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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作者：[英]約翰·勒·卡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那是彼爾的《米開蘭基羅的天花板》，”她閑談地說：“隻是他不會得到米開蘭基羅那種難過的背病。你是政府人員?”她邊問邊點燃了一根香菸。“他告訴我他在政府機關工作。”她的手在抖，眼睛下有黃色的汙點。
“呃，是這樣的，讓我先把這樣東西交給你。”喬治一邊說，一邊探手到內袋，掏出那個裝有支票的信封給她。
“麵包。”那女孩說完這兩個字後，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麵包。”喬治說，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後，也許是由於他的表情有點怪，或由於他說這兩個字的方式很特別，令她拿起信封拆開來看。裏麵沒有字條，隻有張支票，但那張支票就夠了;喬治從他坐著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數字是四位數。
她有點手足無措，走過房間去到火爐邊，把那張支票和幾張食品雜貨帳單一起放入爐架上的舊罐子裏。然後到廚房沖了兩杯雀巢咖啡，但隻端了一杯出來。
“他在哪裏?”她麵對他站著問道。“他又去追求那個討人厭的小水手了，對不對?這是他給我的遣散費，對不對?嘿，你可以把我的話告訴他……”
喬治見過這種情形，突然想起幾句熟悉的話。
“彼爾一直擔任國家機要的工作。那是我們不能談的，對你也一樣。幾天以前，他因一件秘密任務出國去，預定要離開好一段時間，甚至幾年，上麵不準他把離開的事告訴任何人，他希望你忘記他。我真是非常抱歉。”
才說到這裏，她就爆發起來。他完全不知道她說什麽，因為她胡言亂語，而且尖聲大叫，樓上的嬰兒聽到她的聲音後，也開始哭叫起來。她在咒罵——不是針對他，甚至不是針對彼爾，隻是瞪著眼咒罵——她想知道還有誰，到底還有誰還能再信任這種政府?不久她的情緒終於穩定下來。喬治注意到牆上有幾幅彼爾以女郎為主角所畫的畫，有幾幅已大功告成，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這些畫有種拘束、聽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歡他，對不對?我看得出來。”她說：“那你為什麽替他幹這件骯髒的工作?”
這個問題似乎也沒有直接和能馬上說出來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覺得有人跟蹤他，於是打電話結孟德皚，把他覺得出現過兩次的一組計程車車牌號碼告訴他，並叫他馬上展開調查，但這次，孟德皚已外出，要到午夜後才會回來。喬治睡得很不安穩，才五點就醒過來。到了八點，他已回到沙瑞特，發現彼爾心情開朗。那些審問員沒再來煩他，所長告訴他，交換的事情已獲得雙方協議，預料明天或後天就可以啟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別的意味：他剩餘的薪水和代他拍賣雜物等所有的錢，都請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諾迪銀行轉交給他，這家銀行也會代收他的信件。在亞諾芬尼畫廊還有幾幅他的畫，包括他早期在大馬士革任職期間畫的水彩畫，喬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過去?然後，就談到怎樣掩飾他的失蹤。
“拖長一點，”他建議;“說我出任他職，說得愈神秘愈好，拖兩三年，然後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們還有辦法處理，謝謝你的建議。”喬治說。
自從喬治認識他以來，彼爾第一次關心自己的服裝問題。他希望讓人看起來有點來頭地到那邊去，他說：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縫根本不可理喻，他們會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對。”喬治說。其實他個人認為倫敦的裁縫也好不到哪裏去。
“噢，還有一個男孩。”他漫不經心地補充說：“一個水手朋友，住南丁山。最好拿個幾鎊去堵住他的嘴。麻煩你用那些錢替我辦這件事好嗎?”
“當然可以。”
他寫下一個地址，然後以同樣友好的態度，談起喬治昨天所謂細節的事情。
他拒絕談起他被吸收那一段的任何事，也不願談他與卡拉的終身關係。“終身?”喬治迅速地重複一遍。“你們是在什麽時候認識的?”彼爾突然覺得提起過去的事好象很無聊，於是不肯加以詳盡地說明。
如果他的話值得信賴，那大約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後，彼爾曾供給卡拉幾件精選的情報。這些早期的努力，限於幫助蘇聯對付美國的方麵，據他所說，他“一向小心謹慎，絕不把任何會損及英國，或英國外勤情報員的資料交給他們。”
一九五六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事件，令他相信英國的情勢危急，縱然英國有能力刺激歷史進步，但卻不能提出任何有價值的貢獻。矛盾的是，美國在埃及對英國的破壞行動，隻是個附加的動機。因此從一九五六年起他可以說已經徹底地變成一隻專任的“鼴鼠”。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成為蘇聯的公民，在其後十年間，他得過兩枚蘇聯勳章——很奇怪，卻不願意透露是哪種勳章，隻一味說它們是“最高榮譽的”。不幸，在這時期裏他經常在國外工作，因而限製了他的情報搜集，而且由於他堅持蘇方接到情報後必須盡可能採取行動，“而不隻是扔給一些愚笨的蘇聯公文保管處”，他的工作因此既危險又不穩定。他回到倫敦以後，卡拉就派波萊可作他的助手，但彼爾發現很難和波萊可保持秘密會麵，尤其是他拍的情報資料為數甚多。
“呃，是這樣的，讓我先把這樣東西交給你。”喬治一邊說，一邊探手到內袋，掏出那個裝有支票的信封給她。
“麵包。”那女孩說完這兩個字後，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麵包。”喬治說，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後，也許是由於他的表情有點怪，或由於他說這兩個字的方式很特別，令她拿起信封拆開來看。裏麵沒有字條，隻有張支票，但那張支票就夠了;喬治從他坐著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數字是四位數。
她有點手足無措，走過房間去到火爐邊，把那張支票和幾張食品雜貨帳單一起放入爐架上的舊罐子裏。然後到廚房沖了兩杯雀巢咖啡，但隻端了一杯出來。
“他在哪裏?”她麵對他站著問道。“他又去追求那個討人厭的小水手了，對不對?這是他給我的遣散費，對不對?嘿，你可以把我的話告訴他……”
喬治見過這種情形，突然想起幾句熟悉的話。
“彼爾一直擔任國家機要的工作。那是我們不能談的，對你也一樣。幾天以前，他因一件秘密任務出國去，預定要離開好一段時間，甚至幾年，上麵不準他把離開的事告訴任何人，他希望你忘記他。我真是非常抱歉。”
才說到這裏，她就爆發起來。他完全不知道她說什麽，因為她胡言亂語，而且尖聲大叫，樓上的嬰兒聽到她的聲音後，也開始哭叫起來。她在咒罵——不是針對他，甚至不是針對彼爾，隻是瞪著眼咒罵——她想知道還有誰，到底還有誰還能再信任這種政府?不久她的情緒終於穩定下來。喬治注意到牆上有幾幅彼爾以女郎為主角所畫的畫，有幾幅已大功告成，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這些畫有種拘束、聽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歡他，對不對?我看得出來。”她說：“那你為什麽替他幹這件骯髒的工作?”
這個問題似乎也沒有直接和能馬上說出來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覺得有人跟蹤他，於是打電話結孟德皚，把他覺得出現過兩次的一組計程車車牌號碼告訴他，並叫他馬上展開調查，但這次，孟德皚已外出，要到午夜後才會回來。喬治睡得很不安穩，才五點就醒過來。到了八點，他已回到沙瑞特，發現彼爾心情開朗。那些審問員沒再來煩他，所長告訴他，交換的事情已獲得雙方協議，預料明天或後天就可以啟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別的意味：他剩餘的薪水和代他拍賣雜物等所有的錢，都請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諾迪銀行轉交給他，這家銀行也會代收他的信件。在亞諾芬尼畫廊還有幾幅他的畫，包括他早期在大馬士革任職期間畫的水彩畫，喬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過去?然後，就談到怎樣掩飾他的失蹤。
“拖長一點，”他建議;“說我出任他職，說得愈神秘愈好，拖兩三年，然後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們還有辦法處理，謝謝你的建議。”喬治說。
自從喬治認識他以來，彼爾第一次關心自己的服裝問題。他希望讓人看起來有點來頭地到那邊去，他說：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縫根本不可理喻，他們會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對。”喬治說。其實他個人認為倫敦的裁縫也好不到哪裏去。
“噢，還有一個男孩。”他漫不經心地補充說：“一個水手朋友，住南丁山。最好拿個幾鎊去堵住他的嘴。麻煩你用那些錢替我辦這件事好嗎?”
“當然可以。”
他寫下一個地址，然後以同樣友好的態度，談起喬治昨天所謂細節的事情。
他拒絕談起他被吸收那一段的任何事，也不願談他與卡拉的終身關係。“終身?”喬治迅速地重複一遍。“你們是在什麽時候認識的?”彼爾突然覺得提起過去的事好象很無聊，於是不肯加以詳盡地說明。
如果他的話值得信賴，那大約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後，彼爾曾供給卡拉幾件精選的情報。這些早期的努力，限於幫助蘇聯對付美國的方麵，據他所說，他“一向小心謹慎，絕不把任何會損及英國，或英國外勤情報員的資料交給他們。”
一九五六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事件，令他相信英國的情勢危急，縱然英國有能力刺激歷史進步，但卻不能提出任何有價值的貢獻。矛盾的是，美國在埃及對英國的破壞行動，隻是個附加的動機。因此從一九五六年起他可以說已經徹底地變成一隻專任的“鼴鼠”。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成為蘇聯的公民，在其後十年間，他得過兩枚蘇聯勳章——很奇怪，卻不願意透露是哪種勳章，隻一味說它們是“最高榮譽的”。不幸，在這時期裏他經常在國外工作，因而限製了他的情報搜集，而且由於他堅持蘇方接到情報後必須盡可能採取行動，“而不隻是扔給一些愚笨的蘇聯公文保管處”，他的工作因此既危險又不穩定。他回到倫敦以後，卡拉就派波萊可作他的助手，但彼爾發現很難和波萊可保持秘密會麵，尤其是他拍的情報資料為數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