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麽樣？隻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硃砂點麵為標記，傳到宮外，競也成為一種裝飾了。
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麽不崇尚什麽，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麵”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麵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麵，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麵，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麵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
“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隻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隻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隻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
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鑑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隻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
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的發生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委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虱子，便遷怒於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於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於小尼姑，並把所有的帳，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麽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隻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
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隻可惜也不會有什麽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裏去了，沒自己什麽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麽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隻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
“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
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弔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
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
這種心理，就叫“攀比”。
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麽，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麽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麽不能有？
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
魯迅先生早就論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麽，大家也就會跟著一鬧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鍊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盡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
中同人為什麽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麽！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吶！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隻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
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麽不崇尚什麽，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麵”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麵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麵，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麵，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麵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
“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隻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隻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隻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
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鑑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隻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
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的發生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委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虱子，便遷怒於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於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於小尼姑，並把所有的帳，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麽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隻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
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隻可惜也不會有什麽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裏去了，沒自己什麽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麽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隻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
“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
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弔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
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
這種心理，就叫“攀比”。
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麽，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麽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麽不能有？
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
魯迅先生早就論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麽，大家也就會跟著一鬧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鍊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盡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
中同人為什麽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麽！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吶！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隻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