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她問阮玲玉：
“你在表演服安眠藥的剎那間，心中想些什麽?”
阮玲玉略想了一下，答道：
“很不幸，我也有相似的遭遇，隻是我沒有死成，我在演這場戲時，重新體驗了我自殺的心情。在自殺的剎那間，心情是萬分複雜的，我想擺脫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麵孔出現在眼前，其中有你最親愛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當一片安眠藥吞下去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新的想法湧上心頭
在拍攝《新女性》影片過程中，最滿意地要算是導演蔡楚生了。他曾說道：
“在《新女性》的合作過程中、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上看到她(阮玲玉)許多好的表現，也從她的片語隻言中，或通過劇情的矛盾鬥爭她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感情中，看到她內心在贊成什麽，反對什麽，她在嚮往什麽，又在追求什麽;我們都十分敬重她，也為她在思想上的這種進步而高興;但她終究是一個太溫情，感情太脆弱的人，我們又無時不為她的處境而耽無窮的憂慮。”
《新女性》透過韋明的悲慘身世，相當生動地揭示了舊中國正直知識婦女被壓迫、被汙辱的命運，活畫出了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會的黑暗和糜爛。
影片編得好，導得好，演得更好。正因為這部影片刺到了反動黑勢力的疼處，所以公映之後，廣大觀眾一片叫好，爭相觀看，而反動當局和“軟性電影”的主將們卻對它恨之入骨，欲將《新女性》及其主要創作人員置之死地而後快。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14章 人言可畏 一大群記者殺弱女 人心所向 三十萬群眾悼影星
人言可畏一大群記者殺弱女
人心所向三十萬群眾悼影星
且說1935年2月，《新女性》在金城大戲院舉行獻映式，招待部分人士觀看，其中有一些新聞記者。當影片映及黃色小報記者種種下流無恥的情節時，在座的一些記者被戳到痛處，有些坐不住了，熬到影片映完，在觀眾一片熱烈的掌聲中，他們卻忿忿然地爭門而出。
看到這些記者因氣急敗壞而扭歪了臉的樣子，在場的聯華公司老闆們心中不免擔憂，這些記者們手中掌握著輿論工具，若讓他們興風作浪起來，事情可就棘手了。
這幫記者果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急沖沖走出影院後即在附近的一家飯店開了個房間，策劃起針對《新女性》的陰謀來了。他們七嘴八舌地將《新女性》的編劇孫師毅和導演蔡楚生痛罵一通之後，一致認為決不能讓這部揭露他們無恥麵目的影片公映，否則今後這臉還往哪兒擱。
幾經商量，最後決定抬出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來與“聯華”抗衡。於是，記者公會向聯華公司蠻橫地提出了三個條件：
一、聯華影片公司登報向全國新聞記者道歉;
二、保證以後不得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三、將《新女性》影片內有意盡情侮辱新聞記者部分截去。”
那些黃色記者們更是揚言要把蔡楚生、孫師毅“罵出上海”，但孫、蔡等人旗幟鮮明地頂了回去，並嚴詞拒絕記者公會的蠻橫條件。
記者公會碰了這個釘子後，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策劃後，便施出絕計：以後關於聯華gg，請一律拒登;如有聯華宣傳稿件，從此永勿刊載，以示拒不合作。
記者公會此舉令“聯華”的決策者深感憂慮，電影公司失去報刊的宣傳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他們隻得讓步了。於是背著蔡、孫等人，請出《新聞報》汪伯奇，《申報》馬蔭良從中斡旋，表示將接受條件，並在各報刊登載道歉gg：
“敝公司《新女性》影片中穿插新聞記者之片斷引起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之不滿後，蒙汪伯奇、馬蔭良先生允為調停，敝公司深為感歉，現將片中欠妥各節剪除，已圓滿解決。”
隨即向記者公會發出了正式的道歉函，記者公會將該函在各報刊登，全文如下：
敬啟者，敝公司出品《新女性》影片，以中有插入新聞記者片斷，致引起貴會之不滿，敝公司深為抱歉，貴會提出二項辦法，與第一條修剪有關各點及第三條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業已在前敝公司復函聲明遵辦外，特此謹致意，致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
經過此番周折之後，《新女性》終於再度公開與觀眾見麵，雖然被迫刪去了部分鏡頭，但影片仍給人以強大的震撼，進步影評給該片以高度評價，並對某些記者及記者公會的行徑予以嚴厲的駁斥。
誠如有的影評所言：
《新女性》中表現了某些新聞記者的卑鄙無恥而引起了一個大浪，終於刪剪道歉了事。其實，這種事件是十分可笑的。
無論哪一種職業中，總有不良分子存在，隻要稍有頭腦的人，總會知道是特殊的。藝術品暴露某種職業中的敗類決計不會使人懷疑整個幹某種職業的人，假使表現了一個敗類，就算侮辱全體，那麽以後的電影中就不能再有壞人出現，……天下之大真無奇不有，無理取鬧之人到處即是，我們自然更不能用“無則加免，有則改之”這種老話來要求他們，但是我們至少希望他們不要失去理性，……這樣不但是中國電影界之幸，也是新聞界本身之幸，嚴格的檢查自己的隊伍吧，把這樣的敗類暴露和清除吧。
影評家和觀眾對主演該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新聞報》的影評是這樣說的：
“至於演員技巧的評價，我可以說，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場含淚出賣自己的戲，是不能再逼真了。觀眾們盡在傷感的流淚，啊，阮玲玉的魔力!”
那些黃色記者們對如此結果當然不滿意，既沒能將《新女性》打入冷宮，更沒能將蔡楚生和孫師毅罵出上海，他們十分惱火，幾天後，再次聚集在一起，商量進一步進攻的策略。他們想出一個絕招：柿子專撿軟的捏，他們把矛頭指向阮玲玉。
卻說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張達民訂立了脫離同居關係的約據之後，8月15日，唐季珊和阮玲玉舉行了婚禮。
開始，兩人的確有過一段甜蜜而溫馨的時光。與唐季珊當年將張織雲金屋藏嬌的一個明顯不同是，他知道拍電影乃是阮玲玉永遠不會放棄的事業。因此，他至少在表麵上並不阻止阮玲玉繼續拍片。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對自己的熱情正在逐漸地減退，特別是他們遷入新閘路沁園村的洋房後，唐季珊忙於他的生意和應酬，對阮玲玉不再像過去那樣體貼入微，碰到不順心的事時，有時還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氣。
可以這樣說，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結合之日，正是她愛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時。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貫對女性巧取豪奪。浪漫成性。他在熱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著一些冷漠、貌合神離的神情。
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她的表演職業，更促使她長於細心，善於觀察的特性。為此，她開始審視、提防他了。
“你在表演服安眠藥的剎那間，心中想些什麽?”
阮玲玉略想了一下，答道：
“很不幸，我也有相似的遭遇，隻是我沒有死成，我在演這場戲時，重新體驗了我自殺的心情。在自殺的剎那間，心情是萬分複雜的，我想擺脫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麵孔出現在眼前，其中有你最親愛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當一片安眠藥吞下去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新的想法湧上心頭
在拍攝《新女性》影片過程中，最滿意地要算是導演蔡楚生了。他曾說道：
“在《新女性》的合作過程中、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上看到她(阮玲玉)許多好的表現，也從她的片語隻言中，或通過劇情的矛盾鬥爭她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感情中，看到她內心在贊成什麽，反對什麽，她在嚮往什麽，又在追求什麽;我們都十分敬重她，也為她在思想上的這種進步而高興;但她終究是一個太溫情，感情太脆弱的人，我們又無時不為她的處境而耽無窮的憂慮。”
《新女性》透過韋明的悲慘身世，相當生動地揭示了舊中國正直知識婦女被壓迫、被汙辱的命運，活畫出了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會的黑暗和糜爛。
影片編得好，導得好，演得更好。正因為這部影片刺到了反動黑勢力的疼處，所以公映之後，廣大觀眾一片叫好，爭相觀看，而反動當局和“軟性電影”的主將們卻對它恨之入骨，欲將《新女性》及其主要創作人員置之死地而後快。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14章 人言可畏 一大群記者殺弱女 人心所向 三十萬群眾悼影星
人言可畏一大群記者殺弱女
人心所向三十萬群眾悼影星
且說1935年2月，《新女性》在金城大戲院舉行獻映式，招待部分人士觀看，其中有一些新聞記者。當影片映及黃色小報記者種種下流無恥的情節時，在座的一些記者被戳到痛處，有些坐不住了，熬到影片映完，在觀眾一片熱烈的掌聲中，他們卻忿忿然地爭門而出。
看到這些記者因氣急敗壞而扭歪了臉的樣子，在場的聯華公司老闆們心中不免擔憂，這些記者們手中掌握著輿論工具，若讓他們興風作浪起來，事情可就棘手了。
這幫記者果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急沖沖走出影院後即在附近的一家飯店開了個房間，策劃起針對《新女性》的陰謀來了。他們七嘴八舌地將《新女性》的編劇孫師毅和導演蔡楚生痛罵一通之後，一致認為決不能讓這部揭露他們無恥麵目的影片公映，否則今後這臉還往哪兒擱。
幾經商量，最後決定抬出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來與“聯華”抗衡。於是，記者公會向聯華公司蠻橫地提出了三個條件：
一、聯華影片公司登報向全國新聞記者道歉;
二、保證以後不得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三、將《新女性》影片內有意盡情侮辱新聞記者部分截去。”
那些黃色記者們更是揚言要把蔡楚生、孫師毅“罵出上海”，但孫、蔡等人旗幟鮮明地頂了回去，並嚴詞拒絕記者公會的蠻橫條件。
記者公會碰了這個釘子後，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策劃後，便施出絕計：以後關於聯華gg，請一律拒登;如有聯華宣傳稿件，從此永勿刊載，以示拒不合作。
記者公會此舉令“聯華”的決策者深感憂慮，電影公司失去報刊的宣傳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他們隻得讓步了。於是背著蔡、孫等人，請出《新聞報》汪伯奇，《申報》馬蔭良從中斡旋，表示將接受條件，並在各報刊登載道歉gg：
“敝公司《新女性》影片中穿插新聞記者之片斷引起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之不滿後，蒙汪伯奇、馬蔭良先生允為調停，敝公司深為感歉，現將片中欠妥各節剪除，已圓滿解決。”
隨即向記者公會發出了正式的道歉函，記者公會將該函在各報刊登，全文如下：
敬啟者，敝公司出品《新女性》影片，以中有插入新聞記者片斷，致引起貴會之不滿，敝公司深為抱歉，貴會提出二項辦法，與第一條修剪有關各點及第三條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業已在前敝公司復函聲明遵辦外，特此謹致意，致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
經過此番周折之後，《新女性》終於再度公開與觀眾見麵，雖然被迫刪去了部分鏡頭，但影片仍給人以強大的震撼，進步影評給該片以高度評價，並對某些記者及記者公會的行徑予以嚴厲的駁斥。
誠如有的影評所言：
《新女性》中表現了某些新聞記者的卑鄙無恥而引起了一個大浪，終於刪剪道歉了事。其實，這種事件是十分可笑的。
無論哪一種職業中，總有不良分子存在，隻要稍有頭腦的人，總會知道是特殊的。藝術品暴露某種職業中的敗類決計不會使人懷疑整個幹某種職業的人，假使表現了一個敗類，就算侮辱全體，那麽以後的電影中就不能再有壞人出現，……天下之大真無奇不有，無理取鬧之人到處即是，我們自然更不能用“無則加免，有則改之”這種老話來要求他們，但是我們至少希望他們不要失去理性，……這樣不但是中國電影界之幸，也是新聞界本身之幸，嚴格的檢查自己的隊伍吧，把這樣的敗類暴露和清除吧。
影評家和觀眾對主演該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新聞報》的影評是這樣說的：
“至於演員技巧的評價，我可以說，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場含淚出賣自己的戲，是不能再逼真了。觀眾們盡在傷感的流淚，啊，阮玲玉的魔力!”
那些黃色記者們對如此結果當然不滿意，既沒能將《新女性》打入冷宮，更沒能將蔡楚生和孫師毅罵出上海，他們十分惱火，幾天後，再次聚集在一起，商量進一步進攻的策略。他們想出一個絕招：柿子專撿軟的捏，他們把矛頭指向阮玲玉。
卻說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張達民訂立了脫離同居關係的約據之後，8月15日，唐季珊和阮玲玉舉行了婚禮。
開始，兩人的確有過一段甜蜜而溫馨的時光。與唐季珊當年將張織雲金屋藏嬌的一個明顯不同是，他知道拍電影乃是阮玲玉永遠不會放棄的事業。因此，他至少在表麵上並不阻止阮玲玉繼續拍片。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對自己的熱情正在逐漸地減退，特別是他們遷入新閘路沁園村的洋房後，唐季珊忙於他的生意和應酬，對阮玲玉不再像過去那樣體貼入微，碰到不順心的事時，有時還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氣。
可以這樣說，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結合之日，正是她愛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時。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貫對女性巧取豪奪。浪漫成性。他在熱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著一些冷漠、貌合神離的神情。
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她的表演職業，更促使她長於細心，善於觀察的特性。為此，她開始審視、提防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