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過小時候的生活除了牡蠣外別無他物。其實這不太正確，我還有一些朋友和親戚，和每位小鎮上的大家族女孩一樣。我姐姐愛麗絲是我最親密的朋友，我們共享房間和床鋪。她傾聽我所有的秘密，也告訴我她的秘密。我還認識一位叫弗雷迪的英俊男孩，他和我哥哥戴維還有喬叔一起在惠茨特布爾灣的一艘單桅漁船工作。
我對音樂廳懷有狂熱，尤其是歌唱表演。要是你來過惠茨特布爾，就會知道這種狂熱在本地有多不方便，因為鎮上沒有音樂廳與劇院，隻有在坎伯蘭公爵旅館前偶爾會有走唱樂隊在一根孤立的煤氣燈柱下表演。每年八月會有木偶戲表演在此進駐。不過從惠茨特布爾到坎特伯裏隻需十五分鍾的火車車程，那裏有間音樂廳，叫做坎特伯裏藝宮，每場表演長達三小時，門票要價六便士，節目則是肯特郡內公認最好的。
坎特伯裏藝宮其實是一座破舊的小音樂廳，不過當時的我隻有賣蚵女的見識。牆上有成排的鏡子，座椅上鋪著厚絨布，漆成金色的邱比特石膏像則高掛於布幕上，就像我家的小吃店，這裏也有種獨特的味道。我現在知道所有劇院都有這種氣味：由木頭、化妝油彩和灑在地上的啤酒，加上煤氣、香菸和髮油綜合而成。當時還是小女孩的我，毫不猶豫便愛上了這種氣味。後來我從音樂廳經理和藝人那裏得知，他們形容這種氣味為“鬧堂之氣”、“喝彩之味”。更後來我才知道這種氣味並非快樂的源頭，而是悲傷的本質。
不過，那是之後的故事。
對於坎特伯裏藝宮的顏色和氣味，我比多數女孩更為熟悉，至少當時的我是這樣。那年我即將滿十八歲，以為過完夏天就會離家，因為愛麗絲認識了一位在坎特伯裏藝宮工作的少年托尼·裏夫斯。他常招待我們看表演。托尼的叔叔是藝宮的經理，也是鼎鼎大名的滑頭裏夫斯。因此，對愛麗絲來說，托尼是個適合的交往對象。我父母一開始並不信任他，認為他態度輕浮，因為他在音樂廳工作，又常把雪茄掛在耳上，油腔滑調地談合約、倫敦和香檳。不過沒人能永遠討厭他，他為人大方，又很平易近人。而且，就像每個對我姐姐示愛的男孩一樣，托尼讚美我姐姐，還對我們全家人都很好。
所以，你可以經常在星期六晚上看到我和愛麗絲坐在坎特伯裏藝宮的座位，捲起裙子，觀賞最轟動的表演，並且同聲歡唱。一如其他觀眾，我們也會挑剔表演。我們會為喜歡的藝人大聲叫好，也會拚命喊安可並點唱，直到她的喉嚨幹了為止。當我們最喜歡的女歌手再也唱不下去時，她隻能微笑著鞠躬行禮。
表演結束後，我們會到售票亭後方，托尼堆滿雜物的小辦公室道謝，然後哼著歌回家。我們會在開往惠茨特布爾的火車上唱歌。有時，車上有看同一場表演的乘客，會一起開懷歌唱。當我們上床睡覺時，會在黑暗中低吟旋律。我們會夢到歌曲的節奏，隔天早上起來時還會繼續哼。就連賣晚餐時，我們都帶著音樂廳的氣息，愛麗絲會一麵吹口哨一麵送餐盤，讓客人笑著聽她唱歌。至於我，則坐在鹽水碗旁的高腳発上，對撬開的每顆牡蠣唱歌。母親說我該上台表演。
不過，她一說完便大笑起來。我也笑了。我和舞台上艷光四射、唱著動聽歌曲的歌手一點都不像。她們比較像我姐姐，有櫻桃小嘴、飛揚的披肩捲髮、堅挺的胸部、雙頰的酒窩，以及形如啤酒瓶的纖細美腿。我身材雖高，卻瘦巴巴的，胸部扁平，頭髮沒有光澤，眼眸是淡藍中帶著一點土褐的顏色。我的臉龐光滑潔淨，有一口白牙。但是這些一點都不特別，至少對我們家來說是這樣，因為我們整天都在煙霧蒸騰的室內燉煮牡蠣，皮膚都像墨魚一樣白。
像愛麗絲這樣的女孩註定要在金光閃閃的舞台上跳舞、穿鍛織舞衣、接受美少年的喝彩;像我這樣的女孩隻能坐在漆黑的觀眾席上默默觀賞表演。
至少當時我是這麽想的。
二
之前我說的例行事項——撬開、烹煮牡蠣，以及每星期六向音樂廳報到——都是我童年中印象最深刻的事物，不過那些事隻在冬天發生。每年五至八月是牡煩的繁殖期，漁民不能採集牡蠣，隻能放下船帆，出海尋找其他獵物，全英國的牡蠣餐廳被迫更改菜單，不然就得休息一陣子。秋季到春季時，我父親店裏的生意雖然很不錯，還是無法讓他得以在夏天暫時歇店。不過，就像惠茨特布爾許多靠海吃飯的家庭，我們的工作量到了夏天明顯減少許多，生活步調較為輕鬆緩慢，餐廳的生意也沒那麽忙。我們改賣鰈魚、比目魚和緋魚，比起冬天時必須不停搓洗和撬開牡蠣，將魚切片輕鬆多了。我們打開窗戶和廚房的門，與冬天時烹鍋和冰桶交雜的冷熱酷刑截然不同，我們可以感受陣陣涼風、船帆被風吹動的聲音和滑輪轉動的聲音，也從惠茨特布爾灣傳到廚房。
我滿十八歲的那個夏天，天氣很溫暖，接下來的幾周則愈來愈溫暖。每天有一段時間，父親會暫時將店交給母親照顧，到海邊擺攤賣鳥蛤和峨螺。我和愛麗絲每晚都去藝宮看表演。然而，一如那年七月沒人想在我們擁擠的小店裏吃炸魚和龍蝦湯，戴著手套與軟帽，在滑頭裏夫斯不通風的音樂廳裏被煤氣燈照上一兩個小時，也讓我們姐妹倆吃不消。
我對音樂廳懷有狂熱，尤其是歌唱表演。要是你來過惠茨特布爾，就會知道這種狂熱在本地有多不方便，因為鎮上沒有音樂廳與劇院，隻有在坎伯蘭公爵旅館前偶爾會有走唱樂隊在一根孤立的煤氣燈柱下表演。每年八月會有木偶戲表演在此進駐。不過從惠茨特布爾到坎特伯裏隻需十五分鍾的火車車程，那裏有間音樂廳，叫做坎特伯裏藝宮，每場表演長達三小時，門票要價六便士，節目則是肯特郡內公認最好的。
坎特伯裏藝宮其實是一座破舊的小音樂廳，不過當時的我隻有賣蚵女的見識。牆上有成排的鏡子，座椅上鋪著厚絨布，漆成金色的邱比特石膏像則高掛於布幕上，就像我家的小吃店，這裏也有種獨特的味道。我現在知道所有劇院都有這種氣味：由木頭、化妝油彩和灑在地上的啤酒，加上煤氣、香菸和髮油綜合而成。當時還是小女孩的我，毫不猶豫便愛上了這種氣味。後來我從音樂廳經理和藝人那裏得知，他們形容這種氣味為“鬧堂之氣”、“喝彩之味”。更後來我才知道這種氣味並非快樂的源頭，而是悲傷的本質。
不過，那是之後的故事。
對於坎特伯裏藝宮的顏色和氣味，我比多數女孩更為熟悉，至少當時的我是這樣。那年我即將滿十八歲，以為過完夏天就會離家，因為愛麗絲認識了一位在坎特伯裏藝宮工作的少年托尼·裏夫斯。他常招待我們看表演。托尼的叔叔是藝宮的經理，也是鼎鼎大名的滑頭裏夫斯。因此，對愛麗絲來說，托尼是個適合的交往對象。我父母一開始並不信任他，認為他態度輕浮，因為他在音樂廳工作，又常把雪茄掛在耳上，油腔滑調地談合約、倫敦和香檳。不過沒人能永遠討厭他，他為人大方，又很平易近人。而且，就像每個對我姐姐示愛的男孩一樣，托尼讚美我姐姐，還對我們全家人都很好。
所以，你可以經常在星期六晚上看到我和愛麗絲坐在坎特伯裏藝宮的座位，捲起裙子，觀賞最轟動的表演，並且同聲歡唱。一如其他觀眾，我們也會挑剔表演。我們會為喜歡的藝人大聲叫好，也會拚命喊安可並點唱，直到她的喉嚨幹了為止。當我們最喜歡的女歌手再也唱不下去時，她隻能微笑著鞠躬行禮。
表演結束後，我們會到售票亭後方，托尼堆滿雜物的小辦公室道謝，然後哼著歌回家。我們會在開往惠茨特布爾的火車上唱歌。有時，車上有看同一場表演的乘客，會一起開懷歌唱。當我們上床睡覺時，會在黑暗中低吟旋律。我們會夢到歌曲的節奏，隔天早上起來時還會繼續哼。就連賣晚餐時，我們都帶著音樂廳的氣息，愛麗絲會一麵吹口哨一麵送餐盤，讓客人笑著聽她唱歌。至於我，則坐在鹽水碗旁的高腳発上，對撬開的每顆牡蠣唱歌。母親說我該上台表演。
不過，她一說完便大笑起來。我也笑了。我和舞台上艷光四射、唱著動聽歌曲的歌手一點都不像。她們比較像我姐姐，有櫻桃小嘴、飛揚的披肩捲髮、堅挺的胸部、雙頰的酒窩，以及形如啤酒瓶的纖細美腿。我身材雖高，卻瘦巴巴的，胸部扁平，頭髮沒有光澤，眼眸是淡藍中帶著一點土褐的顏色。我的臉龐光滑潔淨，有一口白牙。但是這些一點都不特別，至少對我們家來說是這樣，因為我們整天都在煙霧蒸騰的室內燉煮牡蠣，皮膚都像墨魚一樣白。
像愛麗絲這樣的女孩註定要在金光閃閃的舞台上跳舞、穿鍛織舞衣、接受美少年的喝彩;像我這樣的女孩隻能坐在漆黑的觀眾席上默默觀賞表演。
至少當時我是這麽想的。
二
之前我說的例行事項——撬開、烹煮牡蠣，以及每星期六向音樂廳報到——都是我童年中印象最深刻的事物，不過那些事隻在冬天發生。每年五至八月是牡煩的繁殖期，漁民不能採集牡蠣，隻能放下船帆，出海尋找其他獵物，全英國的牡蠣餐廳被迫更改菜單，不然就得休息一陣子。秋季到春季時，我父親店裏的生意雖然很不錯，還是無法讓他得以在夏天暫時歇店。不過，就像惠茨特布爾許多靠海吃飯的家庭，我們的工作量到了夏天明顯減少許多，生活步調較為輕鬆緩慢，餐廳的生意也沒那麽忙。我們改賣鰈魚、比目魚和緋魚，比起冬天時必須不停搓洗和撬開牡蠣，將魚切片輕鬆多了。我們打開窗戶和廚房的門，與冬天時烹鍋和冰桶交雜的冷熱酷刑截然不同，我們可以感受陣陣涼風、船帆被風吹動的聲音和滑輪轉動的聲音，也從惠茨特布爾灣傳到廚房。
我滿十八歲的那個夏天，天氣很溫暖，接下來的幾周則愈來愈溫暖。每天有一段時間，父親會暫時將店交給母親照顧，到海邊擺攤賣鳥蛤和峨螺。我和愛麗絲每晚都去藝宮看表演。然而，一如那年七月沒人想在我們擁擠的小店裏吃炸魚和龍蝦湯，戴著手套與軟帽，在滑頭裏夫斯不通風的音樂廳裏被煤氣燈照上一兩個小時，也讓我們姐妹倆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