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樂、張廣厚為祖國贏得了榮譽。“楊、張定理”被載入史冊，使他們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驕傲，像陳景潤解開“哥德巴赫猜想”之謎一樣，他們是數學王國的勳爵，是祖國和人民的驕子!
他們的這一傑出成果，是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紅杏出牆，該是多麽艱難，又多麽可貴!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九七七年，全國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的顯著位置報導了張廣厚的學術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動耽誤了青春歲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運兒、佼佼者，屬於令人羨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剛剛過了五十歲生日，卻溘然長逝，與那些歷盡劫難仍然健在的前輩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難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數與亞純函數值分布理論”的高峰，在“虧值、漸近值和奇異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當“無限風光在險峰”之際，誰又能夠料到，生命留給他的僅僅隻有十年!這十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為旺盛的十年，人生和事業都趨於成熟的十年，比金子還要寶貴萬分的十年，他覺得麵前的路還很長，他的事業還剛剛開始，卻不知道這一切都要很快地結束了。他從來也沒有研究過也不可能研究：他這一代知識分子中出現的英年早逝，是一種什麽“奇異方向”?
他把這個非數學的命題留給後人了，留給他的師長，留給他的領導，留給他的戰友，留給他的親人，留給那些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同代人，留給他匆匆而過的這個時代。
張廣厚之死，帶給人們的震驚決不亞於他十年前的一舉成名。一個天才，卻為什麽這樣短命?難道我們十億人口的大國還養不活一個數學家，不能給他的工作、生活、醫療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條件嗎?提起張廣厚，讀者也許以為像他這樣的名人一定會擁有舒適的住宅，過著優裕的物質生活、有完備的保健條件，如稀世珍寶般地“供養”起來，萬無一失……
那麽，我們不妨去拜謁一下數學家的故居。
這兒，就是這兒。在京城北郊馬甸的兩間低矮簡陋的小平房裏，張廣厚和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女兒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這是張廣厚自己動手用磚頭隔成的“兩間”房，這邊放一張雙層木床，住著妻、女，那邊放一張單人木床，一張破舊的兩屜桌，一把木椅，權作他的臥室兼工作室，這些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連同不可或缺的蜂窩煤爐子和鍋碗瓢盆。每天，他騎著自行車繞過大半個北京到遠在西郊的“科學城”去上班。回到家裏，還要買菜、捅爐子、做飯、哄孩子。張廣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勞的丈夫主動擔起在常人眼裏似乎應由妻子承擔的繁重家務，兩個女兒都是他帶大的，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都需要這位大數學家去精心運算、巧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讀研究生時，大女兒就已經出生了，他每月四十二元工資，除了這個小家庭的開銷，還要寄給唐山的父母二十元，父親是早年傷殘的老礦工，母親是家庭婦女，他作為長子，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礦工的兒子張廣厚是半工半讀上完中學考入北大的，畢業了，掙錢了，自然更得養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費隻有十七元，再扣掉這個愛書如命的人的買書錢，幾乎連飯都吃不上了。一九六七年，他研究生畢業，工資調到六十九元，二女兒又出世了，這六十九元工資一直延續了十幾年，卻從未間斷奉養雙親。至於他的工資終於提到了一百九十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們盡可以憑著豐富的想像力去揣測：在經濟拮據、營養缺乏的情況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個子和高強度的腦力勞動消耗，到底靠什麽去補充、去支撐?
靠的是他對於事業如宗教徒那樣虔誠而堅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顴骨上麵，一雙黑亮的眼睛閃爍著貧賤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拋棄一切，隻要數學!”為了他心目中那神聖的數學，張廣厚可以忍受一切，當他的神思在數學王國遨遊的時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卻!騎車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懷抱嬰兒唱催眠曲的時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飯的時候，仍然在思索。他會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尋找紙筆；他會在炒菜鍋裏油沸之際，突然轉身去演算數學。“爸爸，鍋燒著了!”女兒在驚呼，他如夢方醒!
也許正是這忙亂的節奏、擁擠的鬥室，造就了他獨特的工作習慣。他很難在那張全家人共用的兩屜桌上踏踏實實地用功夫，反而覺得在夜深人靜之時，躺在他那張單人床上，頭腦才格外清醒，徹夜不眠，輾轉反側，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張廣厚正是在這陋室中做出了驚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麵色蒼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婦女，清清楚楚地記得，在丈夫潛心寫作學術論文的時候，是怎樣忍受著貧困的煎熬甚至忍受著飢餓。他拿著論文的初稿去請教導師，早晨離家之前隻能喝一碗棒子麵粥。在老教授的容廳裏一坐幾個鍾頭，那點兒棒子麵粥早就頂不住了，他想抽支煙壓製一下食慾，兜兒裏的那盒價值一毛九分錢的“戰鬥”牌香菸卻拿不出手。也許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異樣，也許聽到了他的飢腸轆轆，及時地中止了他們之間那嚴肅而又熱烈的理論探討，說：“你餓了吧!中午就在這兒吃飯吧!”隻有廣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飯吃的是什麽滋味兒!
他們的這一傑出成果，是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紅杏出牆，該是多麽艱難，又多麽可貴!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九七七年，全國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的顯著位置報導了張廣厚的學術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動耽誤了青春歲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運兒、佼佼者，屬於令人羨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剛剛過了五十歲生日，卻溘然長逝，與那些歷盡劫難仍然健在的前輩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難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數與亞純函數值分布理論”的高峰，在“虧值、漸近值和奇異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當“無限風光在險峰”之際，誰又能夠料到，生命留給他的僅僅隻有十年!這十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為旺盛的十年，人生和事業都趨於成熟的十年，比金子還要寶貴萬分的十年，他覺得麵前的路還很長，他的事業還剛剛開始，卻不知道這一切都要很快地結束了。他從來也沒有研究過也不可能研究：他這一代知識分子中出現的英年早逝，是一種什麽“奇異方向”?
他把這個非數學的命題留給後人了，留給他的師長，留給他的領導，留給他的戰友，留給他的親人，留給那些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同代人，留給他匆匆而過的這個時代。
張廣厚之死，帶給人們的震驚決不亞於他十年前的一舉成名。一個天才，卻為什麽這樣短命?難道我們十億人口的大國還養不活一個數學家，不能給他的工作、生活、醫療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條件嗎?提起張廣厚，讀者也許以為像他這樣的名人一定會擁有舒適的住宅，過著優裕的物質生活、有完備的保健條件，如稀世珍寶般地“供養”起來，萬無一失……
那麽，我們不妨去拜謁一下數學家的故居。
這兒，就是這兒。在京城北郊馬甸的兩間低矮簡陋的小平房裏，張廣厚和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女兒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這是張廣厚自己動手用磚頭隔成的“兩間”房，這邊放一張雙層木床，住著妻、女，那邊放一張單人木床，一張破舊的兩屜桌，一把木椅，權作他的臥室兼工作室，這些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連同不可或缺的蜂窩煤爐子和鍋碗瓢盆。每天，他騎著自行車繞過大半個北京到遠在西郊的“科學城”去上班。回到家裏，還要買菜、捅爐子、做飯、哄孩子。張廣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勞的丈夫主動擔起在常人眼裏似乎應由妻子承擔的繁重家務，兩個女兒都是他帶大的，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都需要這位大數學家去精心運算、巧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讀研究生時，大女兒就已經出生了，他每月四十二元工資，除了這個小家庭的開銷，還要寄給唐山的父母二十元，父親是早年傷殘的老礦工，母親是家庭婦女，他作為長子，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礦工的兒子張廣厚是半工半讀上完中學考入北大的，畢業了，掙錢了，自然更得養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費隻有十七元，再扣掉這個愛書如命的人的買書錢，幾乎連飯都吃不上了。一九六七年，他研究生畢業，工資調到六十九元，二女兒又出世了，這六十九元工資一直延續了十幾年，卻從未間斷奉養雙親。至於他的工資終於提到了一百九十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們盡可以憑著豐富的想像力去揣測：在經濟拮據、營養缺乏的情況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個子和高強度的腦力勞動消耗，到底靠什麽去補充、去支撐?
靠的是他對於事業如宗教徒那樣虔誠而堅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顴骨上麵，一雙黑亮的眼睛閃爍著貧賤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拋棄一切，隻要數學!”為了他心目中那神聖的數學，張廣厚可以忍受一切，當他的神思在數學王國遨遊的時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卻!騎車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懷抱嬰兒唱催眠曲的時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飯的時候，仍然在思索。他會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尋找紙筆；他會在炒菜鍋裏油沸之際，突然轉身去演算數學。“爸爸，鍋燒著了!”女兒在驚呼，他如夢方醒!
也許正是這忙亂的節奏、擁擠的鬥室，造就了他獨特的工作習慣。他很難在那張全家人共用的兩屜桌上踏踏實實地用功夫，反而覺得在夜深人靜之時，躺在他那張單人床上，頭腦才格外清醒，徹夜不眠，輾轉反側，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張廣厚正是在這陋室中做出了驚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麵色蒼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婦女，清清楚楚地記得，在丈夫潛心寫作學術論文的時候，是怎樣忍受著貧困的煎熬甚至忍受著飢餓。他拿著論文的初稿去請教導師，早晨離家之前隻能喝一碗棒子麵粥。在老教授的容廳裏一坐幾個鍾頭，那點兒棒子麵粥早就頂不住了，他想抽支煙壓製一下食慾，兜兒裏的那盒價值一毛九分錢的“戰鬥”牌香菸卻拿不出手。也許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異樣，也許聽到了他的飢腸轆轆，及時地中止了他們之間那嚴肅而又熱烈的理論探討，說：“你餓了吧!中午就在這兒吃飯吧!”隻有廣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飯吃的是什麽滋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