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與朱某同居的日子裏，周璿的拍片任務並不怎麽繁重。當時的長城影業公司，控製在張善琨手裏。此係“熟人老闆”，加上“附逆”舊案未了，他的所作所為不得不比上海時有些收斂。
《彩虹曲》與《花街》乃屬一般賺錢片子，各方麵都無精彩而言，因而也就沒有像前一部影片《清官秘史》那樣，花去“金嗓子”多大的心力。
“二朱”時常跟隨她身邊，逛逛港九一帶的風景區，到淺海沙灘戲水玩耍。這是周璿幾次來港最清閑的一回，一切事務都有人代理，她省心省事，生活似乎過得滿愉快的。
不久，周璿懷孕了，她高興極了。她是多麽希望自己能有一個孩子，尤其對於一位曾經在痛苦中流產過的母親來說，這腹中的胎兒就顯得格外地值得珍愛了。
在酒店的寓所裏，周璿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把這個信息悄聲地告訴了朱某。誰知朱某卻用驚異的目光盯著她看。周璿被朱某看得火燒雙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朱某軟語勸她，為了讓兩人沒有任何拖累地、自由自在地過幾年，最好還是推遲生育，採取手術來解決問題。何況為了使兩人之間的關係“合法化”，還需要一些時日才能完成正式手續。
周璿聽完了朱某這一番話，不禁呆住了，沉默了半晌才張口說：
“不，我想孩子，我要孩子!”
她雖然無法抑製自己的激動情緒，但仍然以商量的語氣告訴朱某：
“我們馬上在香港辦個手續，何必再這樣拖下去呢!你還有些什麽要求，都可以告訴我。”
朱某眯縫著眼睛並不看周璿，慢吞吞地說道：
“我還有點事體要辦，想回上海去一趟。”
“我跟你一道去，我想回上海去養小囡。”
朱某見周璿堅持要生養，便及早轉舵。他說道：
“你不要挺著大肚皮回上海，那裏老熟人多，閑話也多。養小囡還是在香港好，朱小姐可以專門照顧你。再說，上海一解放，外國醫生都跑光了，此地條件比那裏好得多。”
心腸軟的周璿又被朱某說服了。朱某告訴她，這次是短期回上海，等他把事情料理完了就返香港。至於兩人關係“合法化”的問題，等他從上海回來再解決。
幾天之後，朱某匆匆離開香港。他又從周璿那裏詐走了好幾根金條。對這一切周璿並無懷疑，她隻是希望朱某盡快回到自己的身邊來。
朱某這一去如同泥牛入海，毫無音訊，而周璿的妊娠反應一天天加劇。她哪裏知道，朱某在上海又纏上了一個舞女，現在，他正跟這個舞女打得火熱，怎麽可能把身懷六甲的周璿再放在心中。
周璿叫秘書發函去問，沒有回音，她自己提筆寫信去催，結果也還是不見答覆。她開始急了，一個人常常坐立不安。朱秘書早已心中有數，裝作義憤填膺地大罵朱某薄倖無情，並開導女主人不要因此而傷了身子，勸周璿長痛不如短痛，和朱某一刀兩斷，在香島找個富商“另起爐灶”。
此時的朱秘書令周璿討厭。她怔怔地走到穿衣鏡前，望著自己略帶虛腫的麵龐、日益消瘦的身軀和微微凸起的腹部，淚珠兒成串地滾落下來。她知道自己受騙了。
周璿病倒了，茶不思飯不想，神情沮喪，整夜失眠。她把門關得緊緊的，不許任何人進去。她想“一了百了”，但當她想到尚未來到人世的孩子，心又軟了，覺得那種“絕命”的念頭太不應該了。
她從來沒有見到過自己的生身的母親，但是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個真正的母親。眼前的現實是殘酷的，醫生診斷她患了一種精神分裂症!
此時的大明星，雖然置身在日夜喧囂的都會中心，卻是感到無邊的寂寞和孤獨。她宛如一葉小舟，顛簸在濁浪翻滾的大海之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平衡，隨時都有被濁浪吞沒的危險……
卻說“金嗓子”在香港病倒的消息，傳到了早已解放的上海，引起了昔日影壇的姐妹們、朋友們和文藝界一些領導同誌的關注。當時的電影界的負責人於伶同誌十分重視這件事，馬上委託香港方麵的朋友去看周璿，並勸她盡快返回上海。
走出醫院不久的周璿，聽到新中國的藝苑不但沒有嫌棄她的意思，還如此真誠地張開雙臂歡迎她，頓使她止不住熱淚盈眶，仿佛覺得有一股暖流傳遍全身。
1950年的秋天，一個碧空萬裏陽光燦爛的日子，猶如失群的獨雁歸隊那樣，周璿回到了離別一年多的上海。老朋友們發現周璿變了，雖然她看上去還是像從前一樣聰明伶俐、楚楚動人，但那略顯憔悴而蒼白的麵容和偶爾出現的停滯眼神，仍能讓人覺察出：她是一個曾經遭受過不幸、承受過感情折磨的柔弱女子。
周璿回來後，於伶同誌對她非常關心，希望她把身體養好，今後能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周璿如坐春風，感慨萬千。於伶關切、誠懇的談話，使她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強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現在，有許多朋友和同誌來看她、關心她。她也常常到老朋友鄭君裏、黃晨家裏和趙丹、黃宗英家裏去作客。從此與她合作拍片的姐妹們，都從各方麵給她以幫助，使她感到格外溫暖。
卻說朱某，當他知道周璿已經回到上海的消息，非常不安。他擔心周璿找他算帳，害怕把事情攤開，鬧到組織上去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
起初，他採取“鴕鳥戰術”，不肯露麵，同時，他又托熟人出麵，設法弄個“私了”。這件事給周璿幾位要好的姐妹知道了，大家都很氣憤，要幫著她找朱某評理。
一天，周璿由兩位要好的姐妹陪著去找朱某，朱某見三個“女流之輩”尋上門來，很不以為然。他說自己早有妻室，那次從香港回上海離婚沒有離成，反而被老婆拖住了手腳。現在也無法可想，解放後又不允許娶妾討小。
周璿和同去的姐妹揭露他一再耍欺騙手段玩弄女性，至今還與舞女勾搭。他百般抵賴，矢口否認和舞女的關係。
在講到周璿的孩子時，他竟反唇相譏，提出要通過驗血來解決爭端。最後，氣得顫抖的周璿向他索還詐去的巨款，他卻說：跑交易所做生意有輸有贏，人倒黴運氣不好，“你的東西現在變成了一隻鑽戒”。
圖窮匕首現，朱某完全露出了上海一種“拆白黨”式的真麵目。
周璿精神上又一次遭受了很大的刺激，她陷入了極度的痛苦之中。她盡量克製自己，不願讓這些難於啟齒的事情再鬧大，不希望再麻煩領導和同誌們。她還年輕，還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
解放後的上海不是舊時代的十裏洋場，朱某得到了應有的懲處。
過了些日子，大光明影業公司派顧也魯帶著《和平鴿》電影劇本到枕流公寓來找周璿，想請她擔任這部戲的主演，對於“大光明”的熱情相邀，周璿欣然首肯。
當晚，周璿燈下伏案，一口氣讀完了《和平鴿》。這是部反映新中國的醫務工作者運用自己的醫療技術，發揚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奔赴朝鮮前線，參加抗美援朝的電影劇本。
《彩虹曲》與《花街》乃屬一般賺錢片子，各方麵都無精彩而言，因而也就沒有像前一部影片《清官秘史》那樣，花去“金嗓子”多大的心力。
“二朱”時常跟隨她身邊，逛逛港九一帶的風景區，到淺海沙灘戲水玩耍。這是周璿幾次來港最清閑的一回，一切事務都有人代理，她省心省事，生活似乎過得滿愉快的。
不久，周璿懷孕了，她高興極了。她是多麽希望自己能有一個孩子，尤其對於一位曾經在痛苦中流產過的母親來說，這腹中的胎兒就顯得格外地值得珍愛了。
在酒店的寓所裏，周璿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把這個信息悄聲地告訴了朱某。誰知朱某卻用驚異的目光盯著她看。周璿被朱某看得火燒雙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朱某軟語勸她，為了讓兩人沒有任何拖累地、自由自在地過幾年，最好還是推遲生育，採取手術來解決問題。何況為了使兩人之間的關係“合法化”，還需要一些時日才能完成正式手續。
周璿聽完了朱某這一番話，不禁呆住了，沉默了半晌才張口說：
“不，我想孩子，我要孩子!”
她雖然無法抑製自己的激動情緒，但仍然以商量的語氣告訴朱某：
“我們馬上在香港辦個手續，何必再這樣拖下去呢!你還有些什麽要求，都可以告訴我。”
朱某眯縫著眼睛並不看周璿，慢吞吞地說道：
“我還有點事體要辦，想回上海去一趟。”
“我跟你一道去，我想回上海去養小囡。”
朱某見周璿堅持要生養，便及早轉舵。他說道：
“你不要挺著大肚皮回上海，那裏老熟人多，閑話也多。養小囡還是在香港好，朱小姐可以專門照顧你。再說，上海一解放，外國醫生都跑光了，此地條件比那裏好得多。”
心腸軟的周璿又被朱某說服了。朱某告訴她，這次是短期回上海，等他把事情料理完了就返香港。至於兩人關係“合法化”的問題，等他從上海回來再解決。
幾天之後，朱某匆匆離開香港。他又從周璿那裏詐走了好幾根金條。對這一切周璿並無懷疑，她隻是希望朱某盡快回到自己的身邊來。
朱某這一去如同泥牛入海，毫無音訊，而周璿的妊娠反應一天天加劇。她哪裏知道，朱某在上海又纏上了一個舞女，現在，他正跟這個舞女打得火熱，怎麽可能把身懷六甲的周璿再放在心中。
周璿叫秘書發函去問，沒有回音，她自己提筆寫信去催，結果也還是不見答覆。她開始急了，一個人常常坐立不安。朱秘書早已心中有數，裝作義憤填膺地大罵朱某薄倖無情，並開導女主人不要因此而傷了身子，勸周璿長痛不如短痛，和朱某一刀兩斷，在香島找個富商“另起爐灶”。
此時的朱秘書令周璿討厭。她怔怔地走到穿衣鏡前，望著自己略帶虛腫的麵龐、日益消瘦的身軀和微微凸起的腹部，淚珠兒成串地滾落下來。她知道自己受騙了。
周璿病倒了，茶不思飯不想，神情沮喪，整夜失眠。她把門關得緊緊的，不許任何人進去。她想“一了百了”，但當她想到尚未來到人世的孩子，心又軟了，覺得那種“絕命”的念頭太不應該了。
她從來沒有見到過自己的生身的母親，但是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個真正的母親。眼前的現實是殘酷的，醫生診斷她患了一種精神分裂症!
此時的大明星，雖然置身在日夜喧囂的都會中心，卻是感到無邊的寂寞和孤獨。她宛如一葉小舟，顛簸在濁浪翻滾的大海之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平衡，隨時都有被濁浪吞沒的危險……
卻說“金嗓子”在香港病倒的消息，傳到了早已解放的上海，引起了昔日影壇的姐妹們、朋友們和文藝界一些領導同誌的關注。當時的電影界的負責人於伶同誌十分重視這件事，馬上委託香港方麵的朋友去看周璿，並勸她盡快返回上海。
走出醫院不久的周璿，聽到新中國的藝苑不但沒有嫌棄她的意思，還如此真誠地張開雙臂歡迎她，頓使她止不住熱淚盈眶，仿佛覺得有一股暖流傳遍全身。
1950年的秋天，一個碧空萬裏陽光燦爛的日子，猶如失群的獨雁歸隊那樣，周璿回到了離別一年多的上海。老朋友們發現周璿變了，雖然她看上去還是像從前一樣聰明伶俐、楚楚動人，但那略顯憔悴而蒼白的麵容和偶爾出現的停滯眼神，仍能讓人覺察出：她是一個曾經遭受過不幸、承受過感情折磨的柔弱女子。
周璿回來後，於伶同誌對她非常關心，希望她把身體養好，今後能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周璿如坐春風，感慨萬千。於伶關切、誠懇的談話，使她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強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現在，有許多朋友和同誌來看她、關心她。她也常常到老朋友鄭君裏、黃晨家裏和趙丹、黃宗英家裏去作客。從此與她合作拍片的姐妹們，都從各方麵給她以幫助，使她感到格外溫暖。
卻說朱某，當他知道周璿已經回到上海的消息，非常不安。他擔心周璿找他算帳，害怕把事情攤開，鬧到組織上去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
起初，他採取“鴕鳥戰術”，不肯露麵，同時，他又托熟人出麵，設法弄個“私了”。這件事給周璿幾位要好的姐妹知道了，大家都很氣憤，要幫著她找朱某評理。
一天，周璿由兩位要好的姐妹陪著去找朱某，朱某見三個“女流之輩”尋上門來，很不以為然。他說自己早有妻室，那次從香港回上海離婚沒有離成，反而被老婆拖住了手腳。現在也無法可想，解放後又不允許娶妾討小。
周璿和同去的姐妹揭露他一再耍欺騙手段玩弄女性，至今還與舞女勾搭。他百般抵賴，矢口否認和舞女的關係。
在講到周璿的孩子時，他竟反唇相譏，提出要通過驗血來解決爭端。最後，氣得顫抖的周璿向他索還詐去的巨款，他卻說：跑交易所做生意有輸有贏，人倒黴運氣不好，“你的東西現在變成了一隻鑽戒”。
圖窮匕首現，朱某完全露出了上海一種“拆白黨”式的真麵目。
周璿精神上又一次遭受了很大的刺激，她陷入了極度的痛苦之中。她盡量克製自己，不願讓這些難於啟齒的事情再鬧大，不希望再麻煩領導和同誌們。她還年輕，還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
解放後的上海不是舊時代的十裏洋場，朱某得到了應有的懲處。
過了些日子，大光明影業公司派顧也魯帶著《和平鴿》電影劇本到枕流公寓來找周璿，想請她擔任這部戲的主演，對於“大光明”的熱情相邀，周璿欣然首肯。
當晚，周璿燈下伏案，一口氣讀完了《和平鴿》。這是部反映新中國的醫務工作者運用自己的醫療技術，發揚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奔赴朝鮮前線，參加抗美援朝的電影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