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終於等到了。當“金嗓子”與“話劇皇帝”合不攏的消息傳出來，他馬上發起了求愛攻勢。儼然象一名忠誠的衛士，他時刻追隨在周璿的左右，並旦不忘為這位心境不佳的大明星分憂解愁。
朱某曾賭咒發誓地對周璿說：他雖然由父母包辦結過婚，但早已與“黃臉婆”各奔前程了。現在隻要周璿同意，他就立即和她正式結婚。
“金嗓子”經不起朱某的耳鬢廝磨，那些溫存的甜言蜜語使她對一切都深信不疑。
與此同時，朱某對周璿施展了更加陰險的一招，把自己相熟的一個女人介紹給周璿當秘書，此女人也姓朱。這樣一來。周璿不知不覺地陷入了“二朱”夾擊的境地。
在一段時間裏，周璿把“二朱”看作是完全可以信賴的知心朋友，她向“二朱”傾吐自己的肺腑。“二朱”成了她生活中的左右膀，兩個不可或缺的人。
起初，朱某的所作所為倒也稱得上是小心謹慎。他沒有要求同居，也沒有以男主人的身份出現在枕流公寓裏。在局外人看來，他隻不過是周家一位常來常往的朋友。
周璿為了避免輿論上的糾纏，也採取了秘而不宣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因此，許多小報記者追問她的婚姻打算時，她總是這樣回答他們：
“到時候我會告訴諸位的，先請大家代我感謝那些關心我的朋友吧!”
朱某和朱秘書都善於揣摩“金嗓子”的心理活動，各自也有一套迎合大明星胃口的辦法。何況兩人又是連成一氣的呢?在這種情況下，很快“二朱”便從不同的角度占有和控製了周璿。
1949年元旦一過，解放戰爭的捷報自長江北岸源源不斷地傳來，一種醜末寅初的氣氛瀰漫了大上海。緊張、興奮、期待、憂慮、焦灼、疑惑與恐懼的種種情緒，分別撒播在各式各樣人物的腦海裏。
這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刻，也是一個偉大轉折的歷史關頭。爭先恐後逃跑者有之，毫無聲息溜走者有之，去留未定者也有之;而大量的則是從來也沒有想到要離開這個地方的人。
處在一片混亂之中的周璿，心情十分複雜。年前，她剛從香港回來時，一家雜誌的採訪記者問她：
“請您談談在香港生活的感想吧!”
“說心裏話，香港的物質條件的確是勝於上海，但我仍舊喜歡上海。”周璿笑著回答。
“您這次回來還準備去香港嗎?”
“要去的。有約在先，開年我還要去那裏拍幾部片子。”
現在，她猶豫了。她想不去香港，留在上海看看日益變化著的形勢。“二朱”看出了周璿的心事，他們開始了各自的勸導。
朱某說：
“你的事業在香港，你一連拍了好幾部片子，轟動了港九和南洋。這股‘金嗓子熱’決不能讓它冷卻下去，何況那裏又很歡迎你去……”
“金嗓子”沒有吱聲，朱某一邊品茶，一邊慢條斯理地講下去：
“香港的片酬比上海高得多，你去那裏是很合算的。再說，此地亂鬧鬧的，恐怕也沒有多少影片好拍。你先走一步，等我把商業事務料理完畢就馬上到你那裏去。往後，你拍戲我經商，到東到西我們都能過上快活日子。”
朱秘書也不失時機地向周璿進言：
“周小姐，人家都講，你在香港拍戲比在上海吃香。現在上海這麽亂，你先到香港去拍幾部戲，等上海太平了再回來不是很好嘛!”
“金嗓子”覺得“二朱”言之有理，何況她自己也有再去香港奮鬥一番的想法。於是，她下了決斷：讓姆媽和女傭留在上海看家，自己則帶著朱秘書，一同登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
此時香港的影壇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去年還是號稱規模龐大資金雄厚的“永華”公司，已經陷入了半停頓狀態。老闆李祖永因拍片蝕了本，嚇得一再壓縮出片計劃。
一些中型的影片公司，除了維持性的拍片，也都因經濟形勢不佳，不敢繼續投資，顯得毫無生氣。而那種小廠或當初也曾活躍過一陣子的皮包公司，則是氣息奄奄難以生存了。
有些廠子，以色情為號召力，拍了象《蕩婦心》那樣的影片，想藉此“起死回生”。其實，這類影片隻能偶爾騙騙人，帶來一點上座率，但決不可能贏得絕大多數觀眾的支持。
周璿目睹這個所謂“東方好萊塢”江河日下的衰敗景象，不禁感到愕然。但是，“金嗓子”畢竟不同於一般明星，她還是受到了影業界老闆們的歡迎。
住不多久，她就和長城影業公司簽訂了兩部片子的合同：一部《彩虹曲》，一部《花街》。與在“永華”一樣，她得到了豐厚的酬金。從她個人所得的收入看，香港影壇的經濟危機，並沒有給她造成多大的影響。
此時周璿住在太子道，囊中可稱富有，平常生活卻還是比較節儉的。她在拍戲之餘，仍舊保留著往日的愛好習慣：除了鋼琴、唱歌、逛馬路，上電影院看一兩場電影就算是“消閑”了。
她仍舊不喜歡穿高跟鞋、跑跳舞廳，或者到處亂竄出風頭。在這個花花世界裏，她不是那種善於周旋在交際場上的貴夫人，亦不屬沉迷於燈紅酒綠之中的闊小姐。她雖然越過了而立之年，外表看上去也比以前成熟些，但依然可見她那種特有的單純、質樸、善良的秉性。
麵對優裕的物質條件，她不願奢侈，捨不得糜費，甚至一度到房東家裏吃中等水平的包夥。她把手頭數額不小的款子，交給朱秘書去兌換成一根根金條，以防花花綠綠的紙幣遭到突如其來的貶值。
一段時間後，與周璿熱戀著的朱某，來到了香港，來到了她的身邊。於是，這給生活在香島的“金嗓子”帶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
在這之前，朱某放棄了綢布莊的生意，忙於做交易所的投機生意。為了加大其手中的“賭注”，他四處設法籌措資金，但均未奏效。他開始利用自己的身份，把窺視金錢的目光都集中到絲毫也不懂行的周璿身上來。
他對這位大明星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如何善於經商理財，吹得天花亂墜。周璿對這些從來不感興趣，但她也不想去掃情人的興致，一般聽過也就算了。
一天，朱某乘著“金嗓子”興致很高的時候，操一口上海話對她說：
“介許多銅細放在儂身邊是死格，交把我做生意保險能賺交關鈔票!”
朱某見周璿噗哧一笑，又說：
“儂是不相信我?”
“我沒不相信依。”周璿溫柔地回答。
“儂要是相信我，就把銅細交給我。”
接著，朱某滔滔不絕地講起了許多跑交易所賺錢發財的實例，還十分帶感情地把一份如何建立美滿家庭的計劃抖落出來。最後這一著終於打動了周璿。
為了表示對自己的委身者的厚愛和信託，周璿同意拿出大部分積蓄，交給朱某去做生意。熾熱的感情代替了一切，連曾經有過的一點與懷疑，也都隨著一陣春風飄逝了……
朱某曾賭咒發誓地對周璿說：他雖然由父母包辦結過婚，但早已與“黃臉婆”各奔前程了。現在隻要周璿同意，他就立即和她正式結婚。
“金嗓子”經不起朱某的耳鬢廝磨，那些溫存的甜言蜜語使她對一切都深信不疑。
與此同時，朱某對周璿施展了更加陰險的一招，把自己相熟的一個女人介紹給周璿當秘書，此女人也姓朱。這樣一來。周璿不知不覺地陷入了“二朱”夾擊的境地。
在一段時間裏，周璿把“二朱”看作是完全可以信賴的知心朋友，她向“二朱”傾吐自己的肺腑。“二朱”成了她生活中的左右膀，兩個不可或缺的人。
起初，朱某的所作所為倒也稱得上是小心謹慎。他沒有要求同居，也沒有以男主人的身份出現在枕流公寓裏。在局外人看來，他隻不過是周家一位常來常往的朋友。
周璿為了避免輿論上的糾纏，也採取了秘而不宣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因此，許多小報記者追問她的婚姻打算時，她總是這樣回答他們：
“到時候我會告訴諸位的，先請大家代我感謝那些關心我的朋友吧!”
朱某和朱秘書都善於揣摩“金嗓子”的心理活動，各自也有一套迎合大明星胃口的辦法。何況兩人又是連成一氣的呢?在這種情況下，很快“二朱”便從不同的角度占有和控製了周璿。
1949年元旦一過，解放戰爭的捷報自長江北岸源源不斷地傳來，一種醜末寅初的氣氛瀰漫了大上海。緊張、興奮、期待、憂慮、焦灼、疑惑與恐懼的種種情緒，分別撒播在各式各樣人物的腦海裏。
這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刻，也是一個偉大轉折的歷史關頭。爭先恐後逃跑者有之，毫無聲息溜走者有之，去留未定者也有之;而大量的則是從來也沒有想到要離開這個地方的人。
處在一片混亂之中的周璿，心情十分複雜。年前，她剛從香港回來時，一家雜誌的採訪記者問她：
“請您談談在香港生活的感想吧!”
“說心裏話，香港的物質條件的確是勝於上海，但我仍舊喜歡上海。”周璿笑著回答。
“您這次回來還準備去香港嗎?”
“要去的。有約在先，開年我還要去那裏拍幾部片子。”
現在，她猶豫了。她想不去香港，留在上海看看日益變化著的形勢。“二朱”看出了周璿的心事，他們開始了各自的勸導。
朱某說：
“你的事業在香港，你一連拍了好幾部片子，轟動了港九和南洋。這股‘金嗓子熱’決不能讓它冷卻下去，何況那裏又很歡迎你去……”
“金嗓子”沒有吱聲，朱某一邊品茶，一邊慢條斯理地講下去：
“香港的片酬比上海高得多，你去那裏是很合算的。再說，此地亂鬧鬧的，恐怕也沒有多少影片好拍。你先走一步，等我把商業事務料理完畢就馬上到你那裏去。往後，你拍戲我經商，到東到西我們都能過上快活日子。”
朱秘書也不失時機地向周璿進言：
“周小姐，人家都講，你在香港拍戲比在上海吃香。現在上海這麽亂，你先到香港去拍幾部戲，等上海太平了再回來不是很好嘛!”
“金嗓子”覺得“二朱”言之有理，何況她自己也有再去香港奮鬥一番的想法。於是，她下了決斷：讓姆媽和女傭留在上海看家，自己則帶著朱秘書，一同登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
此時香港的影壇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去年還是號稱規模龐大資金雄厚的“永華”公司，已經陷入了半停頓狀態。老闆李祖永因拍片蝕了本，嚇得一再壓縮出片計劃。
一些中型的影片公司，除了維持性的拍片，也都因經濟形勢不佳，不敢繼續投資，顯得毫無生氣。而那種小廠或當初也曾活躍過一陣子的皮包公司，則是氣息奄奄難以生存了。
有些廠子，以色情為號召力，拍了象《蕩婦心》那樣的影片，想藉此“起死回生”。其實，這類影片隻能偶爾騙騙人，帶來一點上座率，但決不可能贏得絕大多數觀眾的支持。
周璿目睹這個所謂“東方好萊塢”江河日下的衰敗景象，不禁感到愕然。但是，“金嗓子”畢竟不同於一般明星，她還是受到了影業界老闆們的歡迎。
住不多久，她就和長城影業公司簽訂了兩部片子的合同：一部《彩虹曲》，一部《花街》。與在“永華”一樣，她得到了豐厚的酬金。從她個人所得的收入看，香港影壇的經濟危機，並沒有給她造成多大的影響。
此時周璿住在太子道，囊中可稱富有，平常生活卻還是比較節儉的。她在拍戲之餘，仍舊保留著往日的愛好習慣：除了鋼琴、唱歌、逛馬路，上電影院看一兩場電影就算是“消閑”了。
她仍舊不喜歡穿高跟鞋、跑跳舞廳，或者到處亂竄出風頭。在這個花花世界裏，她不是那種善於周旋在交際場上的貴夫人，亦不屬沉迷於燈紅酒綠之中的闊小姐。她雖然越過了而立之年，外表看上去也比以前成熟些，但依然可見她那種特有的單純、質樸、善良的秉性。
麵對優裕的物質條件，她不願奢侈，捨不得糜費，甚至一度到房東家裏吃中等水平的包夥。她把手頭數額不小的款子，交給朱秘書去兌換成一根根金條，以防花花綠綠的紙幣遭到突如其來的貶值。
一段時間後，與周璿熱戀著的朱某，來到了香港，來到了她的身邊。於是，這給生活在香島的“金嗓子”帶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
在這之前，朱某放棄了綢布莊的生意，忙於做交易所的投機生意。為了加大其手中的“賭注”，他四處設法籌措資金，但均未奏效。他開始利用自己的身份，把窺視金錢的目光都集中到絲毫也不懂行的周璿身上來。
他對這位大明星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如何善於經商理財，吹得天花亂墜。周璿對這些從來不感興趣，但她也不想去掃情人的興致，一般聽過也就算了。
一天，朱某乘著“金嗓子”興致很高的時候，操一口上海話對她說：
“介許多銅細放在儂身邊是死格，交把我做生意保險能賺交關鈔票!”
朱某見周璿噗哧一笑，又說：
“儂是不相信我?”
“我沒不相信依。”周璿溫柔地回答。
“儂要是相信我，就把銅細交給我。”
接著，朱某滔滔不絕地講起了許多跑交易所賺錢發財的實例，還十分帶感情地把一份如何建立美滿家庭的計劃抖落出來。最後這一著終於打動了周璿。
為了表示對自己的委身者的厚愛和信託，周璿同意拿出大部分積蓄，交給朱某去做生意。熾熱的感情代替了一切，連曾經有過的一點與懷疑，也都隨著一陣春風飄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