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苟且偷生 雲霄飛車(2)
幾位從南郊區轉來的病人認為這裏的環境令他們有壓迫感，但我卻覺得舒服自在。若無意外，卡倫應該會同意隨我轉到這處新地點。
※※※※
時間是1989年聖誕節後，卡倫和我認識已將近一年了。她說，自從我們開始討論她的過去，有些記憶頻頻跳出來，令她頗為困擾。
“有一次，”她略帶歉意說，“我爸對我發脾氣，然後拿肉叉扔向我——結果插進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兒，眼睜睜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後來的事我不記得了，我甚至不記得叉子是怎麽拔出來的。”
“嗯哼。”我等她說下去。
“我從小就一直有自殺的念頭，”她繼續說，“但我從沒試過，隻是一直在計劃這件事。”
“你曾經用自殺以外的方式傷害過自己嗎?單純隻是想傷害自己?”卡倫扭過頭，紅暈瞬間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語。哦，我刺探過頭了。我不該用這個問題打斷她原本想說的話。我改變話題，嚐試彌補。“現在的藥有用嗎?”我問。她聳聳肩，但她的眼神告訴我，“沒用。”
我換另一種抗憂鬱症的藥給她，然後討論用藥的目的。我提議，等我度假回來後，改成每周見麵一次，這樣也許能給她更多幫助。她微笑，告訴我她會把帳單交給先生的保險業務員，好支付額外的療程費用。離開時，她在門口停下來，轉身對我說：“我不確定這件事重不重要。不過，結婚當天，我在祭壇前昏倒了三次。”
※※※※
時值1990年1月。聖誕假期後，我首次與卡倫見麵。這是我們合作的第二年，我發現我很擔心她;度假時尤其如此。
“這幾個禮拜我過得很糟，”卡倫說。她環顧這間新辦公室，然後像個奮戰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職業拳擊手，頹然跌坐在椅子上。
“說給我聽。”
“我覺得我快撐不下去了，”她說，哭喪著一張臉。“我什麽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著自我了斷。”她的表情似乎還想多說什麽，但她隻是縮得更遠，向後躲進椅子裏。
“你想過自己可能會用什麽方法自我了斷嗎?”現在，我和卡倫的例行治療程序已不是問她“是否”想自殺，而是評估她有多接近自殺邊緣。
“我家裏有藥——大概足夠達到我的目的——但我並不覺得我想吃，”她說。若病人吃你開的藥吃到過量，對醫生來說可真是格外諷刺，感覺就像是你拿子彈縱容她開槍的。這是針對性很強的一種背叛。病人背叛醫生。因此，我對卡倫的反應是開另一種全新的抗抑鬱藥(百憂解)給她，同時再給她一些提升睡眠質量的藥物。假使她過量服用百憂解，這種藥也不致害她喪命。
“為了自殺，你還做過什麽其他準備嗎?”我問。
“嗯。我遠遠避開我的家人，反正他們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進椅子裏。
“我該怎麽讓你安安全全活著?”我問。
“我不想回醫院，”她迅速說道，然後看著我，把下巴一沉。
我非常擔心她可能計劃自殺，但也不想逼她回醫院。說真的，除了暫時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療能對她起多大幫助，即使出院，大概也還是維持原樣吧。也許情況還沒糟到這一步，但我想我有辦法維護她出院後的安全。
“今天是星期三，”我說，“我們星期五再碰麵，還有，你得把原來的抗抑鬱藥扔掉。假如你的感覺還是很糟，覺得你可能做出傷害自己的事，請你馬上打電話給我。”我直視她雙眼，搜尋背後隱藏的情緒。“你同意嗎?”
第一部苟且偷生 雲霄飛車(3)
“好。”她靜靜地說，扭過頭去。
“你保證?”我刺激她。
她再次望著我，然後低頭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證。”
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識到當天有兩三名病人的狀況與卡倫相當的狀態下回到家。對精神科醫生而言，處理有自殺傾向的病人——判斷誰該住院，誰能以電話訪問配合頻繁約診進行控製——是最困難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醫生都遇到過病人自殺身亡的情況，這種事並非百分之百可預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殺，每一次都令我沮喪到幾乎一蹶不振。在我內心深處，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讓每個人永遠平安，但現實偶爾會插手攪局，導致我在超出我能控製的狀況下失去某些病人。
我沒有合夥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會找同行代班)，否則我一向是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響應病人需求。一旦電話鈴或呼叫器響起，我總會不自覺地擔心是不是誰出了什麽事。假如病人隻是打來聯絡事情或尋求支持，我會很開心，至少他們還活著。1990年最初幾個月，我經常接到卡倫的求救電話(有時一星期兩到三次)，都是尋求幫助，不讓自己做出傻事。我擔心她隨時會自殺。
※※※※
1990年2月，卡倫告訴我額頭那道疤是怎麽來的。19個月大時，她接受前額的動脈瘤或血管瘤(一種良性瘤，構造多為糾結的血管)切除手術。她說，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間變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學怪人。她父親無力處理她的健康問題，又怪她花了這麽大筆醫藥費;他曾對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醫院帳單,我們哪會落到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敗破產的最佳代罪羔羊。
幾位從南郊區轉來的病人認為這裏的環境令他們有壓迫感，但我卻覺得舒服自在。若無意外，卡倫應該會同意隨我轉到這處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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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1989年聖誕節後，卡倫和我認識已將近一年了。她說，自從我們開始討論她的過去，有些記憶頻頻跳出來，令她頗為困擾。
“有一次，”她略帶歉意說，“我爸對我發脾氣，然後拿肉叉扔向我——結果插進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兒，眼睜睜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後來的事我不記得了，我甚至不記得叉子是怎麽拔出來的。”
“嗯哼。”我等她說下去。
“我從小就一直有自殺的念頭，”她繼續說，“但我從沒試過，隻是一直在計劃這件事。”
“你曾經用自殺以外的方式傷害過自己嗎?單純隻是想傷害自己?”卡倫扭過頭，紅暈瞬間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語。哦，我刺探過頭了。我不該用這個問題打斷她原本想說的話。我改變話題，嚐試彌補。“現在的藥有用嗎?”我問。她聳聳肩，但她的眼神告訴我，“沒用。”
我換另一種抗憂鬱症的藥給她，然後討論用藥的目的。我提議，等我度假回來後，改成每周見麵一次，這樣也許能給她更多幫助。她微笑，告訴我她會把帳單交給先生的保險業務員，好支付額外的療程費用。離開時，她在門口停下來，轉身對我說：“我不確定這件事重不重要。不過，結婚當天，我在祭壇前昏倒了三次。”
※※※※
時值1990年1月。聖誕假期後，我首次與卡倫見麵。這是我們合作的第二年，我發現我很擔心她;度假時尤其如此。
“這幾個禮拜我過得很糟，”卡倫說。她環顧這間新辦公室，然後像個奮戰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職業拳擊手，頹然跌坐在椅子上。
“說給我聽。”
“我覺得我快撐不下去了，”她說，哭喪著一張臉。“我什麽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著自我了斷。”她的表情似乎還想多說什麽，但她隻是縮得更遠，向後躲進椅子裏。
“你想過自己可能會用什麽方法自我了斷嗎?”現在，我和卡倫的例行治療程序已不是問她“是否”想自殺，而是評估她有多接近自殺邊緣。
“我家裏有藥——大概足夠達到我的目的——但我並不覺得我想吃，”她說。若病人吃你開的藥吃到過量，對醫生來說可真是格外諷刺，感覺就像是你拿子彈縱容她開槍的。這是針對性很強的一種背叛。病人背叛醫生。因此，我對卡倫的反應是開另一種全新的抗抑鬱藥(百憂解)給她，同時再給她一些提升睡眠質量的藥物。假使她過量服用百憂解，這種藥也不致害她喪命。
“為了自殺，你還做過什麽其他準備嗎?”我問。
“嗯。我遠遠避開我的家人，反正他們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進椅子裏。
“我該怎麽讓你安安全全活著?”我問。
“我不想回醫院，”她迅速說道，然後看著我，把下巴一沉。
我非常擔心她可能計劃自殺，但也不想逼她回醫院。說真的，除了暫時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療能對她起多大幫助，即使出院，大概也還是維持原樣吧。也許情況還沒糟到這一步，但我想我有辦法維護她出院後的安全。
“今天是星期三，”我說，“我們星期五再碰麵，還有，你得把原來的抗抑鬱藥扔掉。假如你的感覺還是很糟，覺得你可能做出傷害自己的事，請你馬上打電話給我。”我直視她雙眼，搜尋背後隱藏的情緒。“你同意嗎?”
第一部苟且偷生 雲霄飛車(3)
“好。”她靜靜地說，扭過頭去。
“你保證?”我刺激她。
她再次望著我，然後低頭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證。”
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識到當天有兩三名病人的狀況與卡倫相當的狀態下回到家。對精神科醫生而言，處理有自殺傾向的病人——判斷誰該住院，誰能以電話訪問配合頻繁約診進行控製——是最困難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醫生都遇到過病人自殺身亡的情況，這種事並非百分之百可預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殺，每一次都令我沮喪到幾乎一蹶不振。在我內心深處，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讓每個人永遠平安，但現實偶爾會插手攪局，導致我在超出我能控製的狀況下失去某些病人。
我沒有合夥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會找同行代班)，否則我一向是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響應病人需求。一旦電話鈴或呼叫器響起，我總會不自覺地擔心是不是誰出了什麽事。假如病人隻是打來聯絡事情或尋求支持，我會很開心，至少他們還活著。1990年最初幾個月，我經常接到卡倫的求救電話(有時一星期兩到三次)，都是尋求幫助，不讓自己做出傻事。我擔心她隨時會自殺。
※※※※
1990年2月，卡倫告訴我額頭那道疤是怎麽來的。19個月大時，她接受前額的動脈瘤或血管瘤(一種良性瘤，構造多為糾結的血管)切除手術。她說，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間變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學怪人。她父親無力處理她的健康問題，又怪她花了這麽大筆醫藥費;他曾對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醫院帳單,我們哪會落到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敗破產的最佳代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