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語考試製。去年我已在上海《藝術世界》為文細數其謬,痛陳其弊,若學院同意,願再發表。要言之:一、藝術學生掌握外語有益國際交流者,純屬神話。二、今日大學生國文水準每況愈下,思之令人驚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蓋國文者,國之文化命脈所係,國文不通,學生知識水準、文化修養、人格品質必混沌衰蔽,國文不良,則外語也必不良,此亦常識而已,我考試政策而竟公然罔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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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辭職報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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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深知“國情”淵源,非如此,難以維持局麵,故“兩課”緊箍咒的實質,乃是“權力”,不是“知識”,更不是“教育”。茲將當今教育體製種種表麵文章與嚴格措施刪繁就簡,不過四句話:


    將小孩當大人管,將大人當小孩管。


    簡單的事情複雜化,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三年來,我同全體學生一樣,唯屈從而已,不是所謂“責任教授”,因無教育之責可負——我對所有考生隻關照一句話:好好準備“政治”與“外語”,餘皆次要。至於“振興人文傳統”、“開拓知識結構”、“與國際接軌”、“不拘一格培養人才”雲雲,實屬夢囈,我不相信。


    另一考試怪圈緣自中國當代美術教育史,實亦無以復加的教條主義,即千人一麵的“素描考試”。因“前瞻性”會議發言已詳談,不贅。幸本院領導似有考慮之意,唯靜待試行新的考試方法。


    本院教學


    工藝美院有自己光榮的歷史。合併而轉型,院方殫精竭慮,實有諸多大為難在,因領導同樣受製於教育部條條框框,又須迎對社會巨變帶來的重重問題,今僅就本院上下關心的教學現狀,撮要議論三點:教學品質、學院氣氛、繪畫係前途。


    教學品質——“文革”前及80年代,工美人才輩出,有目共睹。90年代迄今,全國藝術學院教學品質持續下降,此也有目共睹,實非工美一家為然,其中或有以下原委可資探討:


    一、藝術學生向以才具高低為取捨,招生失利,餘皆被動。十年來社會價值觀丕變,生源品質日見蕪雜,晚近教條盛行,招生過程已成“汰優”之勢,而招生政策猶如雪上加霜,催之惡化也。


    二、工美為歷史所囿,教學務求其“實用”,以合併後辦學新要求看,遂有教學品質褊狹滯後之虞。


    三、藝術與設計教學為90年代全社會商品經濟意識所裹挾,學生普遍心態是圖實利,謀職業,學風學業轉趨庸俗化,實用化。


    四、對外開放愈廣愈速,西方訊息大量湧入,技藝、觀念、媒材、功能,均非昔時,而藝術教育的歷史包袱一時難卸,新舊交作,自不免應對失據,教學中的整體知識結構亦必失衡。


    五、世界範圍大趨勢,乃科技主義實用主義壓抑人文主義理想主義,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科技至上”的國家功利主義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藝術及其教育於今日國情僅屬裝點門麵,怠無實質可言,此狀,為五四運動近百年來所僅見。


    六、功利心態勢成主流,學術腐敗弄虛作假乃為常態。其後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續敗壞學術道德,動搖學院的超然立場,其形態,是教育界權力遊戲潛規則與龐大行政勢力網。


    七、教育產業化,必致學院公司化。此為大勢,無可厚非。然在教育宗旨與學院經營、人文理想與經濟效益之間,必起深刻衝突,就現狀看,問題叢生,後果堪虞。


    八、或因以上諸因,遂有管理考核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種種政令教條出籠,繁複嚴厲,不假情麵,看似“對症下藥”,無奈我“國情”者實乃“藥”、“症”同體,循環助長,幾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勢。此一悖論與怪圈,亦見於藝術教育,因其規律在“藥、症”之間橫遭偷換,兼以強扭硬掰,前述“外語考試”看似冠冕堂皇,實則粗暴侵害人文藝術教育者,即其一端。


    以上,僅第二點受限於本院歷史,合併後理應樂觀,徐圖改善,而一、三、四、五、六、七點,悉因社會大勢使然,第八點自上而下,莫可奈何也。


    要之,當今學院是產業,教職是飯碗,凡此種種,均與學問之道無涉,人文狀況魂魄離失,偽學術當道,乃屬必然,所謂“教學品質”,說句實話:要保持工美原有水準於不墜,誠屬不易,想要更好,短期內既不可能,也不現實。


    近期教改種種“藥方”,如聘用製、學分製、廢除畫種專業、增添選修課目等等,均移自西方先進經驗。然實行易,見效難,因西方體製背後的深層結構——學術自主、教育私立、市場機製等——中國無一具備,僅片麵引進“教條”,一相情願強求,遂不免效顰畫虎,兩皆不似。而國中前五十年文化斷層、教育滯後、行政結構尾大不掉、知識儲備淺薄寡陋等歷史包袱,並無本質改換,兼以前述“藥、症”同體之效,諸般教條如急火猛藥,過猶不及,尤添病源,以致原本針對現實的政策,嚴重脫離現實,甚至惡化現實,連國中藝術教育本來那點可憐的經驗亦告涸竭見底,就我所知,自然科學教育現狀同樣弊端百出,其內情,誠不足為外人道也。


    對照國家大勢,以上狀況或許是轉型期必須付出的痛苦代價。是故,當代藝術學院承受著學院本身難以承受的難局,要維繫教育宗旨及文化藝術的雙重純度,本院自身的操守與掙紮,其效甚微,


    實有待於全社會的轉型過程,逐步改良,逐漸完善——平心而論,本院未見公然的腐敗混亂,可謂氣象澄清。而合併後本應占盡優勢,然教學局麵何以迄今滯悶難開?


    就本院現狀看,校內與社會的整體文化資源,兩皆窘迫——我們究竟側重“專業技藝”的傳授?還是更新觀念、拓展視野、使學生更其博識?觀今之教學,以上二者,無論是有所兼顧還是有所偏重,均不得要領——此題甚大,故長話不能短說。要之:教條與教改所期望者,懸之過高,既迫於文化大勢,又昧於文化大勢。此亦非工美一家為然。新世紀藝術教學的大是非大方向,各校主事者均難出以鮮明的闡發,宏觀的把握,唯競相改善硬體,擴招創收,取其表麵繁華與經濟實效而已——故清華校長梅先生名言“大學之謂非大樓也,乃有大師之謂也”,而今日大學唯大樓競起,“建設”遙遙領先於“教學”,其品質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認的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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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辭職報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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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此,唯一可資點綴門麵的權宜之計,即抓緊“尖子”的培養。然進入21世紀的中國藝術學院,藝術的地位卻易主為賓,不倫不類:本院規矩,是“兩課”成績差之一分也必拒絕,表格則公然以“兩課”分數居首,業務為最次要。本末倒置一至於此,豈非咄咄怪事?教學則以填表與量化為指歸,罔顧學術,形同兒戲,而詢之周圍,見怪不怪——反觀人文藝術教育百年歷史,感慨多端:文化得勢,即亂世也人才輩出(如軍閥時期之北大清華,抗戰時期之西南聯大,甚至院校關閉的“文革”期間),若教條橫行,則盛世也學風蕩然(如90年代迄今)。昔“國學研究院”梁王陳趙諸先賢,昔創建中美浙美徐悲鴻、林風眠諸大師,若其親臨視看,諒必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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