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霞生於1912年,祖籍福建廈門,原名嚴以南。幼時隨經商的父親居於北平,曾就讀於聖心女校。她的學生時代,正值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她接受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薰陶,並與大學生的表哥相戀。
然而,她的自由戀愛遭到了封建意識濃厚的父親的堅決反對,她的戀人屈服於壓力退縮了。為了追求她所熱烈嚮往的自由,她毅然與家庭決裂,隻身南下,闖進了上海。改名為艾霞,加入田漢領導的南國劇社,從而開始了她的藝術生涯。
1931年,艾霞轉入電影界,入天一公司。翌年左翼電影運動興起,在左翼文藝工作者大舉進入影壇之時,她被介紹進了明星公司,很快就因主演《日恨新仇》而嶄露頭角。
接著,她迎來了輝煌的1933年。她在這一年創刊的《明星日報》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很動感情的短文,題目就叫做《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
她在文中說道:
“一九三三年也可以說是我開始新生命的時期……時代的火輪不停地轉著,一切全不息地猛進,一九三二年同一九三三年的電影,是劃分時代的電影,她不是一部分有閑階級的消遣品,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我們既然明了這一點,我們應當怎樣使她變成有價值有意義,這是從事於電影的人應負的責任,也是整個電影進展的關鍵。”
這篇短文已充分展示了艾霞作為一位左翼影人的麵貌。
艾霞在這一年中的確成了明星公司新進演員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顆新星。她一連主演了《現代一女性》、《時代兒女》、《豐年》等多部影片,特別是她自編並主演了帶有自傳性質的《現代一女性》,更顯露出她的文學才華。
該片描寫了一個以愛情填補空虛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啟發下覺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時代,能自編劇本的女影星更顯得難能可貴。
然而,這樣的一位影壇才華在拍完《現代一女性》後卻不幸再一次陷入了愛情的迷惘之中,她嘆息道:
“眼淚同微笑,接吻同擁抱,這些都是戀愛的代價。要得這夠味的代價,這夠味的刺激,就得賠上多少的精神,結果是什麽?無聊。”
愛情的失落使她頹喪,而周圍黑暗的現實則令她憂傷,她失去了繼續活下去與黑暗抗爭的勇氣,1934年2月12日,這位年僅23歲的女演員服毒自殺了。
艾霞在孤獨和絕望中死去,死後卻不能得到安寧,一些黃色小報的記者們竟然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將惡毒的汙水潑向她,對這位追求進步、嚮往自由的女影星大加汙衊。
此舉激起了有正義感的影人的義憤,當時正在拍攝《漁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為此拍一部電影的念頭,通過對艾霞之死的描寫來揭露黑暗的現實社會對知識女性的殘害。
但《漁光曲》的拍攝使他難以分身,他遂邀請剛由戲劇界進入“聯華”的孫師毅擔任編劇。孫師毅慨然允諾,很快,題名為《新女性》的劇本放到了蔡楚生的案頭。
阮玲玉讀完《新女性》的劇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劇本讓她感受如此巨大的震動,劇本中的女主角是一位貧困的作家,這與阮玲玉有一定的距離,但她覺得她的心與女主角是完全相通的,她相信自己完全能演好這一角色。
她情緒激動地找到蔡楚生,說道:
“蔡先生,《新女性》的女主角韋明我演定了。我知道,我並不熟悉女作家的生活,但她心中的苦楚和絕望我是完全能體會得到的,請相信我一定能把這個角色演好。”
蔡楚生欣然首肯。
《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韋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結構有艾霞的真實事跡,也有虛構的部分。《新女性》的劇情是:
韋明為爭婚姻自主,離家出走,生一女兒,後被遺棄。她覺悟到女人不應做男人的奴隸,而應過一種有意義的獨立生活,便來到上海,擔任了某女子中學的音樂教員。
校董王博士覬覦韋明的美貌,百般引誘,不能如願,便串通女校長故意辭退韋明,絕其生計。韋明業餘致力寫作,將創作的小說送到書店出版,又遭到書店老闆的剝削和黃色報刊的侮辱。
韋明生活窘迫萬狀,女兒恰又病危。為了搶救愛女性命,在迷惘之中,她聽從了一個暗娼鴇母的擺布,答應去“做一夜的奴隸”,以肉體來換取女兒的救命錢。但她萬萬沒有料到,要姦汙她的嫖客正是厚顏無恥的王博士。她氣憤之下,打了王博士的耳光,奔了回來。
失業的痛苦,女兒的垂危,聞人闊少的汙辱,同學的誤解,壓得韋明再也直不起腰來,就在她的小說出版的時候她吞下了毒藥。無恥的小報記者幸災樂禍地寫出“獨家消息”,發在當天的晚報上。韋明一息尚存,滿街的報販已在大叫;“快看女作家自殺新聞!”
韋明被送進醫院,經搶救她漸漸地醒了過來,但仍沒有活下去的勇氣。這時她的朋友趕來,啟發韋明要勇敢地活下去與惡勢力鬥爭,並把晚報上造謠汙衊她的所謂“新聞”給她看了,《女作家的一頁穢史》的標題赫然入目,韋明震怒了,並由震怒而覺醒,她用盡全身氣力喊出:“我要活,我要報復!”她要求醫生拯救她,但是為時已晚,因並發心力衰竭,她終於含恨離開了人世。
卻說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達上海之時,蔡楚生和阮玲玉這兩位著名的影人,開始了一次在電影史上堪稱典型範例的,導演和演員間的合作關係。
《新女性》一片是用一種緊湊的快節奏拍攝完成的。她的拍攝周期雖然隻有短短的兩個多月的時間,但卻傾注了劇組成員的許多心血。
作為導演的蔡楚生運用其嫻熟的導演技巧,在女主角韋明身上寄予了他對被壓迫被汙辱的知識女性的無限同情;對於影片中惡勢力的代表王博士和小報記者齊為德,則給予了有力的鞭撻。
阮玲玉為了演好韋明這一令她心痛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拍片中去。著名影人鄭君裏曾回憶道:
“在影片《新女性》裏,我記得十分清楚,她(阮玲玉)對角色的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嚴肅,一反以前在攝影場內談笑風生的習慣。每個鏡頭的排演和拍攝都準備好充沛飽滿的情緒,一絲不苟,特別當她拍女作家自殺的場麵時,每個鏡頭都是真情畢露,聲淚俱下,一場戲拍下來,她的神經似乎被震撼得支持不住。這該算是阮玲玉在表演上最下氣力的一齣戲。可她對於女作家的生活畢竟是有距離的,她雖然決意急起直追,卻不能像對待熟悉的角色那樣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在某些場麵中,她的樸實自然的演技反而為刻意求工所替代。可是,這部影片作為阮玲玉接觸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的開端,她對舊的憎恨,對新的熱愛的感情,從來沒有表現得這樣鮮明、強烈而飽滿。”
在《新女性》拍攝的同時,羅明佑編導的《國風》也開拍,羅明情點名要阮玲玉在《國風》中擔任主角,這樣,阮玲玉便同時在兩部電影中拍攝。
在《國風》中與阮玲玉飾演一對姐妹的黎莉莉,也經常來看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表演。盡管黎莉莉與阮玲玉已有過幾次合作,對阮玲玉的表演才華曾多次親眼目睹,但阮玲玉在服藥自殺的那場情真意切的忘我表演,仍讓她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憾。
然而,她的自由戀愛遭到了封建意識濃厚的父親的堅決反對,她的戀人屈服於壓力退縮了。為了追求她所熱烈嚮往的自由,她毅然與家庭決裂,隻身南下,闖進了上海。改名為艾霞,加入田漢領導的南國劇社,從而開始了她的藝術生涯。
1931年,艾霞轉入電影界,入天一公司。翌年左翼電影運動興起,在左翼文藝工作者大舉進入影壇之時,她被介紹進了明星公司,很快就因主演《日恨新仇》而嶄露頭角。
接著,她迎來了輝煌的1933年。她在這一年創刊的《明星日報》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很動感情的短文,題目就叫做《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
她在文中說道:
“一九三三年也可以說是我開始新生命的時期……時代的火輪不停地轉著,一切全不息地猛進,一九三二年同一九三三年的電影,是劃分時代的電影,她不是一部分有閑階級的消遣品,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我們既然明了這一點,我們應當怎樣使她變成有價值有意義,這是從事於電影的人應負的責任,也是整個電影進展的關鍵。”
這篇短文已充分展示了艾霞作為一位左翼影人的麵貌。
艾霞在這一年中的確成了明星公司新進演員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顆新星。她一連主演了《現代一女性》、《時代兒女》、《豐年》等多部影片,特別是她自編並主演了帶有自傳性質的《現代一女性》,更顯露出她的文學才華。
該片描寫了一個以愛情填補空虛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啟發下覺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時代,能自編劇本的女影星更顯得難能可貴。
然而,這樣的一位影壇才華在拍完《現代一女性》後卻不幸再一次陷入了愛情的迷惘之中,她嘆息道:
“眼淚同微笑,接吻同擁抱,這些都是戀愛的代價。要得這夠味的代價,這夠味的刺激,就得賠上多少的精神,結果是什麽?無聊。”
愛情的失落使她頹喪,而周圍黑暗的現實則令她憂傷,她失去了繼續活下去與黑暗抗爭的勇氣,1934年2月12日,這位年僅23歲的女演員服毒自殺了。
艾霞在孤獨和絕望中死去,死後卻不能得到安寧,一些黃色小報的記者們竟然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將惡毒的汙水潑向她,對這位追求進步、嚮往自由的女影星大加汙衊。
此舉激起了有正義感的影人的義憤,當時正在拍攝《漁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為此拍一部電影的念頭,通過對艾霞之死的描寫來揭露黑暗的現實社會對知識女性的殘害。
但《漁光曲》的拍攝使他難以分身,他遂邀請剛由戲劇界進入“聯華”的孫師毅擔任編劇。孫師毅慨然允諾,很快,題名為《新女性》的劇本放到了蔡楚生的案頭。
阮玲玉讀完《新女性》的劇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劇本讓她感受如此巨大的震動,劇本中的女主角是一位貧困的作家,這與阮玲玉有一定的距離,但她覺得她的心與女主角是完全相通的,她相信自己完全能演好這一角色。
她情緒激動地找到蔡楚生,說道:
“蔡先生,《新女性》的女主角韋明我演定了。我知道,我並不熟悉女作家的生活,但她心中的苦楚和絕望我是完全能體會得到的,請相信我一定能把這個角色演好。”
蔡楚生欣然首肯。
《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韋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結構有艾霞的真實事跡,也有虛構的部分。《新女性》的劇情是:
韋明為爭婚姻自主,離家出走,生一女兒,後被遺棄。她覺悟到女人不應做男人的奴隸,而應過一種有意義的獨立生活,便來到上海,擔任了某女子中學的音樂教員。
校董王博士覬覦韋明的美貌,百般引誘,不能如願,便串通女校長故意辭退韋明,絕其生計。韋明業餘致力寫作,將創作的小說送到書店出版,又遭到書店老闆的剝削和黃色報刊的侮辱。
韋明生活窘迫萬狀,女兒恰又病危。為了搶救愛女性命,在迷惘之中,她聽從了一個暗娼鴇母的擺布,答應去“做一夜的奴隸”,以肉體來換取女兒的救命錢。但她萬萬沒有料到,要姦汙她的嫖客正是厚顏無恥的王博士。她氣憤之下,打了王博士的耳光,奔了回來。
失業的痛苦,女兒的垂危,聞人闊少的汙辱,同學的誤解,壓得韋明再也直不起腰來,就在她的小說出版的時候她吞下了毒藥。無恥的小報記者幸災樂禍地寫出“獨家消息”,發在當天的晚報上。韋明一息尚存,滿街的報販已在大叫;“快看女作家自殺新聞!”
韋明被送進醫院,經搶救她漸漸地醒了過來,但仍沒有活下去的勇氣。這時她的朋友趕來,啟發韋明要勇敢地活下去與惡勢力鬥爭,並把晚報上造謠汙衊她的所謂“新聞”給她看了,《女作家的一頁穢史》的標題赫然入目,韋明震怒了,並由震怒而覺醒,她用盡全身氣力喊出:“我要活,我要報復!”她要求醫生拯救她,但是為時已晚,因並發心力衰竭,她終於含恨離開了人世。
卻說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達上海之時,蔡楚生和阮玲玉這兩位著名的影人,開始了一次在電影史上堪稱典型範例的,導演和演員間的合作關係。
《新女性》一片是用一種緊湊的快節奏拍攝完成的。她的拍攝周期雖然隻有短短的兩個多月的時間,但卻傾注了劇組成員的許多心血。
作為導演的蔡楚生運用其嫻熟的導演技巧,在女主角韋明身上寄予了他對被壓迫被汙辱的知識女性的無限同情;對於影片中惡勢力的代表王博士和小報記者齊為德,則給予了有力的鞭撻。
阮玲玉為了演好韋明這一令她心痛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拍片中去。著名影人鄭君裏曾回憶道:
“在影片《新女性》裏,我記得十分清楚,她(阮玲玉)對角色的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嚴肅,一反以前在攝影場內談笑風生的習慣。每個鏡頭的排演和拍攝都準備好充沛飽滿的情緒,一絲不苟,特別當她拍女作家自殺的場麵時,每個鏡頭都是真情畢露,聲淚俱下,一場戲拍下來,她的神經似乎被震撼得支持不住。這該算是阮玲玉在表演上最下氣力的一齣戲。可她對於女作家的生活畢竟是有距離的,她雖然決意急起直追,卻不能像對待熟悉的角色那樣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在某些場麵中,她的樸實自然的演技反而為刻意求工所替代。可是,這部影片作為阮玲玉接觸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的開端,她對舊的憎恨,對新的熱愛的感情,從來沒有表現得這樣鮮明、強烈而飽滿。”
在《新女性》拍攝的同時,羅明佑編導的《國風》也開拍,羅明情點名要阮玲玉在《國風》中擔任主角,這樣,阮玲玉便同時在兩部電影中拍攝。
在《國風》中與阮玲玉飾演一對姐妹的黎莉莉,也經常來看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表演。盡管黎莉莉與阮玲玉已有過幾次合作,對阮玲玉的表演才華曾多次親眼目睹,但阮玲玉在服藥自殺的那場情真意切的忘我表演,仍讓她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