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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意識到，長沙官場容不下他這個團練大臣，容不下這支體製外孕育成長的新軍，隻好將湘軍編練總部及練兵場移駐衡陽，他的團練大臣衙門非常寒磣，設在桑園街趙姓人家的祠堂裏。但衡陽不是世外桃源，體製外創建新軍的種種煩惱，如同幽靈一般揮之不去。後來，他在上鹹豐帝的一道奏摺中，將編練湘軍之難概括為三條，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辦事艱難之三端”：一是沒有提拔部下權。他名義上為兵部堂官，實際上隻是個丁憂在籍的團練大臣，提拔部下的實權反不如提督、總兵。二是沒有任免文武官員的權力。按照國家定製，各省文武官員黜陟權力由總督、巡撫掌握。曾國藩是個統兵大臣，身為客官，對當地文武官員沒有任免權，要地方協辦軍務，文武官員和地方百姓都不聽他的。三是名實不符，沒有處事權。他的木質官印，因他身份數變而變易，地方衙門便懷疑這木頭疙瘩是偽造的。加之“四年所請部照，因久稽而重請；六年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尚無交到確耗。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轉交，臣營常遲久而不到。軍中之事，貴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風霆，而臣勢有不能”，他覺得信統兵打仗格外艱難。但曾國藩知道，造物主對大功大名向來非常吝惜，“必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因循舊體製、老章法練編軍隊固然要便利得多，但必然辦不出什麽名堂，如果把自己搭載在破舊落後的戰車上，到頭來很可能把這條老命都賠上。立誌報效清王朝，抱定幹一番驚天動地業績的曾國藩明白，隻有變革創新，打造出嶄新而精銳的戰車，才能實現宏圖大誌。曾國藩是一個深知“大本大源”之人，他對這一點看得極為深透。因此，他默默承受向他襲來的艱難挫折，“平生受挫受辱之時多矣，無一次不打脫牙和血吞”。憑著“打脫牙和血吞”的倔強個性和無畏氣概，曾國藩終於踏平坎坷，成功鑄就太平軍克星湘軍。


    扶傾定危(11)


    高冕


    “打通極困極難之境，方是好漢。”就編練軍隊而言，因循必待斃，求變而後生。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分析曾氏成功原因時說，當時鹹豐帝任命的團練大臣有數十位之多，但有的徒有虛名，有的很快戰死，有的聞敵逃竄，隻有曾國藩應勢而變，“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製也”。他還說，曾國藩雖從辦團練起家，“然惟早變其實，並變其名，所以能有成功”。


    頭腦靈清，心中透亮，還得有十萬個雷霆撼不動的定力。曾國藩斷論，清軍八旗和綠營兵一觸即潰、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在於沒有接受過嚴格精到的訓練。因此，他編練軍隊，“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隻要湘軍裝備尚未齊全、操練尚未精到，他就頂住種種巨大壓力和誘惑，咬定青山不出師。就連他的恩師、湖廣總督吳文櫛Ｔ詰┫Α⒓斃杈仍，他也不率未練之師輕率出擊，最後痛緬吳文璞敗黃州、揮劍自殺。曾國藩認為自己是理智的：“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若倉皇一出，比於遼東自詡之豕，又同灞上兒戲之師，則徒見笑大方耳。”他在致劉蓉信中說：“大局所在，隻論利害，不顧私誼，即使君父諭旨，也不能完全遵照。”他是這樣說的，也是為樣做的。他認定的理，即便是皇上連發十二道金牌，也不亂方寸。鹹豐三年八月底、十月初、十月底和四年正月，鹹豐帝共頒四次上諭，一會兒令他率師開赴武昌，一會兒又令他救援南昌，但曾國藩拿定主意，湘軍還未練就，決不出師。他冒著掉腦袋的危險，四拒聖旨，神定氣斂鑄煉湘軍，試圖遂心如願敲打完最後一錘。


    但岌岌可危的局勢，逼迫曾國藩未能遂心如願敲打完最後一錘。吳文杷率綠營兵在黃州附近被太平軍殲滅後，湘軍成為兩湖戰場上清軍惟一主力。這時，太平軍兵鋒很健，三克漢陽、漢口，進圍武昌，鋒鏑直指湖南北門鎖鑰嶽州，湘軍再不出戰，兩湖地區就會納入太平天國版圖，大清帝國南北難以連成一氣，將導致慘遭腰斬的結局。鹹豐四年（1854年）春，曾國藩在洋炮未到齊、水師尚不精的情況下，頒檄出師。


    在此前夕，他回湘鄉看望了父親，到母親墳頭燒了幾炷青香，祈求母親大人在陰間保佑他出師告捷。曾國藩篤信骨相之學，信奉風水之說。他祖母死後，葬於湘鄉七鬥沖。有人說，這是一塊風水寶地，墓前瀕臨涓水河，背倚紫石山，是塊上吉之地。祖母下葬後第二年，曾國藩就由四品官驟升至從二品官，飛黃騰達，他的六弟入國子監，九弟也進了學，曾家一下發達起來。對於墳場風水，曾國藩深信不疑。母親江太夫人去世後，經高人指點，他在距家十裏之遙的兩屏山覓得一塊好墓地。這塊墓地的好處頗有道道：湘鄉屬丘陵地貌，境內多是綿延起伏的山丘，登臨高處遠眺，兩屏山猶如兩翼垂天、扶搖直上的鯤鵬。曾國藩母親所葬穀地，正好位於大鵬鳥的嘴上。也就是說，其情形猶如大鵬鳥口銜曾母之墓直奔九霄雲天。曾國藩深信母親地下有靈，一定會保佑他克敵製勝、大富大貴的。


    身染大鵬口的裊裊青香，曾國藩揮率湘軍，奔赴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