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歷代的統治者們在如何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有著豐富的經驗，更有慘痛的教訓。中國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社會的最後一個統治階級，自應對此作出遠勝於前人的、最透徹、最公允、最明智的回答。
誰也不能否認，首先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的是以李大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人物也是以毛澤東、周恩來等偉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有史以來在政治舞台上所創造的最輝煌的業績。身為知識分子，他們當然比誰都明白知識分子的重要，即使在以武力奪取政權的年代，毛澤東也清醒地向全黨、全軍發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呼籲，他明確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並且嚴厲告誡：“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這一決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早已為歷史所證實。建國之後，一九五六年，在毛澤東提議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在報告中係統地論述了知識分子問題同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關係，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了“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且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中國的原子彈、氫彈、運載火箭、人造衛星上天以及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的空前發展正是這一政策的威力的生動體現。
遺憾的是，這一正確政策未能一貫地堅持下去，從五十年代後期就偏離方向，越來越“左”，知識分子被視為政治上異己的階層，一個接一個的運動無一例外地拿知識分子開刀。許多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並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知識分子被戴上“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到了“文化大革命”又發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斯文掃地，知識分子遭到了殘酷的打擊，甚至把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說成是“搞修正主義”，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釀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嚴重地打擊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文革”後倖存的知識分子如驚弓之鳥。然而，他們的報國之心卻並未泯滅，他們頭頂著“兩個凡是”、“兩個估計”的陰霾，翹首以望春天的到來。
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復出，自告奮勇主管科學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黨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大膽撥亂反正，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確軌道並且邁開了新的步伐，使知識分子從沉重的精神枷鎖下解放出來。漫長的寒冬宣告結束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黨和政府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知識分子創造報效祖國的條件，採取了一係列措施，並特別提出“中年知識分子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創舉。這極大地激發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和職業的自豪感，他們懷著“士為知己者死”的強烈衝動，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奔向四人現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暢多了，但並不是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還有重重阻力。對知識分子傳統的偏見還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並未從思想深處消除“左”的流毒，未能認識到知識分子在四化建設中的重大作用，對提高知識分子待遇有著嚴重的牴觸情緒與平均主義思想，知識分子在工作、生活條件和物質待遇上還存在許多困難，在經濟上還沒有“翻身”。經濟體製改革中，農、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走在了前麵，與知識分子拉開了距離。在改革中出現的這一新課題，迫使人們要思考，要研究，要解決……
從政策的製定到逐級落實，畢竟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花費大量的氣力和資金，還要衝破許多有形無形的阻力：有“左”傾思潮的殘餘，有世俗的偏見，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的知識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區、部門、單位遲遲不能落實。何況，有些中央精神還沒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會有各式各樣的“領會”和“解釋”，而不去化為實際行動。涉及麵極廣的職稱、工資、住房等等問題，歷來是“老、大、難”，難倒了許多人!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現在提拔了知識分子擔任領導職務，人們卻發現比“外行領導內行”的時候更麻煩。令他昔日的同類咋舌!畫家方成有一幅題為《武大郎開店》的漫畫，妙不可言，說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榮任了領導，聲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麽，曾在景陽崗上打死猛虎的你家兄弟如何處置?此畫雖“漫”，其理不謬，君不見，一些人才被埋沒，一些學術著作被冷遇，一些發明創造被壓製，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殺，正是由於這樣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當了權的知識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裏的事兒，一旦“李白”整起“杜甫”來，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擊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誰知道!
誰也不能否認，首先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的是以李大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人物也是以毛澤東、周恩來等偉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有史以來在政治舞台上所創造的最輝煌的業績。身為知識分子，他們當然比誰都明白知識分子的重要，即使在以武力奪取政權的年代，毛澤東也清醒地向全黨、全軍發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呼籲，他明確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並且嚴厲告誡：“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這一決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早已為歷史所證實。建國之後，一九五六年，在毛澤東提議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在報告中係統地論述了知識分子問題同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關係，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了“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且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中國的原子彈、氫彈、運載火箭、人造衛星上天以及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的空前發展正是這一政策的威力的生動體現。
遺憾的是，這一正確政策未能一貫地堅持下去，從五十年代後期就偏離方向，越來越“左”，知識分子被視為政治上異己的階層，一個接一個的運動無一例外地拿知識分子開刀。許多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並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知識分子被戴上“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到了“文化大革命”又發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斯文掃地，知識分子遭到了殘酷的打擊，甚至把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說成是“搞修正主義”，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釀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嚴重地打擊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文革”後倖存的知識分子如驚弓之鳥。然而，他們的報國之心卻並未泯滅，他們頭頂著“兩個凡是”、“兩個估計”的陰霾，翹首以望春天的到來。
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復出，自告奮勇主管科學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黨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大膽撥亂反正，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確軌道並且邁開了新的步伐，使知識分子從沉重的精神枷鎖下解放出來。漫長的寒冬宣告結束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黨和政府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知識分子創造報效祖國的條件，採取了一係列措施，並特別提出“中年知識分子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創舉。這極大地激發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和職業的自豪感，他們懷著“士為知己者死”的強烈衝動，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奔向四人現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暢多了，但並不是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還有重重阻力。對知識分子傳統的偏見還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並未從思想深處消除“左”的流毒，未能認識到知識分子在四化建設中的重大作用，對提高知識分子待遇有著嚴重的牴觸情緒與平均主義思想，知識分子在工作、生活條件和物質待遇上還存在許多困難，在經濟上還沒有“翻身”。經濟體製改革中，農、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走在了前麵，與知識分子拉開了距離。在改革中出現的這一新課題，迫使人們要思考，要研究，要解決……
從政策的製定到逐級落實，畢竟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花費大量的氣力和資金，還要衝破許多有形無形的阻力：有“左”傾思潮的殘餘，有世俗的偏見，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的知識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區、部門、單位遲遲不能落實。何況，有些中央精神還沒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會有各式各樣的“領會”和“解釋”，而不去化為實際行動。涉及麵極廣的職稱、工資、住房等等問題，歷來是“老、大、難”，難倒了許多人!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現在提拔了知識分子擔任領導職務，人們卻發現比“外行領導內行”的時候更麻煩。令他昔日的同類咋舌!畫家方成有一幅題為《武大郎開店》的漫畫，妙不可言，說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榮任了領導，聲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麽，曾在景陽崗上打死猛虎的你家兄弟如何處置?此畫雖“漫”，其理不謬，君不見，一些人才被埋沒，一些學術著作被冷遇，一些發明創造被壓製，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殺，正是由於這樣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當了權的知識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裏的事兒，一旦“李白”整起“杜甫”來，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擊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