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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機∶清王朝皇權角逐中的平步青雲者 作者：高冕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光緒帝宣布變法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緒帝連下三道諭旨，罷免支持變法的帝師翁同傻Ｈ蔚男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職務，並逐回江蘇原籍。這位年近古稀的老頭，臨行前要見自己學生光緒帝一麵都不可得，隻能在滂沱大雨中遙拜紫禁城，一把淚水一把雨水地作別京城。與此同時，慈禧太後命王文韶入京陛見；任命他的心腹榮祿重新署理直隸總督，不久實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淵閣大學士銜，統轄駐於直隸境內、拱衛京師的董福祥（甘軍）、聶士成（武毅軍）和袁世凱（新建陸軍）三軍。同時明確，今後朝廷臣子蒙賞加品級，及補授文武一品暨滿漢侍郎，均須具折詣太後謝恩，各省將軍、督撫、提督等官亦同。實際上，慈禧是將朝廷官員和高級將領的任免權收歸自己手裏。
亂中取勝(11)
高冕
緊跟翁同砂展俚牡詼天，青年皇帝打破皇帝不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舊例，在仁壽殿召見正六品工部主事康有為，命他在總署章京上行走，並給予專摺奏事特權。康有為遂以著書進呈方式指導變法。
光緒帝召見康有為的這一天，慈禧太後調兵遣將，命刑部尚書崇禮署理步軍統領，安排這位心腹大臣統率京城衛戍部隊。隨後，又命親信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官兵及鳥槍營事務；命剛毅管理健銳營事務。總之，用自己的親信掌握槍桿子，護衛各要害部位。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緒帝召見維新派骨幹、康有為大弟子梁啓超，賞其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
此後三天，慈禧太後命親信裕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緒帝賞擁護新政的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宜。時稱這四位受皇帝重用的人物為“軍機四卿”。他們擁有批閱奏摺、草擬詔書的權力，成為事實上的“新政宰相”。
第二天，慈禧太後親信懷塔布、李鴻章親家楊崇伊潛赴天津，同榮祿密謀於九月上中旬（10月底）慈禧、光緒同赴天津閱兵時，發動政變，廢除光緒帝。
康有為這時已察覺維新派沒有抓住兵權的弱處，鄭重向光緒帝舉薦袁世凱，並通過譚嗣同呈遞密奏，請皇上將袁世凱掌握手中，以備不測。此前，康有為已對各將帥進行暗中審察，最後將關注的目光留在了袁世凱身上。種種跡象表明，袁世凱似乎是維新變法的積極倡導者和支持者。當年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袁世凱拜訪翁同桑晤談中“極言非大變法不足以保全，非維新不足以濟時艱”。為響應維新，他提出撤銷軍務處為新建陸軍增募三千兵員的計劃。離開翁府時，他還憤然留下一份西洋人繪製的瓜分中國的畫報。七月份（8月）舉行的強學會開幕式上，袁世凱作為首批參與者，發動與會者募捐會費，一舉得款數千金，解決了會費問題，其中袁世凱一人捐銀五百兩。有一段時間，他每逢周六就從小站趕到城裏，在維新積極分子、北洋大學堂總辦王修植家徹夜長談，“鬥室縱橫，放言狂論，靡所羈約”，慷慨激昂談論維新。經常參加通宵聚談的，還有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嚴復、育才館教授兼《國聞報》編總夏曾佑等維新積極分子。袁世凱不論在京城還是在天津，逢人便談維新變法和改練新軍。在康有為眼裏，袁世凱“素機警，又夙駐高麗，頗知外國事，曾與同辦強學會”，可以引以為助，但又“知其與榮祿厚，未必就範”。因此，袁世凱這個武力後盾，是維新派非常需要拉攏但又恐難以拉攏的人物。康有為心中不託底，暗中安排親信弟子徐仁祿入袁世凱軍幕，考察袁的誌向，並對其進行遊說。徐仁祿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袁贊同康有為維新變法主張毋庸置疑。光緒帝接到康有為奏摺後，於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降旨，指示榮祿通知袁世凱速即來京陛見。
此後二日（13日），光緒帝到頤和園，請求慈禧太後同意開懋勤殿以議製度，遭慈禧太後一頓痛斥。
光緒帝感覺大事不妙，於翌日（14日）賜康有為、楊銳密詔，諭知維新變法麵臨的嚴重危機，要他們速速拿出應對良策。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破格提拔他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袁世凱由正三品文官按察使升為正二品侍郎，乍看屬正常提升，明眼人一看則是破格超擢。清代官製，京官望重而外官望輕，各省正三品的按察使，內調擔任京官時往往隻能得到正四品的鴻臚寺卿或大理寺卿。袁世凱原官直隸按察使，若正常晉升，往好處說最多隻能得一個三品京堂，驟獲二品侍郎，實屬皇恩非常。當晚，康有為與弟子梁啓超正用晚餐，看到光緒帝破格提拔袁世凱的上諭，拍案叫絕，說：“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策尤覺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矣！”
榮祿立即作出反應，徵得慈禧太後同意後，火速調整軍隊駐防，命聶士成部駐天津，董福祥部進駐京師門戶長辛店。
一場驚心動魄的權力爭奪戰，進入決戰階段。袁世凱何等明白之人，他強烈意識到自己已陷於帝黨與後黨兩個巨輪之間，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若是膽小怕事之輩，早就跳出是非之外，以求保全身價性命。但袁世凱天生不是這類人，他在兩個隆隆作響的巨輪之間，心不慌，膽不顫，亢奮而鎮定，在極其微妙的、極為有限的隙縫裏，騎牆觀望。他知道，看清投籌情勢，不要站錯隊，這是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鍵。
亂中取勝(11)
高冕
緊跟翁同砂展俚牡詼天，青年皇帝打破皇帝不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舊例，在仁壽殿召見正六品工部主事康有為，命他在總署章京上行走，並給予專摺奏事特權。康有為遂以著書進呈方式指導變法。
光緒帝召見康有為的這一天，慈禧太後調兵遣將，命刑部尚書崇禮署理步軍統領，安排這位心腹大臣統率京城衛戍部隊。隨後，又命親信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官兵及鳥槍營事務；命剛毅管理健銳營事務。總之，用自己的親信掌握槍桿子，護衛各要害部位。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緒帝召見維新派骨幹、康有為大弟子梁啓超，賞其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
此後三天，慈禧太後命親信裕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緒帝賞擁護新政的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宜。時稱這四位受皇帝重用的人物為“軍機四卿”。他們擁有批閱奏摺、草擬詔書的權力，成為事實上的“新政宰相”。
第二天，慈禧太後親信懷塔布、李鴻章親家楊崇伊潛赴天津，同榮祿密謀於九月上中旬（10月底）慈禧、光緒同赴天津閱兵時，發動政變，廢除光緒帝。
康有為這時已察覺維新派沒有抓住兵權的弱處，鄭重向光緒帝舉薦袁世凱，並通過譚嗣同呈遞密奏，請皇上將袁世凱掌握手中，以備不測。此前，康有為已對各將帥進行暗中審察，最後將關注的目光留在了袁世凱身上。種種跡象表明，袁世凱似乎是維新變法的積極倡導者和支持者。當年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袁世凱拜訪翁同桑晤談中“極言非大變法不足以保全，非維新不足以濟時艱”。為響應維新，他提出撤銷軍務處為新建陸軍增募三千兵員的計劃。離開翁府時，他還憤然留下一份西洋人繪製的瓜分中國的畫報。七月份（8月）舉行的強學會開幕式上，袁世凱作為首批參與者，發動與會者募捐會費，一舉得款數千金，解決了會費問題，其中袁世凱一人捐銀五百兩。有一段時間，他每逢周六就從小站趕到城裏，在維新積極分子、北洋大學堂總辦王修植家徹夜長談，“鬥室縱橫，放言狂論，靡所羈約”，慷慨激昂談論維新。經常參加通宵聚談的，還有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嚴復、育才館教授兼《國聞報》編總夏曾佑等維新積極分子。袁世凱不論在京城還是在天津，逢人便談維新變法和改練新軍。在康有為眼裏，袁世凱“素機警，又夙駐高麗，頗知外國事，曾與同辦強學會”，可以引以為助，但又“知其與榮祿厚，未必就範”。因此，袁世凱這個武力後盾，是維新派非常需要拉攏但又恐難以拉攏的人物。康有為心中不託底，暗中安排親信弟子徐仁祿入袁世凱軍幕，考察袁的誌向，並對其進行遊說。徐仁祿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袁贊同康有為維新變法主張毋庸置疑。光緒帝接到康有為奏摺後，於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降旨，指示榮祿通知袁世凱速即來京陛見。
此後二日（13日），光緒帝到頤和園，請求慈禧太後同意開懋勤殿以議製度，遭慈禧太後一頓痛斥。
光緒帝感覺大事不妙，於翌日（14日）賜康有為、楊銳密詔，諭知維新變法麵臨的嚴重危機，要他們速速拿出應對良策。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破格提拔他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袁世凱由正三品文官按察使升為正二品侍郎，乍看屬正常提升，明眼人一看則是破格超擢。清代官製，京官望重而外官望輕，各省正三品的按察使，內調擔任京官時往往隻能得到正四品的鴻臚寺卿或大理寺卿。袁世凱原官直隸按察使，若正常晉升，往好處說最多隻能得一個三品京堂，驟獲二品侍郎，實屬皇恩非常。當晚，康有為與弟子梁啓超正用晚餐，看到光緒帝破格提拔袁世凱的上諭，拍案叫絕，說：“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策尤覺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矣！”
榮祿立即作出反應，徵得慈禧太後同意後，火速調整軍隊駐防，命聶士成部駐天津，董福祥部進駐京師門戶長辛店。
一場驚心動魄的權力爭奪戰，進入決戰階段。袁世凱何等明白之人，他強烈意識到自己已陷於帝黨與後黨兩個巨輪之間，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若是膽小怕事之輩，早就跳出是非之外，以求保全身價性命。但袁世凱天生不是這類人，他在兩個隆隆作響的巨輪之間，心不慌，膽不顫，亢奮而鎮定，在極其微妙的、極為有限的隙縫裏，騎牆觀望。他知道，看清投籌情勢，不要站錯隊，這是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