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是短暫的，現在的中年知識分子，已經在坎坷中走過了人生的一半，很快就要度過他們身體和事業的最佳時期而進入老年，有一些已經在中途倒下，等不得了。一九八二年，優秀中年知識分子蔣築英、羅健夫之死曾激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近年來，又有一批像張廣厚、鍾家慶這樣的傑出人才相繼謝出。
據《健康報》記者調查，僅一九八七年截止六月上旬，中科院已有八人病逝，年齡均在三十三歲至五十六歲之間，其中有五名是高級研究人員。
據數學所三月份的健康檢查結果，該所的六十六名中年知識分子中，有三十一人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種疾病，其中有兩名早期腫瘤患者。
據《科學報》報導，一九八六年，中科院北京地區有三十八名科技人員去世，其中二十三名正值中年。
北京航空學院僅在七個月中便有七名中年知識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條命……
據《光明日報》報導，中華醫學會對北京十一個單位調查，發現中年科技人員患慢性病的占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一點四。
北京兩年來中年知識分子死亡四百三十四人，高於同期職工死亡率。另據一九八三年的調查，中年知識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二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趨勢。無情的病魔對準了中年知識分子，一個一個地吞噬，這不能不引起全社會的震驚和深深的憂慮!我為這一連串觸目驚心的黑色數字而萬分痛心!
據悉，國家體委科研所李力研對我國十一個省、市二十餘所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的一萬多名中高級知識分子進行了體檢調查、對二萬多名中高級知識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統計，發現：我國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壽命比全國人均壽命要短近十年。據五年來的統計，他們的死亡平均年齡是五十八點五二歲，而全國人均壽命是六十八歲。在二萬多名已故中高級知識分子中，死於中年(四十至六十歲)的占百分之六十一點四二。四十至五十歲之間是他們事業的黃金期，也是他們的死亡高峰期，百分之三十一點八四的中高級知識分子死於這個年齡段。接下來的一個年齡段：五十至六十歲，是他們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為百分之二十五點八四。由此可見，我國有一大半的中高級知識分子死於四十至六十歲之間。他們死亡的另一個特點是：專業職務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齡越小。教授級知識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齡基本上與全國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齡是五十九點二五歲，低於教授；講師的死亡平均年齡隻有四十九點二九歲，又低於副教授。一個完全顛倒的階梯!如此下去不知該怎樣“接班”?
有一次，我去醫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識分子，猛然發現在醫院的大門旁新設了一個出售壽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寫著大字招牌：“中老年壽衣，品種齊全”!我的心驚悸了!這一行業的生意興隆無疑是一個惡兆，中年人的“壽衣”已是熱門貨了。那黑字招牌攪得我久久不能安寧!
中年知識分子問題，已經是一個緊迫的、特別的問題，應該採取特殊的措施來解決，正如五年前陳雲同誌就提出的：對中年知識分子問題，不能“按部就班”地解決。“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中華民族是個極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對這個動盪不安的地球有著強烈的責任感。我們曾經先後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曾經為救護非洲災民而募捐，為尚未到來的亞運會大張旗鼓地搞了許許多多的義演義賣義展卻不曾為我們的知識分子“募捐”過一分錢，以解決他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陳景潤那樣的著名數學家現在還得用紙、筆演算而沒有國際先進設備——計算機，因為“我們數學所買不起”!我們曾經為搶救大熊貓、為修復長城發動了千家萬戶募捐，連娃娃們都省出了買冰棍兒的硬幣，唯獨沒有為我們的知識分子掀起過這樣全民族的熱忱。大熊貓是國寶，知識分子更是國寶；長城是民族的的驕傲，知識分子更是民族的驕傲。在科學與文化已成為社會進步槓桿的現代社會，知識分子是我們在科學文化的激烈競爭中，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筆巨大財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築起的一道新的長城!
我們有昂揚的尚武精神，歷來對浴血奮戰保衛疆土的將士充滿了敬仰，從五十年代膾炙人口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到八十年代傳遍全國的“理解萬歲”，顯示了人民和軍隊血肉相連、息息相通，這當然是慷慨悲壯的。但是，我們還有另一支軍隊，知識分子的隊伍，他們也在“打仗”，為了祖國的繁榮、強盛而作戰，“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離兮心不懲”，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軀。他們也是“最可愛的人”，也應該“理解萬歲”!
中年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中堅，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是承上啟下的重要環節，是連接歷史和未來的中心紐帶。他們關係著四化大業的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要靠他們，老一輩的事業在他們手中延續和發展，下一代的成長在他們的帶領下成熟和開拓，他們是一批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造就的、久經考驗的“良種”。
一批優秀的中年知識分子相繼為國捐軀了，活著的同伴們還在繼續他們未竟的事業，這些人已經非“搶救”不可了!
據《健康報》記者調查，僅一九八七年截止六月上旬，中科院已有八人病逝，年齡均在三十三歲至五十六歲之間，其中有五名是高級研究人員。
據數學所三月份的健康檢查結果，該所的六十六名中年知識分子中，有三十一人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種疾病，其中有兩名早期腫瘤患者。
據《科學報》報導，一九八六年，中科院北京地區有三十八名科技人員去世，其中二十三名正值中年。
北京航空學院僅在七個月中便有七名中年知識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條命……
據《光明日報》報導，中華醫學會對北京十一個單位調查，發現中年科技人員患慢性病的占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一點四。
北京兩年來中年知識分子死亡四百三十四人，高於同期職工死亡率。另據一九八三年的調查，中年知識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二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趨勢。無情的病魔對準了中年知識分子，一個一個地吞噬，這不能不引起全社會的震驚和深深的憂慮!我為這一連串觸目驚心的黑色數字而萬分痛心!
據悉，國家體委科研所李力研對我國十一個省、市二十餘所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的一萬多名中高級知識分子進行了體檢調查、對二萬多名中高級知識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統計，發現：我國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壽命比全國人均壽命要短近十年。據五年來的統計，他們的死亡平均年齡是五十八點五二歲，而全國人均壽命是六十八歲。在二萬多名已故中高級知識分子中，死於中年(四十至六十歲)的占百分之六十一點四二。四十至五十歲之間是他們事業的黃金期，也是他們的死亡高峰期，百分之三十一點八四的中高級知識分子死於這個年齡段。接下來的一個年齡段：五十至六十歲，是他們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為百分之二十五點八四。由此可見，我國有一大半的中高級知識分子死於四十至六十歲之間。他們死亡的另一個特點是：專業職務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齡越小。教授級知識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齡基本上與全國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齡是五十九點二五歲，低於教授；講師的死亡平均年齡隻有四十九點二九歲，又低於副教授。一個完全顛倒的階梯!如此下去不知該怎樣“接班”?
有一次，我去醫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識分子，猛然發現在醫院的大門旁新設了一個出售壽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寫著大字招牌：“中老年壽衣，品種齊全”!我的心驚悸了!這一行業的生意興隆無疑是一個惡兆，中年人的“壽衣”已是熱門貨了。那黑字招牌攪得我久久不能安寧!
中年知識分子問題，已經是一個緊迫的、特別的問題，應該採取特殊的措施來解決，正如五年前陳雲同誌就提出的：對中年知識分子問題，不能“按部就班”地解決。“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中華民族是個極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對這個動盪不安的地球有著強烈的責任感。我們曾經先後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曾經為救護非洲災民而募捐，為尚未到來的亞運會大張旗鼓地搞了許許多多的義演義賣義展卻不曾為我們的知識分子“募捐”過一分錢，以解決他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陳景潤那樣的著名數學家現在還得用紙、筆演算而沒有國際先進設備——計算機，因為“我們數學所買不起”!我們曾經為搶救大熊貓、為修復長城發動了千家萬戶募捐，連娃娃們都省出了買冰棍兒的硬幣，唯獨沒有為我們的知識分子掀起過這樣全民族的熱忱。大熊貓是國寶，知識分子更是國寶；長城是民族的的驕傲，知識分子更是民族的驕傲。在科學與文化已成為社會進步槓桿的現代社會，知識分子是我們在科學文化的激烈競爭中，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筆巨大財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築起的一道新的長城!
我們有昂揚的尚武精神，歷來對浴血奮戰保衛疆土的將士充滿了敬仰，從五十年代膾炙人口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到八十年代傳遍全國的“理解萬歲”，顯示了人民和軍隊血肉相連、息息相通，這當然是慷慨悲壯的。但是，我們還有另一支軍隊，知識分子的隊伍，他們也在“打仗”，為了祖國的繁榮、強盛而作戰，“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離兮心不懲”，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軀。他們也是“最可愛的人”，也應該“理解萬歲”!
中年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中堅，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是承上啟下的重要環節，是連接歷史和未來的中心紐帶。他們關係著四化大業的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要靠他們，老一輩的事業在他們手中延續和發展，下一代的成長在他們的帶領下成熟和開拓，他們是一批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造就的、久經考驗的“良種”。
一批優秀的中年知識分子相繼為國捐軀了，活著的同伴們還在繼續他們未竟的事業，這些人已經非“搶救”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