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欲穿瑜之心，而義不可勝利也。
其後繼承孟子精神的，為王陽明;就說“隻好惡便盡了是非”。他們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託給人們的感情要求，真大膽之極!我說他“完全信賴人類自己”，就在此。這在古代，除了中國，除了儒家，沒有誰敢公然言這樣主張的。
我說：在中國，人類理性開發得早;即指此。
儒家的教條
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託於人們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險的。在中國的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與漢民相處，恰可得一對照。回民都沒有吸雅片的，生活上且有許多良好習慣。漢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數。吸雅片，就懶惰，就窮困，許多缺點因之而來。彼此相形，全然兩樣。其故就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為準於教規，受團體之監督，不得自便。漢民雖讀儒書，卻沒有宗教規條及組織。
這種失敗，孔孟當然沒有看見。看見了，他仍未定放棄他的主張。他似乎徹底不承認有外麵的準則可循。固然製禮作樂，從外麵影響到生命亦是必須的;然製作必本乎人情。孟子總要爭辨義在內而不在外，就為此。
勉循外麵標準，隻是義的襲取，隻是“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論調之高如此;然這是儒家精神，不可不知。
因此儒家沒有教條;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的一條而已。他沒有旁的，隻是說：在你心裏清明之時，好自想想吧!例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子貢方入。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以上皆摘自《論語》，可以想見距今兩千五百年前孔門的學風。處處教人自己省察，自己去想，養成你自己的辨別力(對於情理之辨別力)。
尤要有自己當心容易錯誤，而不甘心於錯誤。除了信賴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賴其他——這是何等精神!人類便再進步一萬年，怕亦不得超過吧!
人類的特徵在理性
一般的說法，人類的特徵在理智。這本來不錯的。但我今卻要說，人類的特徵在理性。此一理論，頗未易言。這裏隻粗陳大旨。
生物的進化，是沿其生活方法而進的。從生活方法上看：植物定住於一所，攝取無機質以自養;動物則遊走求食。顯然一靜一動，從兩大方向而發展去。而動物之中，又有節足動物之趨向本能，脊椎動物之趨向理智之不同。趨向本能者，即是生下來依其先天安排就的方法以為生活。反之，先天安排的不夠，而要靠後天想辦法和學習，方能生活，便是理智之路。前者，蜂若蟻是其代表;後者，唯有人類到達了此地步。綜合起來，生物之生活方法，蓋有如是三大脈絡。
三者比較，以植物生活最省事;依本能者次之;理智一路，則最費事。寄生動物，即動物之懶惰者，又回到最省事路上去。脊椎動物，自魚類、鳥類、哺乳類、猿猴類以及人類，以次進於理智，亦即以次而遠於本能。他們雖趨向於理智，但若在進程中稍有偏違，即不得到達。所謂偏違，就是不免希圖省事。凡早圖省事者，即早入歧途;隻有始終不怕費事者，才得到達——便是人類。
唯獨人類算得完成了理智之路，但理智隻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種傾向;由此傾向發展去，本能便渾而不著，弱而不強。卻不是人的生活，就全然和本能不相幹。其餘者，理智發展愈不夠，當然愈靠本能。此所以除人類外，大致看去，各高等動物依然是本能生活。
人類是從本能生活中解放出來的。依本能為活者，其生活工具即寓於其身體;是有限的。而人則於身體外創造工具而使用之，為無限的。依本能為活者，生下來——或於短期內——便有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而人則初若無一能，其卒也無所不能——其前途完全不可限量。
解放始於自身生命與外物之間，不為特定之行為關係，而疏離淡遠以至於超脫自由。這亦即是減弱身體感官器官之具體作用，而擴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在藉累次經驗，化具體事物為抽象觀念，而運用之;其性質即是行為之前的猶豫作用。猶豫之延長為冷靜;知識即於此產生。更憑藉知識以應付問題。這便是依理智作用為生活的大概。
人類理智有兩大見征。一征於其有語言;二征於其兒童期之特長。語言即代表觀念者，實大有助於知識之產生。兒童時期之延長，則一麵鍛練官體習慣，以代本能，一麵師取前人經驗，阜豐知識。故依理智為活者，即是依重於後天學習。
從生活方法上看，人類特徵無疑的是在理智。以上所講，無外此意。
但這裏不經意的早隱伏一大變動，超過一切等差比較，就是：一切生物都盤旋於生活問題(兼括個體生活及種族生活)，以得生活而止，無更越此一步者;而人類卻悠然長往，突破此限了。我們如不能認識此人類生命的特殊，而隻在其方法上看，實屬輕重倒置。
各種本能都是營求生活的方法手段，一一皆是有所為的。當人類向著理智前進，其生命超脫於本能，即是不落方法手段，而得豁然開朗達於無所為之境地。他對於任何事物均可發生興趣行為，而不必是為了生活——自然亦可能(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是為了生活。譬如求真之心，好善之心，隻是人類生命的高強博大自然要如此，不能當作營生活的手段或其一種變形來解釋。
蓋理智必造乎“無所為”的冷靜地步，而後得盡其用;就從這裏不期而開出了無(所)私的感情(inpersonalfeeling)——理性。理性理智為心思作用之兩麵：知的一麵曰理智;情的一麵曰理性;本來相連不離。譬如計算數目，計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確之心便是理性。數目錯了，不容自昧，就是一種極有力的感情。這一感情是無私的，不是為了什麽生活問題。分析、計算、假設、推理……理智之用無窮，而獨不作主張;作主的是理性。理性之取捨不一，而要以無私的感情為其中心。此即人類所以於一般生物隻在覓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欲穿瑜之心，而義不可勝利也。
其後繼承孟子精神的，為王陽明;就說“隻好惡便盡了是非”。他們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託給人們的感情要求，真大膽之極!我說他“完全信賴人類自己”，就在此。這在古代，除了中國，除了儒家，沒有誰敢公然言這樣主張的。
我說：在中國，人類理性開發得早;即指此。
儒家的教條
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託於人們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險的。在中國的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與漢民相處，恰可得一對照。回民都沒有吸雅片的，生活上且有許多良好習慣。漢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數。吸雅片，就懶惰，就窮困，許多缺點因之而來。彼此相形，全然兩樣。其故就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為準於教規，受團體之監督，不得自便。漢民雖讀儒書，卻沒有宗教規條及組織。
這種失敗，孔孟當然沒有看見。看見了，他仍未定放棄他的主張。他似乎徹底不承認有外麵的準則可循。固然製禮作樂，從外麵影響到生命亦是必須的;然製作必本乎人情。孟子總要爭辨義在內而不在外，就為此。
勉循外麵標準，隻是義的襲取，隻是“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論調之高如此;然這是儒家精神，不可不知。
因此儒家沒有教條;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的一條而已。他沒有旁的，隻是說：在你心裏清明之時，好自想想吧!例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子貢方入。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以上皆摘自《論語》，可以想見距今兩千五百年前孔門的學風。處處教人自己省察，自己去想，養成你自己的辨別力(對於情理之辨別力)。
尤要有自己當心容易錯誤，而不甘心於錯誤。除了信賴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賴其他——這是何等精神!人類便再進步一萬年，怕亦不得超過吧!
人類的特徵在理性
一般的說法，人類的特徵在理智。這本來不錯的。但我今卻要說，人類的特徵在理性。此一理論，頗未易言。這裏隻粗陳大旨。
生物的進化，是沿其生活方法而進的。從生活方法上看：植物定住於一所，攝取無機質以自養;動物則遊走求食。顯然一靜一動，從兩大方向而發展去。而動物之中，又有節足動物之趨向本能，脊椎動物之趨向理智之不同。趨向本能者，即是生下來依其先天安排就的方法以為生活。反之，先天安排的不夠，而要靠後天想辦法和學習，方能生活，便是理智之路。前者，蜂若蟻是其代表;後者，唯有人類到達了此地步。綜合起來，生物之生活方法，蓋有如是三大脈絡。
三者比較，以植物生活最省事;依本能者次之;理智一路，則最費事。寄生動物，即動物之懶惰者，又回到最省事路上去。脊椎動物，自魚類、鳥類、哺乳類、猿猴類以及人類，以次進於理智，亦即以次而遠於本能。他們雖趨向於理智，但若在進程中稍有偏違，即不得到達。所謂偏違，就是不免希圖省事。凡早圖省事者，即早入歧途;隻有始終不怕費事者，才得到達——便是人類。
唯獨人類算得完成了理智之路，但理智隻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種傾向;由此傾向發展去，本能便渾而不著，弱而不強。卻不是人的生活，就全然和本能不相幹。其餘者，理智發展愈不夠，當然愈靠本能。此所以除人類外，大致看去，各高等動物依然是本能生活。
人類是從本能生活中解放出來的。依本能為活者，其生活工具即寓於其身體;是有限的。而人則於身體外創造工具而使用之，為無限的。依本能為活者，生下來——或於短期內——便有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而人則初若無一能，其卒也無所不能——其前途完全不可限量。
解放始於自身生命與外物之間，不為特定之行為關係，而疏離淡遠以至於超脫自由。這亦即是減弱身體感官器官之具體作用，而擴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在藉累次經驗，化具體事物為抽象觀念，而運用之;其性質即是行為之前的猶豫作用。猶豫之延長為冷靜;知識即於此產生。更憑藉知識以應付問題。這便是依理智作用為生活的大概。
人類理智有兩大見征。一征於其有語言;二征於其兒童期之特長。語言即代表觀念者，實大有助於知識之產生。兒童時期之延長，則一麵鍛練官體習慣，以代本能，一麵師取前人經驗，阜豐知識。故依理智為活者，即是依重於後天學習。
從生活方法上看，人類特徵無疑的是在理智。以上所講，無外此意。
但這裏不經意的早隱伏一大變動，超過一切等差比較，就是：一切生物都盤旋於生活問題(兼括個體生活及種族生活)，以得生活而止，無更越此一步者;而人類卻悠然長往，突破此限了。我們如不能認識此人類生命的特殊，而隻在其方法上看，實屬輕重倒置。
各種本能都是營求生活的方法手段，一一皆是有所為的。當人類向著理智前進，其生命超脫於本能，即是不落方法手段，而得豁然開朗達於無所為之境地。他對於任何事物均可發生興趣行為，而不必是為了生活——自然亦可能(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是為了生活。譬如求真之心，好善之心，隻是人類生命的高強博大自然要如此，不能當作營生活的手段或其一種變形來解釋。
蓋理智必造乎“無所為”的冷靜地步，而後得盡其用;就從這裏不期而開出了無(所)私的感情(inpersonalfeeling)——理性。理性理智為心思作用之兩麵：知的一麵曰理智;情的一麵曰理性;本來相連不離。譬如計算數目，計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確之心便是理性。數目錯了，不容自昧，就是一種極有力的感情。這一感情是無私的，不是為了什麽生活問題。分析、計算、假設、推理……理智之用無窮，而獨不作主張;作主的是理性。理性之取捨不一，而要以無私的感情為其中心。此即人類所以於一般生物隻在覓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