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難怪中國人要相當重視服飾了。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嘛！事實上，在中國人看來，“衣不蔽體”和“食不果腹”是同等的悲慘，而“解衣衣我”也和“推食食我”同樣恩重於山。中國的平民百姓，隻要不是窮到實在活不下去的程度，也通常會有一兩件比較“體麵”的衣服，以用於較為重要的場合。不過，所謂“體麵”，也並非一定就是富麗華貴或嶄新漂亮。孔子就曾讚美他的學生子路（仲南），說穿著舊絲綿袍和穿著狐皮貉裘的人站在一起，卻毫無愧色的，大概也就是阿由吧！可見中國人的注重服飾，首先不是要漂亮，也不是要舒服，而是要“合禮”。
古人很看重服飾的禮儀，一旦失禮便可能釀成大禍。公元前55年，有一天衛獻公約請孫文子、寧惠子兩位吃飯。孫、寧二人依照禮製，準時準點穿上朝服，衣冠楚楚地等在朝廷，一直等到太陽落山也不見獻公的影子。一問，才知道他老先生還在園子裏射鴻。兩位大夫沒有辦法，隻好又衣冠楚楚地趕到園子裏。獻公見了他們，連“皮冠”也不脫，就和他們說起話來。孫、寧兩位當場勃然大怒。因為“皮冠”是田獵和軍事的服飾。皮冠麵對的，不是野獸，就是敵人。因此，即便是君見臣，也要先免去皮冠，才能說話，否則便是侮辱。衛獻公請客吃飯，不按時開飯已是失禮，又居然戴著皮冠和被請的人說話，當然要被視為有意侮辱。君視臣為禽獸，則臣視君為寇讎。孫文子便發動政變，把衛獻公驅逐出境，直到十二年後才得以回國。穿衣戴帽的事，豈是含糊得的？
正文 第二章 服飾 二 道德與禮儀
金魚袋，石榴裙
禮儀，其實也是很麻煩的。
穿衣要怎樣才“合禮”？無非兩條。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場合。所謂“合場合”，就是在不同的場合下，相應地使用不同的服飾。比如參加正式會議，穿著太隨便就不合適；而閑居在家，西裝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點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禮儀的人，常常就會不停地換衣服。比如，行禮時著禮服，祭祀時著祭服，治喪時著喪服，上朝時著朝服，閑居時著燕服。穿什麽衣服，就得配什麽鞋。穿祭服著舄（重底鞋），穿朝服著履（一般的鞋），穿燕服著屨（葛麻製單底鞋），出門著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這麽多種，別的就更不用提了。但這些規定，都必須嚴格遵守，否則便是“失禮”。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要合身份。中國古代的服飾是有製度的。什麽人用什麽服飾，包括款式、麵料、色彩、紋飾，都作了嚴格的規定。比如周代的時候，隻有天子、諸侯、大夫、士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婦人和庶人就隻能穿衣裳相連的“深衣”。漢代的平民百姓則隻能穿本色麻布，染個顏色都不行。唐以後，又規定明黃色為皇帝專用，所以趙匡胤“黃袍加身”，也就意味著登上了帝位。明代則規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龍、飛魚、鬥牛等圖案，或一定品級的官員可用蟒，不得用龍。蟒袍和龍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龍袍的是皇上，並不是隨便什麽人都可以“龍飛鳳舞”。
用了高於自己身份的服飾，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許使用，則是極大的恩典，應予特別的炫耀和聲明。比如，宋朝的時候，凡有資格穿紫色、緋色公服的官員，都必須佩掛金、銀裝飾的“魚袋”。服紫佩掛金魚袋，服緋佩掛銀魚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緋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職位品級太低，又有特殊情況（如出使等），需要佩掛魚袋，必須先借用紫、緋之服，時稱“借紫”、“借緋”。如果穿紫佩魚是皇上所賜，則是一種較高的榮譽，在填寫自己的職銜時，必須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禮圖》，奏請重新製定服飾製度禮儀的博士聶崇義，就被賜紫服、佩金魚袋。因此這位老兄的正式職銜的全稱就是“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裏掛個金魚袋，也算一種職稱，必須添進“幹部履歷表”裏去，或印在“名片”上，還要特別說明是政府頒發的而不是借來的，這在今人看來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來則極為正常。
顯然，在中國古代，服飾的等差，首先並不取決於“貧富”（有沒有錢），而是取決於“貴賤”（有沒有銜）。沒有地位，錢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漢製更規定，平民凡有一人經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錦、繡、綺等絲織品，也不得服用毛織品、細葛布和白細苧麻布。所以到了可以“賣官鬻爵”的年代，商人們都願意花成千上萬的銀子，去“捐個前程”，買個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岩，靠幫左宗棠籌餉而“賞穿黃馬褂”即是。總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禮”，衣服穿的不對頭同樣是“失禮”。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飾，那麽一定的服飾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們的“身份證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職業的代名詞。比如大家熟知的“冠蓋”（達官貴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侶）等。
又如“縉紳”，原指“係紳帶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們上朝時，隨身攜帶用來寫“發言提綱”或做“會議記錄”的狹長板子，有點像今天的“商務通”。這板子在不用時，就插在腰間那條紳帶上，就像今人把呼機或手機別在皮帶上一樣。所以，縉紳也就是大臣。後來，凡是有係紳插笏之資格，再後來，凡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便都稱為“縉紳”，又稱“紳士”，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皮帶族”。不過，今天的“皮帶族”可不都是紳士，甚至可能連“白領”都不是。至於現代“紳士”們，則八成是不會把手機、呼機、商務通“一個都不能少”的全都別在皮帶上的。
此外如“烏紗帽”、“石榴裙”，也都用於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烏紗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時裝。戴“烏紗帽”的好歹也是個七品縣令，穿“石榴裙”的則多半是都市麗人。再如“紈絝”，原本是指用細緻潔白的薄綢（紈）做成的一種不連襠的套褲（絝），類似於今之開襠褲。這種服裝，依例隻有貴胄子弟才能服用。貴胄子弟穿著這樣“又輕又薄”的開襠褲到處吃喝玩樂，尋花問柳，自然“輕薄”得可以，所以“紈絝”又用來指古時的“中國”和“輕薄少年”。至於長衫，則為儒生之服飾。孔乙己的一件長衫，盡管又髒又破，卻決不肯脫下，就是害怕丟了他讀書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禮儀
一個人的服飾既然由身份來決定，那麽，身份的獲得也就當然由服飾來表明。比方說，授予學位要戴博士帽，授予軍銜要換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顯然要屢屢變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後要死。有的人，還要擔任和晉升職務，獲取功名。這樣，服飾的變換便貫穿一個人的終身，成了一個人的人生禮儀。
古人很看重服飾的禮儀，一旦失禮便可能釀成大禍。公元前55年，有一天衛獻公約請孫文子、寧惠子兩位吃飯。孫、寧二人依照禮製，準時準點穿上朝服，衣冠楚楚地等在朝廷，一直等到太陽落山也不見獻公的影子。一問，才知道他老先生還在園子裏射鴻。兩位大夫沒有辦法，隻好又衣冠楚楚地趕到園子裏。獻公見了他們，連“皮冠”也不脫，就和他們說起話來。孫、寧兩位當場勃然大怒。因為“皮冠”是田獵和軍事的服飾。皮冠麵對的，不是野獸，就是敵人。因此，即便是君見臣，也要先免去皮冠，才能說話，否則便是侮辱。衛獻公請客吃飯，不按時開飯已是失禮，又居然戴著皮冠和被請的人說話，當然要被視為有意侮辱。君視臣為禽獸，則臣視君為寇讎。孫文子便發動政變，把衛獻公驅逐出境，直到十二年後才得以回國。穿衣戴帽的事，豈是含糊得的？
正文 第二章 服飾 二 道德與禮儀
金魚袋，石榴裙
禮儀，其實也是很麻煩的。
穿衣要怎樣才“合禮”？無非兩條。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場合。所謂“合場合”，就是在不同的場合下，相應地使用不同的服飾。比如參加正式會議，穿著太隨便就不合適；而閑居在家，西裝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點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禮儀的人，常常就會不停地換衣服。比如，行禮時著禮服，祭祀時著祭服，治喪時著喪服，上朝時著朝服，閑居時著燕服。穿什麽衣服，就得配什麽鞋。穿祭服著舄（重底鞋），穿朝服著履（一般的鞋），穿燕服著屨（葛麻製單底鞋），出門著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這麽多種，別的就更不用提了。但這些規定，都必須嚴格遵守，否則便是“失禮”。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要合身份。中國古代的服飾是有製度的。什麽人用什麽服飾，包括款式、麵料、色彩、紋飾，都作了嚴格的規定。比如周代的時候，隻有天子、諸侯、大夫、士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婦人和庶人就隻能穿衣裳相連的“深衣”。漢代的平民百姓則隻能穿本色麻布，染個顏色都不行。唐以後，又規定明黃色為皇帝專用，所以趙匡胤“黃袍加身”，也就意味著登上了帝位。明代則規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龍、飛魚、鬥牛等圖案，或一定品級的官員可用蟒，不得用龍。蟒袍和龍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龍袍的是皇上，並不是隨便什麽人都可以“龍飛鳳舞”。
用了高於自己身份的服飾，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許使用，則是極大的恩典，應予特別的炫耀和聲明。比如，宋朝的時候，凡有資格穿紫色、緋色公服的官員，都必須佩掛金、銀裝飾的“魚袋”。服紫佩掛金魚袋，服緋佩掛銀魚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緋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職位品級太低，又有特殊情況（如出使等），需要佩掛魚袋，必須先借用紫、緋之服，時稱“借紫”、“借緋”。如果穿紫佩魚是皇上所賜，則是一種較高的榮譽，在填寫自己的職銜時，必須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禮圖》，奏請重新製定服飾製度禮儀的博士聶崇義，就被賜紫服、佩金魚袋。因此這位老兄的正式職銜的全稱就是“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裏掛個金魚袋，也算一種職稱，必須添進“幹部履歷表”裏去，或印在“名片”上，還要特別說明是政府頒發的而不是借來的，這在今人看來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來則極為正常。
顯然，在中國古代，服飾的等差，首先並不取決於“貧富”（有沒有錢），而是取決於“貴賤”（有沒有銜）。沒有地位，錢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漢製更規定，平民凡有一人經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錦、繡、綺等絲織品，也不得服用毛織品、細葛布和白細苧麻布。所以到了可以“賣官鬻爵”的年代，商人們都願意花成千上萬的銀子，去“捐個前程”，買個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岩，靠幫左宗棠籌餉而“賞穿黃馬褂”即是。總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禮”，衣服穿的不對頭同樣是“失禮”。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飾，那麽一定的服飾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們的“身份證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職業的代名詞。比如大家熟知的“冠蓋”（達官貴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侶）等。
又如“縉紳”，原指“係紳帶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們上朝時，隨身攜帶用來寫“發言提綱”或做“會議記錄”的狹長板子，有點像今天的“商務通”。這板子在不用時，就插在腰間那條紳帶上，就像今人把呼機或手機別在皮帶上一樣。所以，縉紳也就是大臣。後來，凡是有係紳插笏之資格，再後來，凡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便都稱為“縉紳”，又稱“紳士”，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皮帶族”。不過，今天的“皮帶族”可不都是紳士，甚至可能連“白領”都不是。至於現代“紳士”們，則八成是不會把手機、呼機、商務通“一個都不能少”的全都別在皮帶上的。
此外如“烏紗帽”、“石榴裙”，也都用於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烏紗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時裝。戴“烏紗帽”的好歹也是個七品縣令，穿“石榴裙”的則多半是都市麗人。再如“紈絝”，原本是指用細緻潔白的薄綢（紈）做成的一種不連襠的套褲（絝），類似於今之開襠褲。這種服裝，依例隻有貴胄子弟才能服用。貴胄子弟穿著這樣“又輕又薄”的開襠褲到處吃喝玩樂，尋花問柳，自然“輕薄”得可以，所以“紈絝”又用來指古時的“中國”和“輕薄少年”。至於長衫，則為儒生之服飾。孔乙己的一件長衫，盡管又髒又破，卻決不肯脫下，就是害怕丟了他讀書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禮儀
一個人的服飾既然由身份來決定，那麽，身份的獲得也就當然由服飾來表明。比方說，授予學位要戴博士帽，授予軍銜要換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顯然要屢屢變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後要死。有的人，還要擔任和晉升職務，獲取功名。這樣，服飾的變換便貫穿一個人的終身，成了一個人的人生禮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