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那天下午我差點告訴你了。當你提到丹尼爾,那幅你在書架上發現的油畫……我差點就跟你全盤托出了,但轉念覺得這麽做很傻。從第一次見到你,我就把你當朋友。皮特,你是我多年以來遇到的第一個好朋友。我喜歡你的靈魂。你的內心是美好的。所以我幾乎要袒露一切秘密。但我的雙腿不聽使喚,我愚笨的腦袋阻止了我這麽做。“如果你弄錯了呢?”我對自己說,“如果這個小夥子隱藏了奇怪的目的呢?” 瑪麗一向信任你,她從來沒有懷疑過你的純良。她說,也許你潛意識裏能感覺到什麽,也許我們留下了太多的細節,我們如此信賴你。但是,我猶豫了。那天晚上你第一次來敲門,我徹夜難眠,試圖推斷各種可能性。“這是計劃的一部分嗎?你是想從我們這兒套出什麽嗎?”我想這是因為這麽多年來,我從事的職業都要求我盡量不被表象所迷惑,特別是在被人追殺的時候。


    我也調查過你,很抱歉,我現在唯一能做的也隻剩抱歉了。如果能給你一些安慰,那麽我向你坦白,我也調查過之前租你那棟房子的人,那個奇怪的專門搬來觀察鳥類的德國人。那個傢夥真的讓我緊張,每當我轉過頭就會看到他爬到一塊岩石上,將望遠鏡對著我的房子。跟你講,這是你我之間的秘密,因為瑪麗什麽也不知道:某天下午我悄悄溜到他家去打探了一番。他一定發現了,幾個月後就搬走了。


    現在你應該知道了,是的,裏奧·布蘭查德和瑪麗·布蘭查德就是我們。至少是曾經的我們。我們不叫柯根,我也不喜歡這個奇怪的姓。我們正準備起的新姓就正常多了,另外出於安全考慮我們還要換個名字,但是不能告訴你,希望你理解,不過新名字真的很好聽。


    這是我們向你撒的謊,但我保證沒有其他了。幾乎一切都是真的,我在酒店當保安,瑪麗畫畫,和我一起旅行。我也的確在2004年開始思考著退休。正如我告訴你的,我們旅行了25年,住過十多個城市,我覺得累了,厭倦了這種在啟程前隻能交到不超過兩三個好朋友的流浪生活。


    瑪麗和我本打算在泰國的皮皮島海灘上買棟樓,開家小型的酒店或賓館,然後在享受陽光和帆船的日子中度過餘生。於是我向工作的酒店提出辭職,準備開始新生活。但就在那個月,我得到了一個在東京“六星級”度假村工作的好機會。


    合同期限是“一年”,身份是“顧問”,工作內容是“酒店保安並負責組建一個團隊”。六星級,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嗎?工資幾乎是一般酒店的四倍。我當時應該提高警惕,畢竟這幾年安保業務變得越來越便宜了,從哪裏來的這麽多錢?但報酬著實太誘人了,這筆錢將填補我們的泰國計劃最後的資金缺口。我接受了這份活兒,當年夏天就去了東京。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代價最昂貴的錯誤。


    我從5月2日起開始工作,沒過多久我就意識到不對勁。多年的工作經驗能讓我明辨是非。在那個地方有很多聽起來不太好的事,或者可以用“腐爛發臭”來形容。看起來非常不專業的主管在第一天歡迎我時說道:“我們有一些非常特殊和尊貴的客人。度假村的第一條規定就是保密,我希望您能理解,布蘭查德先生,忠誠和保密。”接下來酒店裏的活動可以用錢來概括,我覺得這聞起來有一股死魚味兒。該死的,我應該在第一個月裏就辭職,但我沒有。我可能想:別太糾結於與自己無關的事,拿一年四倍的工資,然後離開這裏。


    皮特,我可以告訴你更多來證實自己犯下的錯誤。那些客人裏沒一個是“幹淨的人”。你隻需要看看他們的臉、大型豪華轎車、愚蠢的外套、妓女,以及在套房裏的縱情狂歡就可以知道。我確信,自己在多年的誠實勞動後,踏入了蛇窩。這是警方所謂的“老巢”,我正處於老巢最深處。雖然表麵看來我的工作是諮詢,負責安裝攝像頭,解釋程序,但他們安排自己的人在監控室的電腦前。可不管怎樣,我還是能獲取所有信息,我知道怎麽做,鑑於這種情況,我認為自己應該找個緊急出口。


    當然了,“他們”不斷給我發出信號——大量的金錢和禮物。我工作到六個月的時候,他們給我買了保時捷作為慶祝,誇我工作中有奉獻精神和忠誠。“忠誠 ”是他們嘴裏最重要的東西,皮特。他們每個月也會給瑪麗大量珠寶,瑪麗本不想接受,是我不讓她退回。我犯下了更多的錯誤。合同期到了一半,我意識到辭職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後來到了八個月的時候,我的主管把我叫到辦公室,想要跟我簽訂終身合同。他們對我非常滿意,想讓我“永遠留在那個大家庭裏”。你應該看看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說出這句話的。在我說了自己的其他計劃後,他臉色一變,皺著眉頭說:“退休?您還很年輕啊,布蘭查德先生。這麽快離開將多麽令人失望啊……恐怕我們的投資者會有點不高興,您知道嗎?”


    從那以後,我的工作量變小了,和主管見麵的次數也少了。我意識到他們的大門在逐漸對我關上,一開始我很滿意,這說明他們接收到了我發出的信號。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的時候,兩輛車在高速公路上攔住了我的去路。他們指揮我開上岔道,將我帶到一個僻靜的海港區。一些穿深藍色西裝的人接待了我,他們的頭兒是一個白頭髮、自稱霍華德的人,自我介紹是國際刑警組織駐日本的官員。


    “今天晚上我們在東京逮捕了一名兇手。”他向我展示了一個公文包。裏麵裝著我和瑪麗的照片,我們家的地址和車牌號。“他們被發了‘自由卡’,今年年底會找上你們。這些人通常為那些沒接受‘洗禮’的人策劃一場交通事故或者室內爆炸。你們無法回歸正常生活,布蘭查德先生。但你們或許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麽,我們國際刑警組織也有類似‘美國聯邦證人保護計劃’的保護措施,但是是國際標準,您想要加入就必須與我們合作。”


    換句話說,瑪麗和我快死了,國際刑警組織為我們提供了活下去的唯一機會:給我們新的名字、新護照和一些錢,在其他地方重新開始。作為回報,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從度假村電腦上得到一些信息。比如姓名、電話號碼、日期等。


    我們能考慮的時間很少,你應該看看那天當我告訴瑪麗這一切時她的反應是多麽驚慌。我們走出家門,鑽進一家人山人海的商場待了四個小時,直到商店關門。那天晚上我們在酒店裏睡覺,淩晨四點的時候我打電話給霍華德,告訴他我們接受了這筆交易。他們派人到酒店告訴我們第二天的計劃。其中有個人一整個晚上都坐在沙發上喝咖啡,手裏拿著一把左輪手槍。另一個則坐在椅子上守著門。他們警告我們要遠離窗戶。我們幾乎隻睡了一兩個小時。


    我仍能獲得度假村的一些信息,但必須在一天之內得到,然後徹底消失。那天上午,我顫顫巍巍地去上班,試圖讓自己鎮靜下來。我花了半生追小偷,而現在自己就是小偷。我選了一個比較愚笨的小夥子來騙,說要去軟體服務商那裏證實一些東西,所以需要進入監控室一小會兒。我就在那裏完成了下載工作:將一千個文件儲存到指甲蓋大小的晶片上。我將晶片放在舌頭底下來通過安檢,這是他們教會我的。然後我聲稱要去街對麵吃個早餐,於是他們再也沒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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