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們被保護的生活的開始。那天有更多的特工乘坐防彈車來到酒店，我數了一下，一共有八名。他們說會帶我們去大阪，但實際上這是個謊言。我們的情報對他們至關緊要，所以他們要採取一切措施保障我們的人身安全。他們不讓我們回家，給我們提供全新的衣服和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但前提是我們不能暴露行蹤。我們被迫將房子、鄰居、書籍、衣物乃至瑪麗的作品都統統拋在身後……這簡直太可怕了，我們極度緊張。瑪麗問特工我們是否能在走前澆澆花，然後把貓留給鄰居照看，但被特工否決了，理由是“太過冒險”。
我們戴著棒球帽和墨鏡到了一棟位於越南邊境的安全屋。那是一個陳舊的軍事營地，窗戶被細鋼條封住，四處都是監控探頭和全天候的巡邏人員。特工們讓我給酒店打電話，告訴酒店我有個家人生病了，需要回去照看他幾天，之後再和他們聯繫。
我們在這裏像囚犯似的足足待了兩周，這太可怕了，他們把我們當成家畜。 在聽到他們再一次叫我們不要靠近窗戶時，我幾近崩潰。瑪麗來了之後便一直在哭。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慶幸我的兒子丹尼爾沒有活下來，這樣可以少受太多的罪。
被關在那裏的第二周他們找我們談話，告訴了我們幾個消息。首先，“組織”已經弄清楚了我們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將我們的照片上傳到了他們內部的懸賞網站上。我這才得知，我的項上人頭被標上了十萬美元的懸賞。真不錯，不是嗎?其次，國際刑警組織設法確定了審判日期，以便我們能及時出庭作證。 距離審判還有兩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我們將與法官和律師在安全的地點進行秘密會晤，幫助推進案件的調查。在這段時期，我們將被轉移到寮國。
我們不得不給國際刑警組織的律師開出了授權函，以便他幫我們處理失蹤事宜：房子的銷售，資產轉移到瑞士銀行。我們將過去的生活拋在身後，檔案也被清除，世界上已經沒有裏奧·布蘭查德和瑪麗·布蘭查德這兩個人了。
兩個月的保護期內，我們一直住在寮國的山區，由四名國際刑警組織的特工保護。 開庭作證的日子終於來了，我乘坐一架私人飛機飛往位於東京西南的軍事基地，從那裏轉乘一輛迷彩裝甲車前往法院。他們安排我戴著絲綢麵具，穿著防彈背心從後門進入法院，並將我引導至被防彈玻璃保護著的證人席位上，我宣誓後，便開始當庭講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消息的來源。證詞陳述問答大約持續了兩個小時，隨著法官一句“謝謝，祝你好運”,我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一個美麗平靜的星夜，裏奧·布蘭查德和瑪麗·布蘭查德從世界上徹底消失了。自南部來的微風徐徐吹拂，在平坦的海平麵上盪起層層波紋，當我們離開“憤怒號”，轉乘那艘軍用動力艇時，已經將過去拋在身後了。朋友和家人永遠不會知道我們還活著，賞金獵人也會以為被同行捷足先登，而放棄對我們的追逐。我們在離海岸幾英裏的地方換了船，坐上了前往一座無名小島的船，並從島上搭乘飛機飛往新加坡，隨後轉飛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直到抵達不為人知的天涯海角。
我們在倫敦住了八個月，國際刑警組織終於將其他事情都處理好了。我們得到了新的姓氏——柯根。每當我念這個姓時都會情不自禁地笑起來。我們得到了新的護照、出生證明(我們現在是猶他州鹽湖城生人)、一張visa信用卡和一個瑞士銀行帳戶，帳戶裏麵有我們的房屋、汽車和帆船的銷售所得收入，以及前半生的積蓄。這聽起來很簡單，不是嗎?你錯了，相信我。你不能給認為你已經死去的人打電話，不能祝他們聖誕快樂，你已經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了，你就是個鬼魂。保護人計劃負責人告訴我們不能嚐試聯繫過去的任何家人或朋友，甚至不能給他們發一張沒有寫寄信地址的明信片，“組織”隻需要一點蛛絲馬跡就可以重新開始展開對我們的追捕。
“你的汽車昨天在東京爆炸了，拖車司機試圖把你這輛違停四個月的車拖走時，事故發生了。司機受了輕傷，很快便會康復。”一位特工告訴我。
我們在倫敦的切爾西區生活，每天都會去周圍的報攤買來世界各地的報紙仔細閱讀，試圖尋找我們過去生活的痕跡。可惜我們什麽也沒找到，隻在一份名為《東京日報》的簡短的報導中看到了關於“憤怒號”失蹤的消息。
當然了，這樣的生活是一種煎熬。我們成天窩在家裏避免與其他人交流，以免把行蹤落到有心人的耳朵裏暴露身份。我敢打賭，鄰居們都認為我倆是一對不善交際的善良老夫妻。我們會去購物，會對鄰居微笑，但一直和所有人都保持著距離。如果有人和我們走得近了，我們便試圖疏遠他。在那裏，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哪怕一次宴會的邀請，俗事纏身一直是我們的藉口。
每一天的生活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種壓抑和折磨，這不是我們的本性。於是，我們向保護人計劃負責人徵詢意見，他建議我們搬到一個更加偏遠的地方，住到人煙稀少的社區去。這個建議已經在之前的被保護人身上得到了驗證，我們在人跡罕至的小鎮上會更加安全，不容易暴露。“為什麽不試著去愛爾蘭或者蘇格蘭? 那裏有美麗的鄉村。雖然有些冷，但周圍人很少，很安全。”
這就是我們來到克蘭布朗的背景情況了，皮特。當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便知道會在這裏久居下去。這也許不是我夢想中泰國的那個海灘，但這裏也有一望無垠的大海，幽靜的環境也適合我們這種退休的人。從東京逃出來後我第一次感覺到了自由。瑪麗再次開始結交新朋友，我也不必掩蓋除了那個“小插曲”以外的過去，暢快地生活和交談，因為掩蓋過去是交不到朋友的。
這或多或少就是我的計劃，與妻子一起慢慢變老，依著溫暖的壁爐，享受一杯熱茶。我要在這裏頤養天年，平靜地生活，直到死去。但是在此之前，我希望能告訴別人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這就是我為什麽要給你寫這封信的原因。
不幸的是，不知何故，“組織”發現了我們的蹤跡，國際刑警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做到的。特工們說我們應該是違反了某些條例，但我知道，我們一直恪守著全部規定。我們是這世界上最遵守規矩的“已故”夫婦，從來沒有和任何過去認識的人聯繫過，天知道我們經歷了什麽。鎮上教會的人一直認為瑪麗是一位再虔誠不過的信徒，但隻有她自己知道，她所點燃的每一支蠟燭都是為了紀念曾經相識相知的朋友或家人，大家永不再見。
也許我們的蹤跡被口口相傳，最終傳到了有心人的耳朵裏;也許“組織”的觸手比我們想的要可怕得多;也許有人在大街上認出了我們。誰知道呢?重要的是我們打心裏知道，我們的朋友皮特·哈珀救了我們的命。
如你所知，我們再次踏上了旅程。我不知道這次將行至何處，也許會到海邊的某個溫暖的角落。我可以在那裏買一艘船，甚至可以用我所有的積蓄把夢想中的大船買下。我會說服瑪麗和我一起踏上全新的，也是最後的征程，我們將到世界各地航行，生活在碧海藍天之中。不管用哪種方式，我都將實現我的夢想。我會及時給你更新我的近況，畢竟作為一個大名人，你並不難找。
我們戴著棒球帽和墨鏡到了一棟位於越南邊境的安全屋。那是一個陳舊的軍事營地，窗戶被細鋼條封住，四處都是監控探頭和全天候的巡邏人員。特工們讓我給酒店打電話，告訴酒店我有個家人生病了，需要回去照看他幾天，之後再和他們聯繫。
我們在這裏像囚犯似的足足待了兩周，這太可怕了，他們把我們當成家畜。 在聽到他們再一次叫我們不要靠近窗戶時，我幾近崩潰。瑪麗來了之後便一直在哭。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慶幸我的兒子丹尼爾沒有活下來，這樣可以少受太多的罪。
被關在那裏的第二周他們找我們談話，告訴了我們幾個消息。首先，“組織”已經弄清楚了我們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將我們的照片上傳到了他們內部的懸賞網站上。我這才得知，我的項上人頭被標上了十萬美元的懸賞。真不錯，不是嗎?其次，國際刑警組織設法確定了審判日期，以便我們能及時出庭作證。 距離審判還有兩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我們將與法官和律師在安全的地點進行秘密會晤，幫助推進案件的調查。在這段時期，我們將被轉移到寮國。
我們不得不給國際刑警組織的律師開出了授權函，以便他幫我們處理失蹤事宜：房子的銷售，資產轉移到瑞士銀行。我們將過去的生活拋在身後，檔案也被清除，世界上已經沒有裏奧·布蘭查德和瑪麗·布蘭查德這兩個人了。
兩個月的保護期內，我們一直住在寮國的山區，由四名國際刑警組織的特工保護。 開庭作證的日子終於來了，我乘坐一架私人飛機飛往位於東京西南的軍事基地，從那裏轉乘一輛迷彩裝甲車前往法院。他們安排我戴著絲綢麵具，穿著防彈背心從後門進入法院，並將我引導至被防彈玻璃保護著的證人席位上，我宣誓後，便開始當庭講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消息的來源。證詞陳述問答大約持續了兩個小時，隨著法官一句“謝謝，祝你好運”,我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一個美麗平靜的星夜，裏奧·布蘭查德和瑪麗·布蘭查德從世界上徹底消失了。自南部來的微風徐徐吹拂，在平坦的海平麵上盪起層層波紋，當我們離開“憤怒號”，轉乘那艘軍用動力艇時，已經將過去拋在身後了。朋友和家人永遠不會知道我們還活著，賞金獵人也會以為被同行捷足先登，而放棄對我們的追逐。我們在離海岸幾英裏的地方換了船，坐上了前往一座無名小島的船，並從島上搭乘飛機飛往新加坡，隨後轉飛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直到抵達不為人知的天涯海角。
我們在倫敦住了八個月，國際刑警組織終於將其他事情都處理好了。我們得到了新的姓氏——柯根。每當我念這個姓時都會情不自禁地笑起來。我們得到了新的護照、出生證明(我們現在是猶他州鹽湖城生人)、一張visa信用卡和一個瑞士銀行帳戶，帳戶裏麵有我們的房屋、汽車和帆船的銷售所得收入，以及前半生的積蓄。這聽起來很簡單，不是嗎?你錯了，相信我。你不能給認為你已經死去的人打電話，不能祝他們聖誕快樂，你已經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了，你就是個鬼魂。保護人計劃負責人告訴我們不能嚐試聯繫過去的任何家人或朋友，甚至不能給他們發一張沒有寫寄信地址的明信片，“組織”隻需要一點蛛絲馬跡就可以重新開始展開對我們的追捕。
“你的汽車昨天在東京爆炸了，拖車司機試圖把你這輛違停四個月的車拖走時，事故發生了。司機受了輕傷，很快便會康復。”一位特工告訴我。
我們在倫敦的切爾西區生活，每天都會去周圍的報攤買來世界各地的報紙仔細閱讀，試圖尋找我們過去生活的痕跡。可惜我們什麽也沒找到，隻在一份名為《東京日報》的簡短的報導中看到了關於“憤怒號”失蹤的消息。
當然了，這樣的生活是一種煎熬。我們成天窩在家裏避免與其他人交流，以免把行蹤落到有心人的耳朵裏暴露身份。我敢打賭，鄰居們都認為我倆是一對不善交際的善良老夫妻。我們會去購物，會對鄰居微笑，但一直和所有人都保持著距離。如果有人和我們走得近了，我們便試圖疏遠他。在那裏，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哪怕一次宴會的邀請，俗事纏身一直是我們的藉口。
每一天的生活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種壓抑和折磨，這不是我們的本性。於是，我們向保護人計劃負責人徵詢意見，他建議我們搬到一個更加偏遠的地方，住到人煙稀少的社區去。這個建議已經在之前的被保護人身上得到了驗證，我們在人跡罕至的小鎮上會更加安全，不容易暴露。“為什麽不試著去愛爾蘭或者蘇格蘭? 那裏有美麗的鄉村。雖然有些冷，但周圍人很少，很安全。”
這就是我們來到克蘭布朗的背景情況了，皮特。當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便知道會在這裏久居下去。這也許不是我夢想中泰國的那個海灘，但這裏也有一望無垠的大海，幽靜的環境也適合我們這種退休的人。從東京逃出來後我第一次感覺到了自由。瑪麗再次開始結交新朋友，我也不必掩蓋除了那個“小插曲”以外的過去，暢快地生活和交談，因為掩蓋過去是交不到朋友的。
這或多或少就是我的計劃，與妻子一起慢慢變老，依著溫暖的壁爐，享受一杯熱茶。我要在這裏頤養天年，平靜地生活，直到死去。但是在此之前，我希望能告訴別人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這就是我為什麽要給你寫這封信的原因。
不幸的是，不知何故，“組織”發現了我們的蹤跡，國際刑警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做到的。特工們說我們應該是違反了某些條例，但我知道，我們一直恪守著全部規定。我們是這世界上最遵守規矩的“已故”夫婦，從來沒有和任何過去認識的人聯繫過，天知道我們經歷了什麽。鎮上教會的人一直認為瑪麗是一位再虔誠不過的信徒，但隻有她自己知道，她所點燃的每一支蠟燭都是為了紀念曾經相識相知的朋友或家人，大家永不再見。
也許我們的蹤跡被口口相傳，最終傳到了有心人的耳朵裏;也許“組織”的觸手比我們想的要可怕得多;也許有人在大街上認出了我們。誰知道呢?重要的是我們打心裏知道，我們的朋友皮特·哈珀救了我們的命。
如你所知，我們再次踏上了旅程。我不知道這次將行至何處，也許會到海邊的某個溫暖的角落。我可以在那裏買一艘船，甚至可以用我所有的積蓄把夢想中的大船買下。我會說服瑪麗和我一起踏上全新的，也是最後的征程，我們將到世界各地航行，生活在碧海藍天之中。不管用哪種方式，我都將實現我的夢想。我會及時給你更新我的近況，畢竟作為一個大名人，你並不難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