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是怎樣個人
先看看唐紹儀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是怎樣個人？唐紹儀(一八六○-一九三八)，廣東香山人，是孫中山的小同鄉，長中山六歲。他二人在近代中國政治上雖都位至極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識，亦無往還。民國成立之後，二人漸成莫逆，紹儀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買辦，認識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閎在清末同光之際主辦幼童留學時，時在香港讀英國學校、年僅十四歲的唐紹儀便被選入第三班，於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國入學。紹儀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歲時在哥大讀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畢業，清廷嫌‘幼童’過度西化，乃悉召回國。翌年唐遂奉派隨總理衙門洋員、德人摩倫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鮮，為韓王整理財政，頗有成績。時袁世凱(年二十三,長唐一歲)亦剛隨軍入韓，是為二人訂交之始。嗣後袁氏在韓一帆風順，做了‘小欽差’(故事在筆者論袁前文中,曾有詳細交代，不再贅述)，唐氏則緊跟其後，做了小欽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與財政。其後袁氏在清朝政壇不斷升遷，唐亦隨之水漲船高。在外交、金融、鐵道各部門，迭任要職，終至郵傳部尚書、奉天(今遼寧)巡撫等一品大員。迨袁被攝政王開缺，回籍養屙，唐亦不免。至袁氏東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議代表’，已詳誌於前篇。如今袁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唐之官拜責任內閣之首相，也就順理成章了。根據唐的資歷見識和人際關係，他倒是個很理想的責任內閣的首相人選，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經驗和訓練，他和袁總統的長期友誼，也贏得袁的高度信任。孫前總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幹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並竭力邀請加盟。唐也在一片熱烈掌聲中，於三月三十日，由黃興與蔡元培介紹，宣誓加入同盟會。因此，唐內閣也可算是個同盟會(後來擴充改組為國民黨)的‘政黨內閣’了。有唐內閣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竟然連三個月的壽命都維持不下了，則民國政府的問題何在，便不是歷史家三兩篇文章，就可以說得清的了。容當慢慢深入探討之。
外交總長是手席總長
另外，袁政府還有個特殊現象，雖隻是個歷史性的承繼，與袁本人無關，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來在前任孫文政府裏的首席部長，原是陸軍總長。那是軍事第一，革命時期的革命內閣的組織。如今唐內閣則是國家恢復正常之後，依法(包括對外條約)行事的和平內閣。為贏得列強對民國的承認，則民國政府就不能做違反國際條約之事。在前清中國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長，原是外交部長。因為這是那時喪權辱國底‘辛亥條約’上明文規定的。那時列強由於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組織的中國政府，為便於隨時可與中國政府辦其交涉，他們要求把外務部提升為首席部。外務部尚書等於是內閣中的第一副總理。在他們看來，隻有這樣，那個風雨飄搖、變化無窮的中國政府，隨起隨伏，都無損於他們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國官僚又何敢說一個不字呢？因此在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裏，外交總長也是內閣裏的首席總長。其後，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兒戲，而做外交總長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閣揆’；甚或實授閣揆了。像後來的陸征祥、王寵惠、顧維鈞，都做過內閣總理，就是這個道理。
再者，那時搞外交的職業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國際背景。他們平時以純技術本領,徘徊於中國各實力派政團的夾縫之間，幹祿公卿，等待雇用。那橫行中國的軍閥們，誰都不敢開罪他們，有時還要倚賴他們來尋找通洋之道呢。在那個時代，中國國內的任何政治派係(包括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革命政權)，都不惜喪權辱國，也要盡力尋找國際路線，以奪取政權，或鞏固政權。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時代，知道這項內幕運作的專家，莫過於三朝元老的顧維鈞先生了。他復笥之廣，筆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顧公本人也捲入其中，未便暢所欲言。然筆者每從旁代為點出，顧公亦微笑頷之，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嘛。筆者當年亦曾把他們的故事，盡量加以發掘，並寫入‘顧維鈞回憶錄’的英文原稿。不意，這些故事後來竟被核稿人統統刪除，因為萬頁原文已嫌太長，容納不下題外之言，為之奈何哉？
試比黃留守與彭將軍
上述，袁、唐新內閣的另一特點，便是黃興所主持的所謂南京留守了。近百年來的中國湖南省，出了兩位最為可敬可愛的、偉大的軍人政治家：一個是湘潭彭德懷(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個是善化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懷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產黨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這是當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會否認的。容當續論之。其實辛亥革命前後的黃興，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後在國民黨政權中，相繼當權的廣東幫、江浙幫和閩南幫，以及所有國共兩黨的官吏家，都過分的揚孫抑(ignore)黃，而頗欠公平。若論‘歷史地位’，黃不如孫，是理所當然。但是孫、黃之間的距離，則遠沒有國共兩派的歷史家，所拉之長也。曲筆氾濫，埋沒黃公，是很不應該的。今日談談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職責，再及其他。
先看看唐紹儀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是怎樣個人？唐紹儀(一八六○-一九三八)，廣東香山人，是孫中山的小同鄉，長中山六歲。他二人在近代中國政治上雖都位至極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識，亦無往還。民國成立之後，二人漸成莫逆，紹儀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買辦，認識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閎在清末同光之際主辦幼童留學時，時在香港讀英國學校、年僅十四歲的唐紹儀便被選入第三班，於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國入學。紹儀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歲時在哥大讀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畢業，清廷嫌‘幼童’過度西化，乃悉召回國。翌年唐遂奉派隨總理衙門洋員、德人摩倫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鮮，為韓王整理財政，頗有成績。時袁世凱(年二十三,長唐一歲)亦剛隨軍入韓，是為二人訂交之始。嗣後袁氏在韓一帆風順，做了‘小欽差’(故事在筆者論袁前文中,曾有詳細交代，不再贅述)，唐氏則緊跟其後，做了小欽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與財政。其後袁氏在清朝政壇不斷升遷，唐亦隨之水漲船高。在外交、金融、鐵道各部門，迭任要職，終至郵傳部尚書、奉天(今遼寧)巡撫等一品大員。迨袁被攝政王開缺，回籍養屙，唐亦不免。至袁氏東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議代表’，已詳誌於前篇。如今袁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唐之官拜責任內閣之首相，也就順理成章了。根據唐的資歷見識和人際關係，他倒是個很理想的責任內閣的首相人選，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經驗和訓練，他和袁總統的長期友誼，也贏得袁的高度信任。孫前總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幹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並竭力邀請加盟。唐也在一片熱烈掌聲中，於三月三十日，由黃興與蔡元培介紹，宣誓加入同盟會。因此，唐內閣也可算是個同盟會(後來擴充改組為國民黨)的‘政黨內閣’了。有唐內閣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竟然連三個月的壽命都維持不下了，則民國政府的問題何在，便不是歷史家三兩篇文章，就可以說得清的了。容當慢慢深入探討之。
外交總長是手席總長
另外，袁政府還有個特殊現象，雖隻是個歷史性的承繼，與袁本人無關，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來在前任孫文政府裏的首席部長，原是陸軍總長。那是軍事第一，革命時期的革命內閣的組織。如今唐內閣則是國家恢復正常之後，依法(包括對外條約)行事的和平內閣。為贏得列強對民國的承認，則民國政府就不能做違反國際條約之事。在前清中國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長，原是外交部長。因為這是那時喪權辱國底‘辛亥條約’上明文規定的。那時列強由於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組織的中國政府，為便於隨時可與中國政府辦其交涉，他們要求把外務部提升為首席部。外務部尚書等於是內閣中的第一副總理。在他們看來，隻有這樣，那個風雨飄搖、變化無窮的中國政府，隨起隨伏，都無損於他們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國官僚又何敢說一個不字呢？因此在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裏，外交總長也是內閣裏的首席總長。其後，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兒戲，而做外交總長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閣揆’；甚或實授閣揆了。像後來的陸征祥、王寵惠、顧維鈞，都做過內閣總理，就是這個道理。
再者，那時搞外交的職業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國際背景。他們平時以純技術本領,徘徊於中國各實力派政團的夾縫之間，幹祿公卿，等待雇用。那橫行中國的軍閥們，誰都不敢開罪他們，有時還要倚賴他們來尋找通洋之道呢。在那個時代，中國國內的任何政治派係(包括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革命政權)，都不惜喪權辱國，也要盡力尋找國際路線，以奪取政權，或鞏固政權。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時代，知道這項內幕運作的專家，莫過於三朝元老的顧維鈞先生了。他復笥之廣，筆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顧公本人也捲入其中，未便暢所欲言。然筆者每從旁代為點出，顧公亦微笑頷之，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嘛。筆者當年亦曾把他們的故事，盡量加以發掘，並寫入‘顧維鈞回憶錄’的英文原稿。不意，這些故事後來竟被核稿人統統刪除，因為萬頁原文已嫌太長，容納不下題外之言，為之奈何哉？
試比黃留守與彭將軍
上述，袁、唐新內閣的另一特點，便是黃興所主持的所謂南京留守了。近百年來的中國湖南省，出了兩位最為可敬可愛的、偉大的軍人政治家：一個是湘潭彭德懷(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個是善化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懷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產黨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這是當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會否認的。容當續論之。其實辛亥革命前後的黃興，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後在國民黨政權中，相繼當權的廣東幫、江浙幫和閩南幫，以及所有國共兩黨的官吏家，都過分的揚孫抑(ignore)黃，而頗欠公平。若論‘歷史地位’，黃不如孫，是理所當然。但是孫、黃之間的距離，則遠沒有國共兩派的歷史家，所拉之長也。曲筆氾濫，埋沒黃公，是很不應該的。今日談談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職責，再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