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老闆張石川的夫人何秀君對曾在“明星”數年的阮玲玉也有一個客觀的評價：
“阮玲玉性格剛烈、感情奔放，在攝影場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率真，拍起戲來，表情自然。但她對石川這個大導演的指派並不言聽計從。石川對她有些傷腦筋，因此，也就沒重視培養。”
不管外人怎樣議論紛紛，阮玲玉本人對“影後”評選這類活動並不怎麽放在心上，好友胡蝶當選，阮玲玉也為她高興。即使胡蝶本人，對當選“影後”一事，看得也很淡，她稱之為“遊戲”。
其實，在評選“影後”的1933年初，阮玲玉和胡蝶還都沒有達到她們表演藝術的巔峰時期，代表她們表演藝術最高成就的作品恰恰是在此後的兩年中拍攝出來的。
這兩年中，阮玲玉在“聯華”的默片中一展其長，胡蝶則在“明星”的聲片中盡顯風流，她倆交相輝映，聲震影壇。她倆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電影表演藝術的執著追求，有一份強烈的事業心，她倆的敬業精神是影圈內人士有口皆碑的。
客觀地講，胡蝶比較善於理解導演意圖，對導演是言聽計從的;阮玲玉則更多的獨立思考，注重體驗角色的心理，因此，阮玲玉的表演往往比胡蝶更具藝術魅力。
就在“影後”的評選熱熱鬧鬧地進行的時候，阮玲玉已投入到了新片《城市之夜》的拍攝。
《城市之夜》是費穆的導演處女作。費穆早年曾輾轉各地，尤以北平和天津為常駐地，對城市生活有獨到的觀察與了解。加上他早就細心鑽研電影的藝術表現與技術技巧，雖第一次執導演片，就出手不凡。
阮玲玉在片中的出色表演為影片增色不少，她在片中飾演的是女主角，是在生活的重壓下苦苦掙紮的少女。與她演對手戲的仍是金焰，他飾演的是一位迷失了前途的富人的兒子。
1933年3月，《城市之夜》片成公映，立即引起各方關注。當時有人曾在評論中寫道：
“大家都不會忘懷從《城市之夜》中所得來的深刻印象：貧民窟和高大的洋房、大富翁和赤貧的奴隸、悲苦與荒淫、天堂與地獄。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們無處安身，而同時對於富貴之家的庭前，卻添了幾分春色。以顯明的貧富對照、現實地表現人間的不平，強調地提出了住的問題，嚴肅地處理了這社會悲劇。”
左翼電影的領袖人物夏衍用黃子布的筆名與其他人合寫的影評也對《城市之夜》給予了較高評價：
“當我們開始想到《城市之夜》的時候，在我們腦海之中，就可以躍現出許許多多這個‘城市’之中的‘夜’的不同的景象：南京路上的汽車、靜安寺路上的高樓、跳舞場裏的客人、跑狗場裏的狗……黃浦江中的流水、曹家渡畔的工人、八仙橋頭的可憐的非人生活的女人、無家可歸的乞丐，一邊是過著非分的享樂與迷醉中的生活，而一邊是受著慘側的欺淩與壓迫下的待遇……這是多麽矛盾又是多麽使人驚嘆的一幅都市之寫真畫。
而這個《城市之夜》就是這樣一幅寫真畫之中的明晰地浮動之一部分。
無疑地，對於《城市之夜》，我們以為它的題材之“接觸現實”與“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異曲同工的一樣有意義的新作品。
阮玲玉在《城市之夜》裏演的女主角得到一致好評，夏衍等人的影評在談及演員的表演時說：
“阮玲玉和王桂林的表演就很成功。自然，這並不是說他們曾有過那種困苦、貧愁的經驗，而是那種貧苦的人物是最現實的，是我們隨時都可以發現，隨時都有得接觸的人物，所以演員的表情，容易著力。這樣阮玲玉和王桂林就從容地完成他們的任務了。”
1932年底到1933年，阮玲玉進入了她一生中在電影表演上最為輝煌的時期，造就她在這一時期如此輝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張達民的“貼身”糾纏，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是阮玲玉與張達民同居後第一次能在上海獨享清靜，而不必擔心張達民隨時隨地會進行騷擾，使她得以將精力集中在拍攝電影上。
但這種平靜很快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回家，阮玲玉一進家門，突然看到坐在家中的張達民，很是詫異：
“你怎麽跑回來了?”
“怎麽，不歡迎嗎?你難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輩子嗎?”
阮玲玉連忙否定：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在香港幹得好好的，怎麽連聲招呼也不打就跑回來了?”
“香港那個鬼地方有什麽好，我為那每月區區200元錢，天天賣苦力，實在不值得，我辭職不幹了!”
“我不是每個月都給你寄錢嗎，怎麽還不夠用?”
“那幾個錢管什麽用，還不夠我到澳門玩一趟的開銷。”
張達民提到澳門，阮玲玉馬上想到，張達民一定又去賭了。在澳門賭起來可是沒底，不要說每月幾百元，萬貫家財賭個精光也沒什麽稀奇。想到這裏，阮玲玉心中猛地一緊，連忙問道：
“你是不是又欠下賭債了?”
“賭債倒是沒欠下，隻是……”
緊追慢問，阮玲玉才明白，張達民貪汙了公司的一大筆款子，要不是何東先生出麵，那張達民的紕漏就出大了。
看著張達民厚顏無恥的樣子，阮玲玉氣恨交加：
“你竟然做出這等醜事來，讓我怎麽說你好呢!”
“不知說什麽就別說唄!”張達民振振有詞。
“我不說不等於別人就不說，你想，這事能不傳到聯華公司來嗎?我的麵子上固然不好看，你又有何麵目去公司找我?”
張達民一聽，懵了，隻好問阮玲玉：
“那你說該怎麽辦?”
“在家呆幾天再說吧!”
一段日子過去了，一天，阮玲玉偶爾在報紙上看到關於十九路軍在福建的有關消息，她猛然想起她的廣東同鄉在十九路軍中任財政處長的範其務。阮玲玉想：若把張達民託付給範其務，讓他遠離上海、香港這樣的花花世界，也許他能收心斂性，重新做人。
於是，阮玲玉給範其務寫了封信，請他為張達民在福建謀個職位。範其務很快回信表示，福清縣稅務所正缺一個所長，張達民如肯屈就，他可以一手安排。
阮玲玉接信後，即與張達民商量，張達民內心當然不願意離開上海，但一聽說有個稅務所長等著他去做，考慮再三，才同意去試試。幾天後，張達民隻身踏上了去福建的路程。
然而，張達民到福建不到兩個月，便三天兩日寫信來騷擾了，那似雪片般飛來的信件無非兩個字：要錢。為了張達民不再跑回上海胡攪蠻纏，阮玲玉隻得花錢消災。
眼不見，心不煩，早已與張達民沒有了絲毫感情的阮玲玉漸漸地將張達民逐出了她的生活。
此時，一位中年男子闖進了她的生活空間。這位中年男子便是後來與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阮玲玉也因此付出了血的代價。
“阮玲玉性格剛烈、感情奔放，在攝影場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率真，拍起戲來，表情自然。但她對石川這個大導演的指派並不言聽計從。石川對她有些傷腦筋，因此，也就沒重視培養。”
不管外人怎樣議論紛紛，阮玲玉本人對“影後”評選這類活動並不怎麽放在心上，好友胡蝶當選，阮玲玉也為她高興。即使胡蝶本人，對當選“影後”一事，看得也很淡，她稱之為“遊戲”。
其實，在評選“影後”的1933年初，阮玲玉和胡蝶還都沒有達到她們表演藝術的巔峰時期，代表她們表演藝術最高成就的作品恰恰是在此後的兩年中拍攝出來的。
這兩年中，阮玲玉在“聯華”的默片中一展其長，胡蝶則在“明星”的聲片中盡顯風流，她倆交相輝映，聲震影壇。她倆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電影表演藝術的執著追求，有一份強烈的事業心，她倆的敬業精神是影圈內人士有口皆碑的。
客觀地講，胡蝶比較善於理解導演意圖，對導演是言聽計從的;阮玲玉則更多的獨立思考，注重體驗角色的心理，因此，阮玲玉的表演往往比胡蝶更具藝術魅力。
就在“影後”的評選熱熱鬧鬧地進行的時候，阮玲玉已投入到了新片《城市之夜》的拍攝。
《城市之夜》是費穆的導演處女作。費穆早年曾輾轉各地，尤以北平和天津為常駐地，對城市生活有獨到的觀察與了解。加上他早就細心鑽研電影的藝術表現與技術技巧，雖第一次執導演片，就出手不凡。
阮玲玉在片中的出色表演為影片增色不少，她在片中飾演的是女主角，是在生活的重壓下苦苦掙紮的少女。與她演對手戲的仍是金焰，他飾演的是一位迷失了前途的富人的兒子。
1933年3月，《城市之夜》片成公映，立即引起各方關注。當時有人曾在評論中寫道：
“大家都不會忘懷從《城市之夜》中所得來的深刻印象：貧民窟和高大的洋房、大富翁和赤貧的奴隸、悲苦與荒淫、天堂與地獄。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們無處安身，而同時對於富貴之家的庭前，卻添了幾分春色。以顯明的貧富對照、現實地表現人間的不平，強調地提出了住的問題，嚴肅地處理了這社會悲劇。”
左翼電影的領袖人物夏衍用黃子布的筆名與其他人合寫的影評也對《城市之夜》給予了較高評價：
“當我們開始想到《城市之夜》的時候，在我們腦海之中，就可以躍現出許許多多這個‘城市’之中的‘夜’的不同的景象：南京路上的汽車、靜安寺路上的高樓、跳舞場裏的客人、跑狗場裏的狗……黃浦江中的流水、曹家渡畔的工人、八仙橋頭的可憐的非人生活的女人、無家可歸的乞丐，一邊是過著非分的享樂與迷醉中的生活，而一邊是受著慘側的欺淩與壓迫下的待遇……這是多麽矛盾又是多麽使人驚嘆的一幅都市之寫真畫。
而這個《城市之夜》就是這樣一幅寫真畫之中的明晰地浮動之一部分。
無疑地，對於《城市之夜》，我們以為它的題材之“接觸現實”與“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異曲同工的一樣有意義的新作品。
阮玲玉在《城市之夜》裏演的女主角得到一致好評，夏衍等人的影評在談及演員的表演時說：
“阮玲玉和王桂林的表演就很成功。自然，這並不是說他們曾有過那種困苦、貧愁的經驗，而是那種貧苦的人物是最現實的，是我們隨時都可以發現，隨時都有得接觸的人物，所以演員的表情，容易著力。這樣阮玲玉和王桂林就從容地完成他們的任務了。”
1932年底到1933年，阮玲玉進入了她一生中在電影表演上最為輝煌的時期，造就她在這一時期如此輝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張達民的“貼身”糾纏，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是阮玲玉與張達民同居後第一次能在上海獨享清靜，而不必擔心張達民隨時隨地會進行騷擾，使她得以將精力集中在拍攝電影上。
但這種平靜很快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回家，阮玲玉一進家門，突然看到坐在家中的張達民，很是詫異：
“你怎麽跑回來了?”
“怎麽，不歡迎嗎?你難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輩子嗎?”
阮玲玉連忙否定：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在香港幹得好好的，怎麽連聲招呼也不打就跑回來了?”
“香港那個鬼地方有什麽好，我為那每月區區200元錢，天天賣苦力，實在不值得，我辭職不幹了!”
“我不是每個月都給你寄錢嗎，怎麽還不夠用?”
“那幾個錢管什麽用，還不夠我到澳門玩一趟的開銷。”
張達民提到澳門，阮玲玉馬上想到，張達民一定又去賭了。在澳門賭起來可是沒底，不要說每月幾百元，萬貫家財賭個精光也沒什麽稀奇。想到這裏，阮玲玉心中猛地一緊，連忙問道：
“你是不是又欠下賭債了?”
“賭債倒是沒欠下，隻是……”
緊追慢問，阮玲玉才明白，張達民貪汙了公司的一大筆款子，要不是何東先生出麵，那張達民的紕漏就出大了。
看著張達民厚顏無恥的樣子，阮玲玉氣恨交加：
“你竟然做出這等醜事來，讓我怎麽說你好呢!”
“不知說什麽就別說唄!”張達民振振有詞。
“我不說不等於別人就不說，你想，這事能不傳到聯華公司來嗎?我的麵子上固然不好看，你又有何麵目去公司找我?”
張達民一聽，懵了，隻好問阮玲玉：
“那你說該怎麽辦?”
“在家呆幾天再說吧!”
一段日子過去了，一天，阮玲玉偶爾在報紙上看到關於十九路軍在福建的有關消息，她猛然想起她的廣東同鄉在十九路軍中任財政處長的範其務。阮玲玉想：若把張達民託付給範其務，讓他遠離上海、香港這樣的花花世界，也許他能收心斂性，重新做人。
於是，阮玲玉給範其務寫了封信，請他為張達民在福建謀個職位。範其務很快回信表示，福清縣稅務所正缺一個所長，張達民如肯屈就，他可以一手安排。
阮玲玉接信後，即與張達民商量，張達民內心當然不願意離開上海，但一聽說有個稅務所長等著他去做，考慮再三，才同意去試試。幾天後，張達民隻身踏上了去福建的路程。
然而，張達民到福建不到兩個月，便三天兩日寫信來騷擾了，那似雪片般飛來的信件無非兩個字：要錢。為了張達民不再跑回上海胡攪蠻纏，阮玲玉隻得花錢消災。
眼不見，心不煩，早已與張達民沒有了絲毫感情的阮玲玉漸漸地將張達民逐出了她的生活。
此時，一位中年男子闖進了她的生活空間。這位中年男子便是後來與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阮玲玉也因此付出了血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