、汪外辦(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廖仲愷夫婦、章士釗夫婦,以及新從美國畢業歸來，年輕貌美的英文書記宋藹齡女士等.男女數十人,浩浩蕩蕩,四處遊歷講演,所到之處，士女爭睹豐采,輒至萬人空巷。孫郎此時微近中年(四十六歲)，西裝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擁之下，玉樹臨風，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當如此也。相形之下，這時在南京弄得焦頭爛額的黃留守，就隻是個整日拖拉騾子和垃圾夫了。勞逸懸殊若此，亦命也，運也夫？
孫公此次演說旅行是從上海開始的，嗣徇武漢黎副總統之約，溯江而上，經南京、蕪湖、安慶、九江而至漢口、武昌，四月出的長江中下遊，正是鶯飛草長、春暖花開的季節。遊春士女，聽眾如雲，盛況空前，自不待述。孫郎講演宴談十餘場，主人難隨地改換，而客人演說內容則一也。
長江之行中期，袁總統亦曾專使盛約孫前總統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鄉心切，期以他日。項羽霸王說得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孫公於四月中離漢赴滬；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廣州，繼續在歡迎會上講民生主義。二十七日返香山故鄉晤盧夫人。六月中在廣州繼續其平均地權之演說；月底經香港返滬。蓋中山雖功成身退，而對‘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之理想，卻自成體係，甚欲有以實踐之也。
民生主義抽象和具體內容
孫中山先生原是近現代中國，筆者個人所一再反覆申說的‘文化轉型期’中，自有一套，頗具有原始性的建國藍圖(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當國者。他那一套建國思想，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至此已相當成熟。辛亥之後，他對袁世凱曾寄以熱忱的厚望，認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相當的成功了。如今所餘者隻剩個民生主義有待實行，不幸民智未開，弦斷無人聽，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說，三句不離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長話短說，聊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孫公自稱為一‘極端之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篤信‘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主張土地國有、鐵路國有和大企業國有。他不反對資本，而反對資本家；尤其反對資本主義初期在倫敦、紐約等新興的大都市中【筆者附註：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產商。防患於夫然，為免革命後之中國亦蹈此覆轍，因此他‘甚欲採擇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稅收於土地，實行‘單稅法’(single-tax system)，來‘平均地權，節製資本’【關於孫氏這一係列講演的綜合內容，散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載一九六六年台灣版‘國父全書’頁四九六；及其他隨行者，如汪、胡、章士釗等人的筆記和自傳，以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有關各章。】換言之，孫逸仙醫師，這次已不再醫人，而著重醫國。並開出他頗為自信的，藥到病除、著手成春的社會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義’。十年之後他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孫逸仙醫師這套丹方，在當時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於‘民智未開’和‘知難行易’，孫公所到之處，總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在武漢時期，孫公說法，黎副總統多半在場，恭聽之餘，難免有麵從而腹非的表現，恨得胡秘書罵他是，麵存忠厚，而內具機心。所幸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芸芸眾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門道’的信徒。一旦心悅誠服，三民主義即變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夥計也就赴湯蹈火，促其實現了。此是後話。
當然一個宗教家和政治哲學家，必須有殺身成仁的自信，才會產生信眾(followers)。中山不用說對他自己的這套‘主義’，那真是生死以之，篤信不移也。在他底啟蒙之後，其後半個世紀，氾濫成災的‘左傾幼稚病’不知犧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寶貴生命。筆者曾撰有專文試論之，我國自卒亥以來，國共兩黨以次，幾無一革命政黨而非社會主義之政黨也。在他們底排山倒海的影響之下，有血性、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筆者自己在內)，幾乎無一而非社會主義青年也。他們對所謂‘社會民主’製(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說也到殺身成仁的境界。孫公對他自己所‘發明’的三民主義的自信心，當然更是終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說三民主義是他‘發明’的。那是出於一個革命家堅決的自信心。但在不疑處有疑的歷史家看來，則民族(馬誌尼、俾斯麥)、民權(傑弗遜、盧梭)、民生(亨利佐治)都隻是那時西方的新潮思想，其來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發明；但是中山則有其啟蒙和振聾發聵之功也。)但是又有誰能逆料，搞國家社會主義，就必然會搞出些納粹和希特勒來；搞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必然會搞出些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來？偷雞不著蝕把米，使千萬烈士鮮血白流，億萬暴政受害人，枉死溝壑。近百年來的世界和中國歷史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為禍之烈，有時且有甚於資本主義。老革命家為社會主義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竟至瞠目結舌，悔恨交加。中國共產主義之父的陳獨秀教授，為此賠上了兩個兒子寶貴而無辜的生命；自己臨死之前也開始懺悔，胡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若是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歷史上的後果若何？吾為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
話分兩頭，這時的孫中山先生在大總統解職之後，無官一身輕，率領了青年子女孫科、孫琬，和隨從的胡秘書、汪外辦(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廖仲愷夫婦、章士釗夫婦,以及新從美國畢業歸來，年輕貌美的英文書記宋藹齡女士等.男女數十人,浩浩蕩蕩,四處遊歷講演,所到之處，士女爭睹豐采,輒至萬人空巷。孫郎此時微近中年(四十六歲)，西裝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擁之下，玉樹臨風，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當如此也。相形之下，這時在南京弄得焦頭爛額的黃留守，就隻是個整日拖拉騾子和垃圾夫了。勞逸懸殊若此，亦命也，運也夫？
孫公此次演說旅行是從上海開始的，嗣徇武漢黎副總統之約，溯江而上，經南京、蕪湖、安慶、九江而至漢口、武昌，四月出的長江中下遊，正是鶯飛草長、春暖花開的季節。遊春士女，聽眾如雲，盛況空前，自不待述。孫郎講演宴談十餘場，主人難隨地改換，而客人演說內容則一也。
長江之行中期，袁總統亦曾專使盛約孫前總統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鄉心切，期以他日。項羽霸王說得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孫公於四月中離漢赴滬；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廣州，繼續在歡迎會上講民生主義。二十七日返香山故鄉晤盧夫人。六月中在廣州繼續其平均地權之演說；月底經香港返滬。蓋中山雖功成身退，而對‘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之理想，卻自成體係，甚欲有以實踐之也。
民生主義抽象和具體內容
孫中山先生原是近現代中國，筆者個人所一再反覆申說的‘文化轉型期’中，自有一套，頗具有原始性的建國藍圖(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當國者。他那一套建國思想，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至此已相當成熟。辛亥之後，他對袁世凱曾寄以熱忱的厚望，認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相當的成功了。如今所餘者隻剩個民生主義有待實行，不幸民智未開，弦斷無人聽，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說，三句不離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長話短說，聊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孫公自稱為一‘極端之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篤信‘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主張土地國有、鐵路國有和大企業國有。他不反對資本，而反對資本家；尤其反對資本主義初期在倫敦、紐約等新興的大都市中【筆者附註：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產商。防患於夫然，為免革命後之中國亦蹈此覆轍，因此他‘甚欲採擇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稅收於土地，實行‘單稅法’(single-tax system)，來‘平均地權，節製資本’【關於孫氏這一係列講演的綜合內容，散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載一九六六年台灣版‘國父全書’頁四九六；及其他隨行者，如汪、胡、章士釗等人的筆記和自傳，以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有關各章。】換言之，孫逸仙醫師，這次已不再醫人，而著重醫國。並開出他頗為自信的，藥到病除、著手成春的社會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義’。十年之後他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孫逸仙醫師這套丹方，在當時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於‘民智未開’和‘知難行易’，孫公所到之處，總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在武漢時期，孫公說法，黎副總統多半在場，恭聽之餘，難免有麵從而腹非的表現，恨得胡秘書罵他是，麵存忠厚，而內具機心。所幸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芸芸眾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門道’的信徒。一旦心悅誠服，三民主義即變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夥計也就赴湯蹈火，促其實現了。此是後話。
當然一個宗教家和政治哲學家，必須有殺身成仁的自信，才會產生信眾(followers)。中山不用說對他自己的這套‘主義’，那真是生死以之，篤信不移也。在他底啟蒙之後，其後半個世紀，氾濫成災的‘左傾幼稚病’不知犧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寶貴生命。筆者曾撰有專文試論之，我國自卒亥以來，國共兩黨以次，幾無一革命政黨而非社會主義之政黨也。在他們底排山倒海的影響之下，有血性、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筆者自己在內)，幾乎無一而非社會主義青年也。他們對所謂‘社會民主’製(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說也到殺身成仁的境界。孫公對他自己所‘發明’的三民主義的自信心，當然更是終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說三民主義是他‘發明’的。那是出於一個革命家堅決的自信心。但在不疑處有疑的歷史家看來，則民族(馬誌尼、俾斯麥)、民權(傑弗遜、盧梭)、民生(亨利佐治)都隻是那時西方的新潮思想，其來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發明；但是中山則有其啟蒙和振聾發聵之功也。)但是又有誰能逆料，搞國家社會主義，就必然會搞出些納粹和希特勒來；搞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必然會搞出些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來？偷雞不著蝕把米，使千萬烈士鮮血白流，億萬暴政受害人，枉死溝壑。近百年來的世界和中國歷史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為禍之烈，有時且有甚於資本主義。老革命家為社會主義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竟至瞠目結舌，悔恨交加。中國共產主義之父的陳獨秀教授，為此賠上了兩個兒子寶貴而無辜的生命；自己臨死之前也開始懺悔，胡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若是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歷史上的後果若何？吾為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