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民終於順利地通過了國家專利局對他的三項發明創造的實質審查，得到了科學的確認和法律的保障。下一步，就該全力以赴對付國際上的實質審查了，那將比國內的更艱巨、更繁雜，因為由一個中國人發起的對國際公認的權威的挑戰，必將會遇到許多強大的對手，而隻有一一擊敗他們，我們才能在世界範圍內確立自己的地位。國際“激戰”就要開始了……
不幸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高建民的舊病又復發了，“ct”檢查結果證明：膠質瘤又在琿逞凶了，他寫字時右手不太聽從使喚，隨後，連說話也感到吃力了。他意識到：也許是自己的“期限”到了?從出院到現在，他贏得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發揮了最高的生存質量；但是，事情還沒有完，更嚴峻的戰鬥還在後頭，現在不能“釜底抽薪”啊!生命，時間，這是人間多麽寶貴的東西!現在，誰能夠給他?誰能夠?!
高建民必須再次住院，再次手術，前途凶吉難卜!他含淚拉著一位老同學的手說：“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推動這個項目!”這是他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鄭重囑託。但在這關鍵的時候假手於人，他能放心嗎?
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一年零八個月以前所做的一切，隻有再重複一次：剃頭，開顱，手術。但是，高健民的病情與上次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手術也不是簡單的重複，這一次的結果將意味什麽?誰也不知道，也許病魔將殘忍地宣布他生命的終止，也許從手術室裏推出來一個沒有思想、沒有行動能力的“植物人”，那樣，準備了二十年的一場激戰將會在戰鼓擂響之前就宣告結束，功虧一簣，一切都完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高建民重新住進了醫院，準備接受第二次手術……
他的故事沒有結束。我憑著自己的真誠願望做著種種美好的設想，祝願他康復；但在沒有獲得準確的結果之前，我卻沒有虛構的權利。我隻有等待。願命運賜我以神來之筆，在沉悶的文字之中增添一抹令人振奮的亮色。
兩個“列寧”劃開了兩個時代。
為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搶救我們的國寶!
我們曾經有十年的時間沒有文學，沒有藝術。那時候，除了反反覆覆的“樣板戲”和《地道戰》之類，幾乎沒有電影。因此，我曾看了好幾遍《列寧在一九一八》。有一個情節使我總是不能忘懷。列寧被刺後，高爾基去看他，他說：“我們的爭論終於有了結果，我身上現在還留著知識分子的子彈!”高爾基滿麵羞慚地低下了頭，我的心卻“咯噔”一跳。我不知道這句台詞是藝術的虛構呢，還是查實有據，但那時候放這樣的電影非常合乎時宜，恰好可以讓“四人幫”一夥斷章取義，借革命導師的話打擊知識分子。當時，我們這兒的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賣身求榮者外，頭上都冠以一個表示氣味兒的貶詞。
十年又十年，一出蘇聯新戲在北京演出：《紅茵藍馬》。由蘇聯的導演來執導，劇中的列寧是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領袖形象，我強烈的感受是：這一次又是恰恰合乎我們的時宜了。在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如今從上到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呼聲甚高，並且還有一條“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政策。兩個“列寧”，劃開了兩個時代!
現在有一種說法：“老大靠了邊，老九上了天。”知識分子在那個荒唐年月曾經被排行“老九”，並加上一個令人作嘔的“臭”字。其實這也不是“四人幫”的獨創，早在元朝時就有“九儒十丐”之說，知識分子也是排行“老九”，僅比乞丐強一些，倒數第二。而按照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則是：“士農工商”又居於各業之首。數千年的歷史，也是一部知識分子的沉浮史。
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毛澤東主席曾經借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語來比喻知識分子的依附性，應該說，這一論述是精闢的。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附於統治階級，或入朝事君，運籌帷幄；或遁跡山林，憤世嫉俗，思想實質是一樣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為統治階級所“用”。孔子的四處遊說，李斯的叱吒風雲，魏徵的冒死諫君，杜甫的悲天憫人……其源蓋出於一轍：“土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不依附於統治階級，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賞識、重用，便不能發揮“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農民，無著無落，自然也就無法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作為歷史的延續，近代、現代的知識分子仍然無法擺脫這一根深蒂固的傳統。“五?四”以來的許多優秀知識分子和建國以來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依附於無產階級這張“皮”上，在偉大的歷史變革中承擔了舉足輕重的雙重作用，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規律，也是不容抹煞的歷史事實。
按照近代關於“知識分子”的概念，他們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又是國家政治實體中不可或缺的社會精英。知識分子以其得天獨厚的文化修養和精神素質，以其超越自身的濟世胸懷、寬闊視野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擁有一席毋庸置辯的決策參與權，是“社會的良心”。中國的知識分子畢竟是“士”的後代，身上打著祖先的烙印，流著祖先的血，在他們為祖國而獻身的時候，仍然像諸葛孔明一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是一份珍貴的遺產，是一本充滿魅力的書，是人類文明史的奇觀，他們是一條既硬且韌的“脊樑”，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從“焚書坑儒”到“文字獄”都未曾使它折斷、倒伏!
不幸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高建民的舊病又復發了，“ct”檢查結果證明：膠質瘤又在琿逞凶了，他寫字時右手不太聽從使喚，隨後，連說話也感到吃力了。他意識到：也許是自己的“期限”到了?從出院到現在，他贏得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發揮了最高的生存質量；但是，事情還沒有完，更嚴峻的戰鬥還在後頭，現在不能“釜底抽薪”啊!生命，時間，這是人間多麽寶貴的東西!現在，誰能夠給他?誰能夠?!
高建民必須再次住院，再次手術，前途凶吉難卜!他含淚拉著一位老同學的手說：“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推動這個項目!”這是他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鄭重囑託。但在這關鍵的時候假手於人，他能放心嗎?
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一年零八個月以前所做的一切，隻有再重複一次：剃頭，開顱，手術。但是，高健民的病情與上次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手術也不是簡單的重複，這一次的結果將意味什麽?誰也不知道，也許病魔將殘忍地宣布他生命的終止，也許從手術室裏推出來一個沒有思想、沒有行動能力的“植物人”，那樣，準備了二十年的一場激戰將會在戰鼓擂響之前就宣告結束，功虧一簣，一切都完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高建民重新住進了醫院，準備接受第二次手術……
他的故事沒有結束。我憑著自己的真誠願望做著種種美好的設想，祝願他康復；但在沒有獲得準確的結果之前，我卻沒有虛構的權利。我隻有等待。願命運賜我以神來之筆，在沉悶的文字之中增添一抹令人振奮的亮色。
兩個“列寧”劃開了兩個時代。
為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搶救我們的國寶!
我們曾經有十年的時間沒有文學，沒有藝術。那時候，除了反反覆覆的“樣板戲”和《地道戰》之類，幾乎沒有電影。因此，我曾看了好幾遍《列寧在一九一八》。有一個情節使我總是不能忘懷。列寧被刺後，高爾基去看他，他說：“我們的爭論終於有了結果，我身上現在還留著知識分子的子彈!”高爾基滿麵羞慚地低下了頭，我的心卻“咯噔”一跳。我不知道這句台詞是藝術的虛構呢，還是查實有據，但那時候放這樣的電影非常合乎時宜，恰好可以讓“四人幫”一夥斷章取義，借革命導師的話打擊知識分子。當時，我們這兒的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賣身求榮者外，頭上都冠以一個表示氣味兒的貶詞。
十年又十年，一出蘇聯新戲在北京演出：《紅茵藍馬》。由蘇聯的導演來執導，劇中的列寧是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領袖形象，我強烈的感受是：這一次又是恰恰合乎我們的時宜了。在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如今從上到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呼聲甚高，並且還有一條“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政策。兩個“列寧”，劃開了兩個時代!
現在有一種說法：“老大靠了邊，老九上了天。”知識分子在那個荒唐年月曾經被排行“老九”，並加上一個令人作嘔的“臭”字。其實這也不是“四人幫”的獨創，早在元朝時就有“九儒十丐”之說，知識分子也是排行“老九”，僅比乞丐強一些，倒數第二。而按照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則是：“士農工商”又居於各業之首。數千年的歷史，也是一部知識分子的沉浮史。
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毛澤東主席曾經借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語來比喻知識分子的依附性，應該說，這一論述是精闢的。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附於統治階級，或入朝事君，運籌帷幄；或遁跡山林，憤世嫉俗，思想實質是一樣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為統治階級所“用”。孔子的四處遊說，李斯的叱吒風雲，魏徵的冒死諫君，杜甫的悲天憫人……其源蓋出於一轍：“土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不依附於統治階級，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賞識、重用，便不能發揮“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農民，無著無落，自然也就無法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作為歷史的延續，近代、現代的知識分子仍然無法擺脫這一根深蒂固的傳統。“五?四”以來的許多優秀知識分子和建國以來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依附於無產階級這張“皮”上，在偉大的歷史變革中承擔了舉足輕重的雙重作用，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規律，也是不容抹煞的歷史事實。
按照近代關於“知識分子”的概念，他們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又是國家政治實體中不可或缺的社會精英。知識分子以其得天獨厚的文化修養和精神素質，以其超越自身的濟世胸懷、寬闊視野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擁有一席毋庸置辯的決策參與權，是“社會的良心”。中國的知識分子畢竟是“士”的後代，身上打著祖先的烙印，流著祖先的血，在他們為祖國而獻身的時候，仍然像諸葛孔明一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是一份珍貴的遺產，是一本充滿魅力的書，是人類文明史的奇觀，他們是一條既硬且韌的“脊樑”，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從“焚書坑儒”到“文字獄”都未曾使它折斷、倒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