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哥德巴赫猜想》在弘揚科學精神的同時，給人“中國是世界數學大國”的錯覺，吸引許多沒有基礎的青年人把精力耗費在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努力上。一些“偏激”的數學家甚至認為《哥德巴赫猜想》應該得負的一等獎。
恢復高考
1975年，毛澤東在經過深思後，決定再次起用治國很有一套的“矮個子巨人”--鄧小平，這是鄧一生中“三起三落”之第二起。在鄧看來，林彪、“四人幫”執行的那一套是嚴重錯誤的，它也不可能培養出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人才。鬥爭隨之而起，他的意見遭到了“四人幫”的猛烈反對。他們認為，“衛星上天，紅旗熅鴕犅淶亍保他們“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到了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鄧小平頂著層層阻力，於1977年在全國恢復了高考。這可稱得上是世界教育史上規模最大的考試。而麵對如此龐大的應考隊伍，偌大的中國，竟然無力提供足夠的試捲紙張。但高考消息一出，全中國都被攪動了。它帶給無數在文化黑暗中掙紮的青年，尤其是農村的青年一個巨大的希望。有人這樣說道：“當時那種情況，有點像在黑夜裏走路，四麵全是黑的，什麽東西都看不見。恢復高考這個消息，相當於前頭突然冒出火光，當時沒有別的念頭，隻想著趕快蹦到那兒去。”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我孤立，這對社會主義有什麽好處呢?歷史在前進，我們卻停滯不前，就落後了……拿中國來說，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麵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麽大。但是我們封閉了二十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從長遠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學技術。否則，我們已經耽誤了二十年，影響了發展，還要再耽誤二十年，後果不堪設想……科學技術方麵的投入、農業方麵的投入要注意，再一個就是教育方麵。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麵忍耐一些，甚至於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要注意解決好少數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尊重他們，會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貢獻。我們自己的原子彈、氫彈、衛星、空間技術不也搞起來了嗎?我們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於前列的。知識分子待遇問題要分幾年解決，使他們感到有希望……要把“文化大革命”時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嘛。”這是鄧小平的一篇論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提出來的，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那些埋首攻堅的人有了憧憬和希望。
反潮流
1973年，“反潮流”成為言語新時尚，首先起因於一個叫李慶霖的福建小學教員。他寫信向毛主席訴苦，說自己孩子還小，可口糧年年不夠吃，又沒有分文勞動收入，甚至連理髮錢都掏不出來。他做夢都沒想到毛澤東會給他寄來300塊錢，且還在覆信中稱其為“反潮流”代表。之後遼寧又出了個張鐵生，由於考試分數太低，他在試卷後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封信，稱別人是大學迷和不務正業的書呆子。他在發了一通牢騷後還不忘自我吹噓一番。於是，張鐵生一夜之間成了聞名全國的“白卷英雄”，也成了一個反潮流的先鋒。緊接其後，河南省十五歲的女學生張玉勤也在英語考試中交了一份白卷，其背麵還附了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遭學校批評後竟投河自盡，使該縣280人受株連。更精彩的還在後麵，到了1973年底，北京小學生黃帥的日記摘抄在《北京晚報》發表，她對班主任的嚴格管束提出了質問和批評，因此被堂而皇之地稱為“反潮流的小英雄”。
手提式錄音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都市興起了一股購置家電的熱潮。手提日本錄音機，眼戴蛤蟆鏡的年輕人成為都市的一道風景。有人這樣歸結各個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裝，一雙黃皮鞋，一頭瓦片發，上衣口袋插上兩支鋼筆。六十年代是舊軍裝，寬皮帶紮腰，頭髮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則是敞擺衣服齊腰杆，小褲管把屁股和腿腳繃得緊緊，大包頭擦得油光光的，尖頭皮鞋雪亮雪亮，手上還提了一個特大號的錄音機。”
如今，人們家裏擺滿了錄像機、飲水機、微波爐、空調、vcd、電腦……“手提式錄音機”早已被人遺忘。
流行詞彙(3)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1971年3月，第三十一屆世乒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當時中國桌球代表團打出的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是“文革”後，中國球員首次出國比賽，沒想到卻有一個意外收穫--把美國桌球代表團邀到中國來了。在這些善意的“老外”訪華期間，尼克森公布了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一係列措施。後來，經過精心安排，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秘密到北京訪問，中美兩國關係出現了震驚世界的急劇發展。
恢復高考
1975年，毛澤東在經過深思後，決定再次起用治國很有一套的“矮個子巨人”--鄧小平，這是鄧一生中“三起三落”之第二起。在鄧看來，林彪、“四人幫”執行的那一套是嚴重錯誤的，它也不可能培養出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人才。鬥爭隨之而起，他的意見遭到了“四人幫”的猛烈反對。他們認為，“衛星上天，紅旗熅鴕犅淶亍保他們“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到了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鄧小平頂著層層阻力，於1977年在全國恢復了高考。這可稱得上是世界教育史上規模最大的考試。而麵對如此龐大的應考隊伍，偌大的中國，竟然無力提供足夠的試捲紙張。但高考消息一出，全中國都被攪動了。它帶給無數在文化黑暗中掙紮的青年，尤其是農村的青年一個巨大的希望。有人這樣說道：“當時那種情況，有點像在黑夜裏走路，四麵全是黑的，什麽東西都看不見。恢復高考這個消息，相當於前頭突然冒出火光，當時沒有別的念頭，隻想著趕快蹦到那兒去。”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我孤立，這對社會主義有什麽好處呢?歷史在前進，我們卻停滯不前，就落後了……拿中國來說，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麵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麽大。但是我們封閉了二十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從長遠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學技術。否則，我們已經耽誤了二十年，影響了發展，還要再耽誤二十年，後果不堪設想……科學技術方麵的投入、農業方麵的投入要注意，再一個就是教育方麵。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麵忍耐一些，甚至於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要注意解決好少數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尊重他們，會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貢獻。我們自己的原子彈、氫彈、衛星、空間技術不也搞起來了嗎?我們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於前列的。知識分子待遇問題要分幾年解決，使他們感到有希望……要把“文化大革命”時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嘛。”這是鄧小平的一篇論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提出來的，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那些埋首攻堅的人有了憧憬和希望。
反潮流
1973年，“反潮流”成為言語新時尚，首先起因於一個叫李慶霖的福建小學教員。他寫信向毛主席訴苦，說自己孩子還小，可口糧年年不夠吃，又沒有分文勞動收入，甚至連理髮錢都掏不出來。他做夢都沒想到毛澤東會給他寄來300塊錢，且還在覆信中稱其為“反潮流”代表。之後遼寧又出了個張鐵生，由於考試分數太低，他在試卷後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封信，稱別人是大學迷和不務正業的書呆子。他在發了一通牢騷後還不忘自我吹噓一番。於是，張鐵生一夜之間成了聞名全國的“白卷英雄”，也成了一個反潮流的先鋒。緊接其後，河南省十五歲的女學生張玉勤也在英語考試中交了一份白卷，其背麵還附了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遭學校批評後竟投河自盡，使該縣280人受株連。更精彩的還在後麵，到了1973年底，北京小學生黃帥的日記摘抄在《北京晚報》發表，她對班主任的嚴格管束提出了質問和批評，因此被堂而皇之地稱為“反潮流的小英雄”。
手提式錄音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都市興起了一股購置家電的熱潮。手提日本錄音機，眼戴蛤蟆鏡的年輕人成為都市的一道風景。有人這樣歸結各個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裝，一雙黃皮鞋，一頭瓦片發，上衣口袋插上兩支鋼筆。六十年代是舊軍裝，寬皮帶紮腰，頭髮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則是敞擺衣服齊腰杆，小褲管把屁股和腿腳繃得緊緊，大包頭擦得油光光的，尖頭皮鞋雪亮雪亮，手上還提了一個特大號的錄音機。”
如今，人們家裏擺滿了錄像機、飲水機、微波爐、空調、vcd、電腦……“手提式錄音機”早已被人遺忘。
流行詞彙(3)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1971年3月，第三十一屆世乒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當時中國桌球代表團打出的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是“文革”後，中國球員首次出國比賽，沒想到卻有一個意外收穫--把美國桌球代表團邀到中國來了。在這些善意的“老外”訪華期間，尼克森公布了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一係列措施。後來，經過精心安排，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秘密到北京訪問，中美兩國關係出現了震驚世界的急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