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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機∶清王朝皇權角逐中的平步青雲者 作者：高冕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也就是農曆戊戌年，是個非常出名的年份。這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京師袁世凱寓居的法華寺，成了大清王朝的風暴眼。這日深夜，光緒帝寵信的軍機處章京譚嗣同，突然闖入法華寺。此時政治嗅覺靈敏的袁世凱，已探知朝局將變，正趕寫奏摺，準備提前離京回津，以免茫然間捲入行將襲來的政治風暴。皇上近臣譚嗣同的出現，令業已緊張起來的袁世凱“心甚訝之”，著實大吃一驚。
亂中取勝(10)
高冕
一番寒暄後，譚嗣同便問：“君謂皇上如何人也？”
袁世凱：“曠代之聖主也。”
譚嗣同：“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
袁世凱：“然，固有所聞。”
譚嗣同：“上方有大難。”他頓了一下又道，“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則救之，”邊說邊用手抹著自己脖子道，“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
譚嗣同把袁世凱逼到牆角，讓他作出抉擇：要麽救皇上，要麽到頤和園慈禧太後那兒去告密求富貴。
袁世凱信口便說：“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
譚嗣同見袁世凱果是一條血性漢子，足可信賴，便取出隨帶密詔，將行動計劃全盤托出：後天，也就是初五日（20日），袁世凱請訓時，光緒帝將交給他一道硃諭，並命他帶兵赴津見榮祿，當即宣讀硃諭、誅殺榮祿，袁世凱即取而代之，署理直隸總督，然後宣示榮祿大逆之罪，速率新建陸軍入京，盡誅舊黨，“助行新政”。
袁世凱聽著，腦子急劇轉動著。聽完，就對此計劃提出異議：“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準、練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隻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已先危。”他覺得這個計劃太過冒失。他能指揮調動的兵馬太少，成功可能性不大，草率行動反給皇上招來不測。
譚嗣同：“公可給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動兵時，即分給諸軍硃諭，並照會各國，誰敢亂動？”
袁世凱：“本軍糧械子彈均在天津，營內存者極少，必須先將糧彈領運足用，方可用兵。”
譚嗣同覺得袁世凱這話有道理，便作了讓步：“可請上先將硃諭交給存收，俟布置妥當，一麵密告我日期，一麵動手。”
袁世凱拒收硃諭：“我萬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將累及皇上，臣子死有餘辜。一經紙筆，便不縝密，切不可先交硃諭。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告你如何辦法。”
譚嗣同：“上意甚急，我有硃諭在手，必須即刻定準一個辦法，方可復命。”
袁世凱：“青天在上，袁世凱斷不敢辜負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須妥籌詳商，以期萬全。”接著，他獻計道，“九月即將巡幸天津，待至伊時軍隊鹹集，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譚嗣同：“等不到九月即將廢弒，勢甚迫急！”
袁世凱認為，皇上在九月份巡幸天津前不會有性命之虞：“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須至下月方可萬全。”
譚嗣同：“如九月不巡幸，將奈之何？”
袁世凱：“現已預備妥當，計費數十萬金，我可請榮祿力求慈聖，必將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譚嗣同見袁世凱堅決不同意立即率兵保駕，隻好妥協。他提醒袁世凱說：“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
袁世凱慷慨激昂地說：“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
譚嗣同進一步激對方道：“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大業，天下事入公掌握，在於公；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凱當即發誓：“你以我何如人？我三世受國恩深重，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
袁世凱這番話，連一身俠骨的譚嗣同聽了也感佩不已，連連稱讚他是“奇男子”。
送走譚嗣同，袁世凱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亢奮中，巨大的衝動推搡得他難以自已。大清國驚心動魄的政治決戰已經進入白熱化，帝黨、後黨都在爭奪他這枚砝碼。要是換成一般庸人，麵對呼嘯而來的風暴，早就驚恐萬狀，惟恐躲之不及。但袁世凱不是這種人，他對風雲突變總會產生莫明的衝動。他決不輕舉妄動，權衡利弊尚未透徹之前，絕對不會將手中籌碼押給任何一方。
袁世凱在法華寺寓所來回踱步，急劇思索。他知道留給自己決斷的時間非常有限，生死榮辱，將取決於他出手投下籌碼的那一瞬間。
帝黨與後黨大會戰的戰鼓自這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擂響。這天，親政不久的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令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戰幕拉開後，帝後兩黨在決定性的用人戰線上展開沒有硝煙的搏殺。
亂中取勝(10)
高冕
一番寒暄後，譚嗣同便問：“君謂皇上如何人也？”
袁世凱：“曠代之聖主也。”
譚嗣同：“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
袁世凱：“然，固有所聞。”
譚嗣同：“上方有大難。”他頓了一下又道，“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則救之，”邊說邊用手抹著自己脖子道，“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
譚嗣同把袁世凱逼到牆角，讓他作出抉擇：要麽救皇上，要麽到頤和園慈禧太後那兒去告密求富貴。
袁世凱信口便說：“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
譚嗣同見袁世凱果是一條血性漢子，足可信賴，便取出隨帶密詔，將行動計劃全盤托出：後天，也就是初五日（20日），袁世凱請訓時，光緒帝將交給他一道硃諭，並命他帶兵赴津見榮祿，當即宣讀硃諭、誅殺榮祿，袁世凱即取而代之，署理直隸總督，然後宣示榮祿大逆之罪，速率新建陸軍入京，盡誅舊黨，“助行新政”。
袁世凱聽著，腦子急劇轉動著。聽完，就對此計劃提出異議：“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準、練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隻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已先危。”他覺得這個計劃太過冒失。他能指揮調動的兵馬太少，成功可能性不大，草率行動反給皇上招來不測。
譚嗣同：“公可給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動兵時，即分給諸軍硃諭，並照會各國，誰敢亂動？”
袁世凱：“本軍糧械子彈均在天津，營內存者極少，必須先將糧彈領運足用，方可用兵。”
譚嗣同覺得袁世凱這話有道理，便作了讓步：“可請上先將硃諭交給存收，俟布置妥當，一麵密告我日期，一麵動手。”
袁世凱拒收硃諭：“我萬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將累及皇上，臣子死有餘辜。一經紙筆，便不縝密，切不可先交硃諭。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告你如何辦法。”
譚嗣同：“上意甚急，我有硃諭在手，必須即刻定準一個辦法，方可復命。”
袁世凱：“青天在上，袁世凱斷不敢辜負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須妥籌詳商，以期萬全。”接著，他獻計道，“九月即將巡幸天津，待至伊時軍隊鹹集，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譚嗣同：“等不到九月即將廢弒，勢甚迫急！”
袁世凱認為，皇上在九月份巡幸天津前不會有性命之虞：“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須至下月方可萬全。”
譚嗣同：“如九月不巡幸，將奈之何？”
袁世凱：“現已預備妥當，計費數十萬金，我可請榮祿力求慈聖，必將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譚嗣同見袁世凱堅決不同意立即率兵保駕，隻好妥協。他提醒袁世凱說：“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
袁世凱慷慨激昂地說：“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
譚嗣同進一步激對方道：“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大業，天下事入公掌握，在於公；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凱當即發誓：“你以我何如人？我三世受國恩深重，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
袁世凱這番話，連一身俠骨的譚嗣同聽了也感佩不已，連連稱讚他是“奇男子”。
送走譚嗣同，袁世凱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亢奮中，巨大的衝動推搡得他難以自已。大清國驚心動魄的政治決戰已經進入白熱化，帝黨、後黨都在爭奪他這枚砝碼。要是換成一般庸人，麵對呼嘯而來的風暴，早就驚恐萬狀，惟恐躲之不及。但袁世凱不是這種人，他對風雲突變總會產生莫明的衝動。他決不輕舉妄動，權衡利弊尚未透徹之前，絕對不會將手中籌碼押給任何一方。
袁世凱在法華寺寓所來回踱步，急劇思索。他知道留給自己決斷的時間非常有限，生死榮辱，將取決於他出手投下籌碼的那一瞬間。
帝黨與後黨大會戰的戰鼓自這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擂響。這天，親政不久的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令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戰幕拉開後，帝後兩黨在決定性的用人戰線上展開沒有硝煙的搏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