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希望能在信的最後給你些建議和提示。首先說說最為緊要的事情,現在你知道了我們麵對的是誰,可能會擔心“組織”找你的麻煩。我在國際刑警組織的朋友已經委託愛爾蘭國家警察署把你的名字從官方報告中清除。報導中隻會說你出於自衛殺死了湯姆和曼儂,我殺死了蘭迪,弗蘭克在等待救護車前來的過程中失血過多而死,我猜沒有人會為四個惡棍的死傷心吧。國際刑警組織的朋友還告訴我,他們四個是僱傭兵,如果沒有完成任務,他們也就沒有存活的必要。尤其是處理兩個老人和幾個孩子都做不好的人,“組織”是不會留著他們的。當然,他們千算萬算,也不會算到皮特·哈珀和他的第六感,對嗎?無論如何,你都沒有什麽可擔心的,隻需要相信你的本能,聽從內心的聲音便足夠了。下一條建議是關於你和朱迪的。當今社會,每個人都過度關注自身的自由,但我覺得有些事情被忽視了。我認為人們用“自由”這個詞是為了掩飾自己“害怕抓住機會”。好吧,我知道我是老生常談,有些嘮叨了,你隨時可以捂起耳朵,把我的建議棄之一旁。但我想說的是,你的經歷讓你能夠看到未來,而我的經歷讓我能夠讀懂人心。我能看出,也許……在你內心深處一直對再次墜入愛河懷有恐懼。同樣的恐懼也使得你的父親隱居在都柏林。(說得這麽直白真的十分抱歉,但我們可能永遠也見不到彼此了,所以有些話我想和你說明白……)我知道你曾經被深深地傷害過,對世界懷有敵意,不想讓任何事物乃至任何人再走入你的生活。但是正如你尋找音樂靈感的過程一樣,你和我說,靈感需要絕對的自信,對嗎?它需要自由,絕對的自由。所以你來到空曠的海邊尋找自由,結果呢?你蝸居在家,被困在小小的空間內不斷加深對自己的懷疑。如果說噩夢能夠起到什麽積極的作用的話,我祈禱它能將恐懼趕出你的身體。


    我是多麽希望能當麵給你講述這一切,和你一起坐在門廳前喝著比利時啤酒,聊著各種世界難題的應對策略。能夠擁有你這位朋友是我莫大的榮幸,我祈求上天讓我們的人生之路能再次交匯。


    瑪麗希望能藉此信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我知道她會想你的。她會在教堂為你、朱迪、傑普和貝阿特麗絲都點上祈福的蠟燭,無論我們身在何處,都會永遠想你。


    保重,皮特!


    你的朋友,裏奧11


    9月15日那天,我交了房門鑰匙,送走了搬家車,然後穿上我最好的外套,采了一束生長在特雷莫雷海灘的野花,來到了朱迪的店裏。


    我見她獨自一人正在閱讀,陽光穿過窗戶灑在她的麵頰上,那樣的恬靜、優雅。我想她可能希望一生棲居在這個幽靜的地方,這使我為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感到一絲罪惡。


    見我來了,朱迪臉上綻放出微笑。


    “你看起來真帥,皮特!這些花?”


    “鮮花配美人,加拉格爾小姐。”說著,我將手中的花遞到了她的麵前。


    “噢,哈珀先生,你真好!”她說著,將鮮花湊近鼻子。 “一束別離的花。”她的聲音中帶著一絲憂鬱。


    “呃,我親愛的小姐。”我略顯緊張地說,“事實上,這些不是用來告別的花朵,我來就是想要說清楚,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實際上,是再問一次。人們都說,我們要給美好的事物兩次、三次乃至更多次機會。一位老朋友和我說,這種事情需要形式塑造儀式感,所以……”


    我繞過櫃檯,單膝跪在朱迪麵前,朱迪把手搭在胸前,被我的舉動打動了。


    “朱迪·加拉格爾,我有一顆受傷的心,一顆膽怯的心,一顆為愛情無所畏懼的心。你是我在這世上遇到的最聰慧、甜美、敏感的姑娘。如果不是萬分肯定,我是不敢貿然對你做出這樣的請求的。我愛上你了,朱迪,我愛你,我想讓你陪我一起走,開始我們兩個人的生活。你知道,我無法離開我的孩子們,我需要照顧他們、幫助他們,所以我無法留在這裏。因此,我想對你提出一個自私的請求,請你跨過海洋跟我走。我知道,這對你來說是個困難的決定,因為你終於找到了你的棲居之地,而我卻要強迫你離開。但我真的不想沒有你,不想將你留在這裏。你……對我來說太過重要。”


    朱迪的眼眶濕了,一滴眼淚從眼中流出,滑過臉頰,一直滑到她可愛的嘴角。她拿起手帕擤了擤鼻子,另一隻手將鮮花緊緊握住。


    “皮特……”


    “請給我個答案,朱迪。”我說道,“不管你接受與否,我都會永遠愛你,但我現在需要一個答案。”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坐在我身邊的地板上,雙手捧著我的臉,對著我的嘴唇深深地吻了下去,我們都閉上了眼睛,這個吻讓我們彼此連接,進入了同一個夢境,超越了一切……我們一直吻著,直到道格拉斯太太打開門,發現我們跪在櫃檯後麵。


    “你們還好嗎,年輕人?”


    “是的,”朱迪答道,“我們很好,道格拉斯太太,我們真的很好。”說著,她站了起來,並順勢把我也拉了起來。


    “哦,對了,”她與我十指相扣,說道,“您認識人願意買我這家店的嗎?我想把它賣出去。”


    一個星期後,飛往阿姆斯特丹的前一天,我和父親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吧吃晚飯,我們喝了五品脫的酒後,唱起了《愛爾蘭流浪者》和《茉莉·馬龍》。我們慶祝生活的變化,他對我說:“生命值得慶祝。” 幾個月後,等把多內加爾的事情都處理完,朱迪也會來到荷蘭,父親也一樣。 他說他想開始旅行,並多多拜訪親人。


    喝完酒後,我們跌跌撞撞地從基督教堂走到托馬斯街,找了一個角落,父子倆在那裏留下了痕跡。我們在街上徘徊,大聲唱歌吵醒了街區的鄰居。我們父子二人設法走回了家,我攙著他走進房間,上了床,幫他蓋好被子,輕輕地在他額頭上親了一下,又逕自走下樓梯,努力控製自己不要跌倒。


    我癱在客廳的沙發上,很快就睡著了。我現在已經不再頭痛,噩夢也已經變得模糊。一開始,優質的睡眠對我來說是一場勝利。現在,它已經逐漸變成了常態。幾天前我給考夫曼醫生打電話,跟他取消了預約。他很為我高興,但也十分可惜失去了一個有趣的案例。他說本想繼續通過催眠治療來弄清我是怎麽獲得那些預感的。我和他說我不想整天看見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商場的神秘主義書架上,所以還是不要做這些嚐試了……


    然而在都柏林的那天晚上,在我醉酒後的夢裏,幻象再次出現了。


    半夜我睜開眼睛,發現母親身披一件綠色的袍子,溫柔地看著我。


    我眼前的她皮膚健康,她的頭髮像以前一樣光亮。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嘴角微微上翹地對我微笑。


    她指了指那架立式老鋼琴,讓我像孩童時一樣彈給她聽。正如無數個陰雨的下午,我一次又一次地彈奏她哼唱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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