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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機∶清王朝皇權角逐中的平步青雲者 作者：高冕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此時和珅，儼然成為太上皇化身。或者可以說，在太上皇昏昏呢喃之時，和珅就是太上皇。
和珅確實是糊弄上司的高手。他糊弄幹隆帝半輩子，貪蠹誤國，敗壞紀綱，在幹隆帝眼裏卻是一個大大的忠臣。幹隆帝對自己治世政績十分自負，洋洋自得地說：“前代所以說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還稱：“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和珅高超的邀寵術和偽裝術，使自詡聖明之君的幹隆帝對歷史上最大的貪黷盜臣、奸佞之臣熟視無睹。
高明奴才(10)
高冕
嘉慶二年（1797年）八月，八十一歲的阿桂老死，幹隆帝將首席軍機大臣的基本條件棄置一邊，任命和珅出任首席軍機大臣。至此，和珅在軍機處已經熬了二十三年。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和珅將最後一級台階踩於腳下，登臨仕途峰巔，位極人臣。
至於此後一年零四個月，也即嘉慶四年正月，和珅被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盡，那是在幹隆朝已經終結、嘉慶帝真正掌握皇權之後。
和珅與幹隆帝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麵，奴才高明的背麵是主子的昏聵。
高明的奴才攬權濫用，昏邁的皇上冥然不覺，這對政局敗壞所起的負麵作用不可低估。《清史稿》作者趙爾巽認為，幹隆帝中年之後，“大臣恃寵亂政，民迫於饑寒，卒成禍亂”。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郭成康等在所著《康幹盛世歷史報告》中說，康幹盛世存在三個嚴重隱患：人口、物價和皇權的過度膨脹。尤其是後者造成的極端專製，“恐怕對康雍幹時代國勢轉衰更有其直接的促進作用，對十九世紀我們國家徹底敗落的影響也更為深遠”，因此是“最大的隱患”。誠者斯言！
幹隆中後期皇帝弘曆的昏聵，是極度專製的政治體製的孵生物。和珅與弘曆的例子，還不是封建中國最糟糕的例子。
“恃寵亂政”不是和珅一個人的傑作。和珅之所以能夠亂政，是因為有寵可恃。難道不是嗎？
端方清廉(1)
高冕
嘉慶帝最寵信的大臣，是他的師傅朱珪。不過，嘉慶帝這份寵信總是藏藏掩掩，直到朱珪撒手歸天，他對師傅的異寵才被人仔細品評出來。
嘉慶朝先後擔任內閣大學士的閣臣共二十二人，他們是阿桂、和珅、王傑、福康安、孫士毅、董誥、劉墉、蘇淩阿、保寧、慶桂、朱珪、祿康、費淳、戴衢亨、劉權之、勒保、鬆筠、曹振鏞、托津、明亮、章煦、戴均元。這班重臣中，除了非正常因素倒台的外，論任閣臣時間之短，朱珪倒數第三，前後不滿兩年；戴衢亨倒數第二，當閣臣還不一年；劉墉倒數第一，任協辦大學士不到兩個月就死了。非正常因素出閣的有四人：和珅、蘇淩阿，素為嘉慶帝所憎，但他倆是太上皇幹隆帝寵臣，城府很深的嘉慶帝一直捏著鼻子、隱忍不發，聽從幹隆帝旨意讓他們留閣和入閣，太上皇幹隆帝一死，嘉慶帝立即動手，將和珅誅殺，將和珅弟和琳親戚且老朽不堪、兩耳重聽的蘇淩阿逐出內閣；福康安、孫士毅都是幹隆末年入閣的，他們也是太上皇看重的人，金鑾殿上屁股還沒坐熱的嘉慶帝，並未流露出替換之意，不過這兩人分別於嘉慶元年五月、七月死了，在嘉慶朝擔任閣臣時間極短。二十二閣臣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是董誥，長達二十餘年；其次是慶桂，前後達十四年半。比起董誥、慶桂來，朱珪任樞臣時間短得可憐。
在清代，大學士為文官最高品秩，軍機處是權力核心圈子。朱珪不僅出任大學士時間很短，而且從未進入過軍機處。但他死時，嘉慶帝所給予的評價，超過其他任何閣臣。顯著標誌就是，朱珪獲賜諡之高，超越嘉慶朝任何閣臣。封建時代，君臣對諡號都看得很重。因為，諡號是君主時代帝王、貴族、大臣等死後，以其生前事跡所給予的稱號，可謂蓋棺定論。皇帝對大臣的看法如何，往往在賜予諡號時才能雲開霧散，真正看清。清代皇帝賜予文臣的諡號，“文正”最高，“文忠”其次，“文恭”再次，往下是“文成”、“文端”、“文恪”之類。阿桂、王傑、董誥、慶桂等都是嘉慶帝敬重和賞識的閣臣，但他們死後都未獲最高諡號。阿桂於幹隆四十五年（1780年）位列班首，平定台灣時為首輔，一生四次作為欽點功臣繪像陳列於紫光閣，始終不附炙於和珅，素為嘉慶帝敬重，嘉慶帝即位後仍出任首揆，死時獲賜“文成”。王傑也是嘉慶帝器重的閣臣，他於幹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軍機大臣，次年任東閣大學士，操守剛正，是閣臣中惟一敢正麵與和珅爭鋒的人物，兩次作為欽點功臣繪像陳列於紫光閣，七十六歲以老乞休時嘉慶帝贈以“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的詩句，死時獲諡“文端”。董誥於嘉慶元年躋身閣臣，當時協辦大學士隻有一個缺額，且還有劉墉、紀昀、彭元瑞三個資歷很深的候選人參加角逐。劉墉即劉羅鍋，紀昀即紀曉嵐，都是聲名顯赫的人物，以至後來民間差不多家喻戶曉，但幹隆帝認為劉墉遇事模稜兩可，紀昀讀書雖多卻不明事理，彭元瑞有汙點、曾因行為不檢獲咎，比較起來董誥略高一籌。董誥曾幫助剛繼承皇位的嘉慶帝擺脫和珅的告訐和中傷，任官始終清正，“父子歷事三朝，未嚐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死後獲諡“文恭”。慶桂是幹隆朝大學士尹繼善的兒子，邊務練達，政治才能為幹隆帝所賞識，嘉慶四年（1799年）任文淵閣大學士，十二年（1807年）位列首輔，此後六年秋因老致仕，任閣臣時間之長僅次於董誥，死時獲諡“文恪”。獨朱珪死後，獲諡“文正”。綜觀清代十一朝，漢人文臣獲諡“文正”的，僅朱珪、道光帝心腹宰輔曹振鏞、鹹豐帝師傅杜受田、同治中興名臣曾國藩等寥寥數人。可見，滿朝文武之中，嘉慶帝對師傅朱珪最為看重。
和珅確實是糊弄上司的高手。他糊弄幹隆帝半輩子，貪蠹誤國，敗壞紀綱，在幹隆帝眼裏卻是一個大大的忠臣。幹隆帝對自己治世政績十分自負，洋洋自得地說：“前代所以說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還稱：“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和珅高超的邀寵術和偽裝術，使自詡聖明之君的幹隆帝對歷史上最大的貪黷盜臣、奸佞之臣熟視無睹。
高明奴才(10)
高冕
嘉慶二年（1797年）八月，八十一歲的阿桂老死，幹隆帝將首席軍機大臣的基本條件棄置一邊，任命和珅出任首席軍機大臣。至此，和珅在軍機處已經熬了二十三年。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和珅將最後一級台階踩於腳下，登臨仕途峰巔，位極人臣。
至於此後一年零四個月，也即嘉慶四年正月，和珅被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盡，那是在幹隆朝已經終結、嘉慶帝真正掌握皇權之後。
和珅與幹隆帝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麵，奴才高明的背麵是主子的昏聵。
高明的奴才攬權濫用，昏邁的皇上冥然不覺，這對政局敗壞所起的負麵作用不可低估。《清史稿》作者趙爾巽認為，幹隆帝中年之後，“大臣恃寵亂政，民迫於饑寒，卒成禍亂”。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郭成康等在所著《康幹盛世歷史報告》中說，康幹盛世存在三個嚴重隱患：人口、物價和皇權的過度膨脹。尤其是後者造成的極端專製，“恐怕對康雍幹時代國勢轉衰更有其直接的促進作用，對十九世紀我們國家徹底敗落的影響也更為深遠”，因此是“最大的隱患”。誠者斯言！
幹隆中後期皇帝弘曆的昏聵，是極度專製的政治體製的孵生物。和珅與弘曆的例子，還不是封建中國最糟糕的例子。
“恃寵亂政”不是和珅一個人的傑作。和珅之所以能夠亂政，是因為有寵可恃。難道不是嗎？
端方清廉(1)
高冕
嘉慶帝最寵信的大臣，是他的師傅朱珪。不過，嘉慶帝這份寵信總是藏藏掩掩，直到朱珪撒手歸天，他對師傅的異寵才被人仔細品評出來。
嘉慶朝先後擔任內閣大學士的閣臣共二十二人，他們是阿桂、和珅、王傑、福康安、孫士毅、董誥、劉墉、蘇淩阿、保寧、慶桂、朱珪、祿康、費淳、戴衢亨、劉權之、勒保、鬆筠、曹振鏞、托津、明亮、章煦、戴均元。這班重臣中，除了非正常因素倒台的外，論任閣臣時間之短，朱珪倒數第三，前後不滿兩年；戴衢亨倒數第二，當閣臣還不一年；劉墉倒數第一，任協辦大學士不到兩個月就死了。非正常因素出閣的有四人：和珅、蘇淩阿，素為嘉慶帝所憎，但他倆是太上皇幹隆帝寵臣，城府很深的嘉慶帝一直捏著鼻子、隱忍不發，聽從幹隆帝旨意讓他們留閣和入閣，太上皇幹隆帝一死，嘉慶帝立即動手，將和珅誅殺，將和珅弟和琳親戚且老朽不堪、兩耳重聽的蘇淩阿逐出內閣；福康安、孫士毅都是幹隆末年入閣的，他們也是太上皇看重的人，金鑾殿上屁股還沒坐熱的嘉慶帝，並未流露出替換之意，不過這兩人分別於嘉慶元年五月、七月死了，在嘉慶朝擔任閣臣時間極短。二十二閣臣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是董誥，長達二十餘年；其次是慶桂，前後達十四年半。比起董誥、慶桂來，朱珪任樞臣時間短得可憐。
在清代，大學士為文官最高品秩，軍機處是權力核心圈子。朱珪不僅出任大學士時間很短，而且從未進入過軍機處。但他死時，嘉慶帝所給予的評價，超過其他任何閣臣。顯著標誌就是，朱珪獲賜諡之高，超越嘉慶朝任何閣臣。封建時代，君臣對諡號都看得很重。因為，諡號是君主時代帝王、貴族、大臣等死後，以其生前事跡所給予的稱號，可謂蓋棺定論。皇帝對大臣的看法如何，往往在賜予諡號時才能雲開霧散，真正看清。清代皇帝賜予文臣的諡號，“文正”最高，“文忠”其次，“文恭”再次，往下是“文成”、“文端”、“文恪”之類。阿桂、王傑、董誥、慶桂等都是嘉慶帝敬重和賞識的閣臣，但他們死後都未獲最高諡號。阿桂於幹隆四十五年（1780年）位列班首，平定台灣時為首輔，一生四次作為欽點功臣繪像陳列於紫光閣，始終不附炙於和珅，素為嘉慶帝敬重，嘉慶帝即位後仍出任首揆，死時獲賜“文成”。王傑也是嘉慶帝器重的閣臣，他於幹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軍機大臣，次年任東閣大學士，操守剛正，是閣臣中惟一敢正麵與和珅爭鋒的人物，兩次作為欽點功臣繪像陳列於紫光閣，七十六歲以老乞休時嘉慶帝贈以“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的詩句，死時獲諡“文端”。董誥於嘉慶元年躋身閣臣，當時協辦大學士隻有一個缺額，且還有劉墉、紀昀、彭元瑞三個資歷很深的候選人參加角逐。劉墉即劉羅鍋，紀昀即紀曉嵐，都是聲名顯赫的人物，以至後來民間差不多家喻戶曉，但幹隆帝認為劉墉遇事模稜兩可，紀昀讀書雖多卻不明事理，彭元瑞有汙點、曾因行為不檢獲咎，比較起來董誥略高一籌。董誥曾幫助剛繼承皇位的嘉慶帝擺脫和珅的告訐和中傷，任官始終清正，“父子歷事三朝，未嚐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死後獲諡“文恭”。慶桂是幹隆朝大學士尹繼善的兒子，邊務練達，政治才能為幹隆帝所賞識，嘉慶四年（1799年）任文淵閣大學士，十二年（1807年）位列首輔，此後六年秋因老致仕，任閣臣時間之長僅次於董誥，死時獲諡“文恪”。獨朱珪死後，獲諡“文正”。綜觀清代十一朝，漢人文臣獲諡“文正”的，僅朱珪、道光帝心腹宰輔曹振鏞、鹹豐帝師傅杜受田、同治中興名臣曾國藩等寥寥數人。可見，滿朝文武之中，嘉慶帝對師傅朱珪最為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