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性找一個堵槍眼的藉口，實際上是一種亙古以傳的羞澀文化。
我們知道，日本是一個性文化異常發達的國家，據我的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朋友證實，日本女性在嫁為人婦之前，性開放度非常驚人。不過一旦嫁人，她們就變得規矩起來，性表達也開始矜持含蓄。一個美國女人在需要性的時候，她會先說：“i love you！”然後馬上進入“make love”狀態。一個日本女人在需要性的時候，卻是含蓄得要命：“老公，我冷了，被子已經鋪好了。”日本屬於東方民族，所以這個羞澀文化是東方人的專利，總的原則是讓性表達變得模糊不清。它在國人身上體現得就更為模糊，假如一位女士希望跟自己的老公溫存，而該老公傻乎乎地看世界盃不肯上床，那麽該女士可能會這樣表達憤怒：“都幾點了還不睡？光知道看電視，明兒你跟電視過日子去吧！”
性是全人類的禮物，女性不談性，並不等於不喜歡性禮物。性學家研究認為，在人的潛意識裏，平均十五分鍾就會進行一次與性有關的聯想運動。而男人，無疑是性運動方麵的專家。這一點我在《 男人這狗東西 》裏提了個頭，以後還會反覆提及。如你所知，本書的目的在於居心叵測地攻擊婚姻體製，現在我就來說明，性與婚姻到底是個什麽關係。
薩特在《 理智之年 》這部書裏，借用主人公馬洛說過一句話。當時馬洛在情人家中，赤身裸體，兩腿之間躺著垂頭喪氣的生殖器。馬洛突然意識到：它就像個“大兒子”，男人終生都在為它操勞，不知疲憊。薩特是個了不起的哲學家，這句話充滿了哲學意義上的悲憫精神。這種悲憫，從一個男人性覺醒時就開始，一直貫穿到死。以我個人的經驗來看，性覺醒時就好像一個人憋了一泡尿，必須把它撒出去，否則真是不人道。而這泡尿撒起來總是很難，沒有誰能夠做到想撒就撒。比如在我性覺醒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生理課上老師隻講眼耳口鼻，仿佛成心要把她的學生培養成五官科醫生，而最關鍵的生殖係統絕口不提。我們就隻能從其他渠道滿足強烈的求知慾。當時全國開展嚴打鬥爭，到處張貼著一些強姦犯的判決書，我自己還有許多同齡人的性教育就是從這些判決書上的案例描述中獲得的。
這樣的學習方式是齷齪的，對我們那代人的性意識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總括來說，性是一堆大便，不能看，遇到時要繞開。凡與大便有關的事，在當時都被認為非常恐怖。比如，鄧麗君的歌聲被認為是有毒的，穿喇叭褲的學生要在全校師生麵前公開檢討，給異性傳了一張小紙條，就會被定性為早戀，男生要被家長抽上一頓皮帶，女生家長則要忙著辦理轉校。於是這泡尿越憋越足，膀胱隨時處於憋爆的臨界狀態。幾年時間過去了，考上大學的上了大學，沒考上大學的找了工作。這時我們都已經二十歲左右，我們所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個女朋友，然後迅速地、不計得失地、義無反顧地把這泡尿撒出去。
性學家李銀河女士在《 北京青年報 》發表過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影響過一代人的革命樣板戲《 紅燈記 》。李銀河說，在這部戲裏，祖孫三代革命者發現他們之間並無血緣關係：“爹不是你的親爹，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這句經典道白，迴避了鐵梅係李玉和親生的可能，同時迴避了革命者李玉和可能有過的性行為。今天我們拷問這些人物關係是有趣的，而在《 紅燈記 》流行的年代，性話語基本上從公眾話語中消失，革命者更不能跟性發生任何聯繫。
普通人不可能跟革命者相比，所以世上到處充斥著“性而上”的凡夫俗子。當一個男孩對一個女孩說：“我愛你，嫁給我吧！”女孩會幸福得昏倒。而實際上，這句經典求婚申請的本意卻是：“嫁給我，讓我們合法地那個吧！”如果女孩知道這個真相，她會大罵求婚者無恥。正是料到女孩會罵他無恥，該男孩才不會在求婚申請中進行真實的表達。這一點，也許女人永遠都不能明白。
在《 哥林多前書 》當中，聖保羅說過最漂亮的一句真話：“婚姻中唯一需要的是性交的機會。”把這句話反過來讀，意思就是：性交的唯一機會需要從婚姻中獲得。據我所知，宗教普遍是抑製性慾的。比如基督教，在最嚴苛的清教徒時期是主張禁慾的，並且視性為魔鬼。《 十日談 》中有一個傳教士誘姦少女時，對此進行了靈活運用。他把自己的陽具視為魔鬼，把少女的身體視為地獄，當他進入少女的身體時高聲叫道：“上帝啊，就讓魔鬼飽受地獄的煎熬吧！”基督教也有比較寬厚的時期，該時期它以維持婚內性交秩序為特徵。即：性交的唯一機會需要從婚姻中獲得。
我們知道，在政教合一的國家，宗教教義可以左右國家意誌，有時宗教本身就是國家權力。所以聖保羅這個意思中包涵著很厲害的製度約束。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是不是這個道理？除了結婚，所有性交行為，包括婚前性、婚外性、嫖妓、姦淫，都是法律和世俗所禁絕或排斥的。權力意誌和混沌力量創造了婚姻體製，而婚姻體製則幹預了“性而上”的人類本性。法國思想家莫阿羅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正是這種人類的性本能，促使人們在“容易發誓的時候發了誓，並且受此誓言的拘束”。而以我的粗俗見解，如果一個正常的男人或女人憋了一泡尿，你隻有盡快找個人來結婚，解決掉這份生理擠壓。
我們知道，日本是一個性文化異常發達的國家，據我的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朋友證實，日本女性在嫁為人婦之前，性開放度非常驚人。不過一旦嫁人，她們就變得規矩起來，性表達也開始矜持含蓄。一個美國女人在需要性的時候，她會先說：“i love you！”然後馬上進入“make love”狀態。一個日本女人在需要性的時候，卻是含蓄得要命：“老公，我冷了，被子已經鋪好了。”日本屬於東方民族，所以這個羞澀文化是東方人的專利，總的原則是讓性表達變得模糊不清。它在國人身上體現得就更為模糊，假如一位女士希望跟自己的老公溫存，而該老公傻乎乎地看世界盃不肯上床，那麽該女士可能會這樣表達憤怒：“都幾點了還不睡？光知道看電視，明兒你跟電視過日子去吧！”
性是全人類的禮物，女性不談性，並不等於不喜歡性禮物。性學家研究認為，在人的潛意識裏，平均十五分鍾就會進行一次與性有關的聯想運動。而男人，無疑是性運動方麵的專家。這一點我在《 男人這狗東西 》裏提了個頭，以後還會反覆提及。如你所知，本書的目的在於居心叵測地攻擊婚姻體製，現在我就來說明，性與婚姻到底是個什麽關係。
薩特在《 理智之年 》這部書裏，借用主人公馬洛說過一句話。當時馬洛在情人家中，赤身裸體，兩腿之間躺著垂頭喪氣的生殖器。馬洛突然意識到：它就像個“大兒子”，男人終生都在為它操勞，不知疲憊。薩特是個了不起的哲學家，這句話充滿了哲學意義上的悲憫精神。這種悲憫，從一個男人性覺醒時就開始，一直貫穿到死。以我個人的經驗來看，性覺醒時就好像一個人憋了一泡尿，必須把它撒出去，否則真是不人道。而這泡尿撒起來總是很難，沒有誰能夠做到想撒就撒。比如在我性覺醒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生理課上老師隻講眼耳口鼻，仿佛成心要把她的學生培養成五官科醫生，而最關鍵的生殖係統絕口不提。我們就隻能從其他渠道滿足強烈的求知慾。當時全國開展嚴打鬥爭，到處張貼著一些強姦犯的判決書，我自己還有許多同齡人的性教育就是從這些判決書上的案例描述中獲得的。
這樣的學習方式是齷齪的，對我們那代人的性意識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總括來說，性是一堆大便，不能看，遇到時要繞開。凡與大便有關的事，在當時都被認為非常恐怖。比如，鄧麗君的歌聲被認為是有毒的，穿喇叭褲的學生要在全校師生麵前公開檢討，給異性傳了一張小紙條，就會被定性為早戀，男生要被家長抽上一頓皮帶，女生家長則要忙著辦理轉校。於是這泡尿越憋越足，膀胱隨時處於憋爆的臨界狀態。幾年時間過去了，考上大學的上了大學，沒考上大學的找了工作。這時我們都已經二十歲左右，我們所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個女朋友，然後迅速地、不計得失地、義無反顧地把這泡尿撒出去。
性學家李銀河女士在《 北京青年報 》發表過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影響過一代人的革命樣板戲《 紅燈記 》。李銀河說，在這部戲裏，祖孫三代革命者發現他們之間並無血緣關係：“爹不是你的親爹，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這句經典道白，迴避了鐵梅係李玉和親生的可能，同時迴避了革命者李玉和可能有過的性行為。今天我們拷問這些人物關係是有趣的，而在《 紅燈記 》流行的年代，性話語基本上從公眾話語中消失，革命者更不能跟性發生任何聯繫。
普通人不可能跟革命者相比，所以世上到處充斥著“性而上”的凡夫俗子。當一個男孩對一個女孩說：“我愛你，嫁給我吧！”女孩會幸福得昏倒。而實際上，這句經典求婚申請的本意卻是：“嫁給我，讓我們合法地那個吧！”如果女孩知道這個真相，她會大罵求婚者無恥。正是料到女孩會罵他無恥，該男孩才不會在求婚申請中進行真實的表達。這一點，也許女人永遠都不能明白。
在《 哥林多前書 》當中，聖保羅說過最漂亮的一句真話：“婚姻中唯一需要的是性交的機會。”把這句話反過來讀，意思就是：性交的唯一機會需要從婚姻中獲得。據我所知，宗教普遍是抑製性慾的。比如基督教，在最嚴苛的清教徒時期是主張禁慾的，並且視性為魔鬼。《 十日談 》中有一個傳教士誘姦少女時，對此進行了靈活運用。他把自己的陽具視為魔鬼，把少女的身體視為地獄，當他進入少女的身體時高聲叫道：“上帝啊，就讓魔鬼飽受地獄的煎熬吧！”基督教也有比較寬厚的時期，該時期它以維持婚內性交秩序為特徵。即：性交的唯一機會需要從婚姻中獲得。
我們知道，在政教合一的國家，宗教教義可以左右國家意誌，有時宗教本身就是國家權力。所以聖保羅這個意思中包涵著很厲害的製度約束。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是不是這個道理？除了結婚，所有性交行為，包括婚前性、婚外性、嫖妓、姦淫，都是法律和世俗所禁絕或排斥的。權力意誌和混沌力量創造了婚姻體製，而婚姻體製則幹預了“性而上”的人類本性。法國思想家莫阿羅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正是這種人類的性本能，促使人們在“容易發誓的時候發了誓，並且受此誓言的拘束”。而以我的粗俗見解，如果一個正常的男人或女人憋了一泡尿，你隻有盡快找個人來結婚，解決掉這份生理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