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留守原是個不堪收拾的爛攤子。辛亥革命雖然隻革命了八十三天(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並沒有打過幾場熱戰,但是卻把個處處有啼痕的東南,弄得遍地皆兵。他們都自認為是對革命有功的開國革命軍,自然也包括我們安徽拿兩個鹼鴨蛋就光復了蕪湖的一批革命小將。那時的東南各省是遍地黃花開,你如能聚眾三兩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時甚至氾濫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軍既不來‘剿’,他們彼此之間為著爭地盤,往往就互相砍殺了。在上海,陳其美殺了陶成章;在長沙,譚延闓殺了焦達峰;在武漢,黎元洪假手袁世凱誘殺了張振武,都是當時革命陣營中自相殘殺的例子。


    就是這樣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隊,當時在南京留守管轄之下的總共有三十餘萬人之眾,黃留守,如是個野心家,或生就個軍閥胚子,那他大可乘勢學學袁世凱的‘小站’前科,或蔣介石的‘黃埔’經驗,將這三十萬留守部隊,汰弱留強。提煉十萬精兵為自己的政冶資本,上與袁氏爭半壁河山,下與閻錫山、唐繼堯、陸榮廷同步,列土封疆,做個民國藩鎮、一省軍閥,又誰曰不可?然字習東坡、文宗韓柳、熟讀聖賢之書、高風亮節的大革命家,黃秀才,有所為,有所不為也……。賢明讀者批覽拙文,可能嫌在下對黃大元帥過譽了。實不然也。吾人遍讀近代中國革命史,對我革命先烈,實有由衷之崇拜。試問黃花岡上七十二先烈(其實不止此數),何一而非黃秀才哉?黃君身在前敵,指斷未死,固亦倖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戰八年,前仆後繼之數百萬將士,其死國之慘烈,可勝言哉?朋友,為著民族生存,為著人類公理,我千萬先烈,死且不懼,區區列土封侯之虛榮,美婦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戀?我輩執筆文人,每覺我民族文化隻是一大醬缸,骯髒汙染之外,一無可取。果爾,則吾人對上述千千萬萬之烈士聖賢,又何以交代?正因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懷、黃興者流的賢人烈士,才能抵銷那些民族敗類、文化渣滓、昏君獨夫、黨棍官僚、土豪劣紳和市儈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末嚐騙來騙去,而至於絕代也。言念及此,每於午夜清晨,誠溯舊史,輒至感萬端,有時且垂涕停筆,不能自已。讀者試思,吾人如寫當代史,至‘廬山會議’一節,提到彭德懷被栽贓故事,由於對彭公之同情,而筆端偶帶感情,亦或所難免。歷史家也是人嘛。雖盡量壓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難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讀者賢明,當能體驗之。


    恩餉與外債


    長話短說,黃興那時在南京留守任內,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樣收拾這個爛攤子,遣散這些爛部隊,好讓革命後的國家有個喘息的機會,來從事和平建設。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黨如今打了天下,在積極方麵,他們有建設國家的任務:消極方麵,他們也有參加朝政,甚至升官發財的權利。誰知他們打了天下之後,革命果實竟被個前清老官僚一手攬去。當初的革命者在孫總統解職之後,竟弄得四大皆空,失業遍地。如今黃大元帥既然還‘留守’在職,南京應該是失業革命家和相關人士謀取一官半職的帥府。因此,求職人士擠滿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舊時代的書信格式是每頁八行),弄得黃留守頭大如鬥。求職者揮之不去,隻好登報聲明,不能徇私,無職可給。


    黃留守官署,這時估計,要遣散三十萬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餉’(遣散費),非二百五十萬兩不可。留守府那有這筆钜款呢?依法報請北京國務院索餉,初上任的唐總理也兩手空空,除舉外債之外,別無財源。但是外債又豈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強為著築路開礦謀取特權和厚利,原有所謂‘四國銀行團’(英、美、德、法)和‘六國銀行團’(另加日、俄二國)之組織。這些列強對中國原來是要搞領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國要拿西藏;俄國要拿新疆、蒙古、滿洲;日本要南滿和閩南……。但是他們彼此嫉忌,分贓不均,弄得各國勢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nce of power),英、美兩國因而推動了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列強‘利益均沾’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這樣,義和團雖殺了洋人,闖了大禍,引來八國聯軍,最後我們竟能隻‘賠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鴻章辦弱國外交的一個奇蹟吧!(不幸的是,那個比台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後還是被蔣介石斷送了。無知而獨裁,始有此誤國誤己、誤華誤蒙的荒謬行為,言之可嘆,以後當續論之。)


    這次唐內閣由於樣樣需錢,而財源無出,不得已乃向‘四國銀行團’商借外債八千五百萬兩。在簽約之前,並乞先墊三千五百萬兩,以濟燃眉。四國原已答應墊款,然日、俄聞報抗議,堅持分潤,中國不得已乃改向‘六國銀行團’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於滿蒙地區。蓋滿蒙早被日、俄二國視為禁臠,事關滿蒙,應向日、俄分別磋商,不應讓四國銀行團乘機介入。而四國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國官僚,縱允借款,亦應由四國派員‘監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國尊嚴之任何主權國家所能承受,而環伺列強,對中國則視為當然,辱華之甚,不忍卒言。後來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終因無法對付內外夾攻,在政經兩途俱走入絕境之時,任職未及三月,便‘失蹤’而去,此是後話。筆者在編撰‘顧維鈞回憶錄’時,曾搜羅有官中外史料,與顧氏細論之。蓋顧為唐紹儀的東床快婿,斯時又職兼國務院與大總統府雙重機要秘書,熟知其內幕也,借款故事說來話長,得暇當以心專篇處理之,為免尾巴搖狗,此處暫時打住。有心讀者欲知其詳,參閱拙撰顧書,及相關文獻,當可知其大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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