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死後不會被遺忘的事。
我想我要寫書。
——路易莎·梅·阿爾考特 (譯註：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國作家，最知名作品為《小婦人》。
天花板上貼著白色齒孔瓷磚，一角因漏水染上黃漬。房裏的照明是塑料燈座上的三根日光燈管。
我將房內檢視完畢，好奇心並未大獲滿足，倒是想著芭芭拉·海勒曼。我想像她走進這裏，掛起貝蕾帽和幹洗衣物，高高興興瞥向那些卡片、那則激勵人心的引文，從包裝盒裏取出那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機，為來上課的學生煮咖啡，擺上那些陶杯……我感受到一個性格溫厚勤勉的靈魂。我想像她是一位老太太，希望她死得安詳。
獨角人 第2章
同一周的後來某天，我參加了性騷擾防製委員會的會議。像我這樣初來乍到就進入這個委員會，的確不太尋常，但先前我在路易斯安那任教時，曾是該校紀律委員會的一員，校方認為我的經驗在這裏可能也派得上用場，因此本學期初委員會空出一個席位時，他們便邀我加入。 接受前我猶豫過一陣子，因為嚐過做這種工作的人必定會遭受的敵意對待。在路易斯安那時，有一次校內聚會，一位資深教授無意間聽到一名大二學生警告幾個新生要小心恙蟲(chigger)——這種昆蟲會鑽進人的皮膚，是當地常見的惱人問題。那教授不假思索，脫口說出一句愚蠢的俏皮話：“我們不可以再叫它們chigger了。”他哈哈大笑著說，“得改說chegro才行。”譯註：這裏是從chigger聯想到nigger(黑鬼) 一詞，後者因意帶侮辱，已改為較為中性的negro，所以該教授也依樣畫葫蘆地把chigger改為chegro。
那些學生很快便察覺這句話的油嘴滑舌幽默底下潛伏著種族歧視的嘴臉，聚會還沒結束，他們已向學生會提出申訴。事情鬧上紀律委員會，委員全體一致同意這笑話是一種語言行為(speech act)，顯示說者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感受暗含輕蔑。委員會要求該教授書麵道歉，他卻辭職了——此舉在當地報章掀起軒然大波。有好幾周的時間，紀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我本人，都遭到口誅筆伐，儼然成了“政治正確”這個新宗教的狂熱分子。考慮到這些報導的水平之低(更不消說他們對社會議題採取極為反動的立場)，被他們斥罵倒也不是那麽痛苦，甚至還可以從中得到一種殉教烈士似的正義感。但我並不喜歡那段經驗，一想到在亞瑟克雷學院這裏可能會舊事重演，就讓人難免退避三舍。
最後使我下定決心的原因是，身為性別研究的教師，教導學生以科學方式解析偏見的基因代碼、虛偽的客觀性以及惡毒的性別刻板印象(這些刻板印象組成了我們眾多文化建構的基石)，我有倫理職責將自己的知識原則執行在真實人際關係的領域。因為正是在這個領域，那些隱藏的代碼才真正造成嚴重的破壞;或者，就算不談倫理職責，至少別人要求我這麽做的時候，我不應該拒絕。要是我不相信自己賴以謀生的這份工作植根於現實人生，就等於浪費時間。
當然，我知道，這類委員會的運作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諷刺題材，在大眾戲劇和小說中屢屢可見，但我一旦下定決心加入委員會，便發現自己對這一點並不那麽在意。就像路易斯安那那些報紙並不足以讓我裹足不前，我認為職責所在的事我還是會去做。到頭來，挺身而出、盡一己之力才是最重要的。再過兩個月就要舉辦“性騷擾覺醒周”，會議的前半段都在跟兩名學生代表討論起草計劃大綱，包括“還我夜路權”活動、約會強暴講座、一場言詞代碼會議等等。
我們投票支持並資助這些計劃之後，學生代表離開了，接著討論的是委員會主席羅傑·弗裏曼所稱的“敏感問題”。問題出在一名年輕講師身上，據說他跟好幾名學生發生性關係。目前尚無人提出正式申訴，但滿天飛的謠言顯示這隻是遲早的問題。
那名講師也是英國人，名叫布魯諾·傑克遜，很清楚校方對這類行為的規定。他和我都參加過學年之初的性騷擾講座，那是新進教職員一律必須參加的活動。當時，校方律師(也是本委員會的一員)伊蓮·喬丹告訴我們必須隨時保持警戒、反躬自省，建議我們跟學生(不論異性還是同性)一對一會麵時要保持研究室房門大開，並要我們留心書桌周圍是否擺放具有暗示性的物品，可能無意間冒犯或傷及敏感的學生。她舉了個例子：一名來自澳洲的客座助理教授在身後的黑板上寫了“拉美西斯”譯註：ramses，古埃及法老的名字，尤以拉美西斯二世最為著名。一詞，這是保險套商標的名稱。有兩三個學生因此感到不愉快，以為這是某種澳洲人吃豆腐的方式，一狀告上性騷擾委員會。那助理教授非常驚詫，表示這也是一種土耳其香菸的商標名稱，有朋友托他在紐約代買，他怕自己忘了，才寫在黑板上。校方並未正式責罰他，算是從寬處理，但他次年就沒有再拿到合約。“同時請記住，”舉完這例子之後伊蓮說，“這類事件會在各位的檔案資料裏留下記錄，一輩子跟著你。” 接著她警告我們，在課堂上討論“性”這個話題有其危險性。“顯然你們不可能永遠避開，但是請敏感一點。有些學生會覺得尷尬，尤其是如果他們認為教師沒必要提起這個話題卻說個沒完的時候。有很多學生向我們申訴教師總是在詩歌或小說裏尋找性愛象徵……”
我想我要寫書。
——路易莎·梅·阿爾考特 (譯註：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國作家，最知名作品為《小婦人》。
天花板上貼著白色齒孔瓷磚，一角因漏水染上黃漬。房裏的照明是塑料燈座上的三根日光燈管。
我將房內檢視完畢，好奇心並未大獲滿足，倒是想著芭芭拉·海勒曼。我想像她走進這裏，掛起貝蕾帽和幹洗衣物，高高興興瞥向那些卡片、那則激勵人心的引文，從包裝盒裏取出那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機，為來上課的學生煮咖啡，擺上那些陶杯……我感受到一個性格溫厚勤勉的靈魂。我想像她是一位老太太，希望她死得安詳。
獨角人 第2章
同一周的後來某天，我參加了性騷擾防製委員會的會議。像我這樣初來乍到就進入這個委員會，的確不太尋常，但先前我在路易斯安那任教時，曾是該校紀律委員會的一員，校方認為我的經驗在這裏可能也派得上用場，因此本學期初委員會空出一個席位時，他們便邀我加入。 接受前我猶豫過一陣子，因為嚐過做這種工作的人必定會遭受的敵意對待。在路易斯安那時，有一次校內聚會，一位資深教授無意間聽到一名大二學生警告幾個新生要小心恙蟲(chigger)——這種昆蟲會鑽進人的皮膚，是當地常見的惱人問題。那教授不假思索，脫口說出一句愚蠢的俏皮話：“我們不可以再叫它們chigger了。”他哈哈大笑著說，“得改說chegro才行。”譯註：這裏是從chigger聯想到nigger(黑鬼) 一詞，後者因意帶侮辱，已改為較為中性的negro，所以該教授也依樣畫葫蘆地把chigger改為chegro。
那些學生很快便察覺這句話的油嘴滑舌幽默底下潛伏著種族歧視的嘴臉，聚會還沒結束，他們已向學生會提出申訴。事情鬧上紀律委員會，委員全體一致同意這笑話是一種語言行為(speech act)，顯示說者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感受暗含輕蔑。委員會要求該教授書麵道歉，他卻辭職了——此舉在當地報章掀起軒然大波。有好幾周的時間，紀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我本人，都遭到口誅筆伐，儼然成了“政治正確”這個新宗教的狂熱分子。考慮到這些報導的水平之低(更不消說他們對社會議題採取極為反動的立場)，被他們斥罵倒也不是那麽痛苦，甚至還可以從中得到一種殉教烈士似的正義感。但我並不喜歡那段經驗，一想到在亞瑟克雷學院這裏可能會舊事重演，就讓人難免退避三舍。
最後使我下定決心的原因是，身為性別研究的教師，教導學生以科學方式解析偏見的基因代碼、虛偽的客觀性以及惡毒的性別刻板印象(這些刻板印象組成了我們眾多文化建構的基石)，我有倫理職責將自己的知識原則執行在真實人際關係的領域。因為正是在這個領域，那些隱藏的代碼才真正造成嚴重的破壞;或者，就算不談倫理職責，至少別人要求我這麽做的時候，我不應該拒絕。要是我不相信自己賴以謀生的這份工作植根於現實人生，就等於浪費時間。
當然，我知道，這類委員會的運作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諷刺題材，在大眾戲劇和小說中屢屢可見，但我一旦下定決心加入委員會，便發現自己對這一點並不那麽在意。就像路易斯安那那些報紙並不足以讓我裹足不前，我認為職責所在的事我還是會去做。到頭來，挺身而出、盡一己之力才是最重要的。再過兩個月就要舉辦“性騷擾覺醒周”，會議的前半段都在跟兩名學生代表討論起草計劃大綱，包括“還我夜路權”活動、約會強暴講座、一場言詞代碼會議等等。
我們投票支持並資助這些計劃之後，學生代表離開了，接著討論的是委員會主席羅傑·弗裏曼所稱的“敏感問題”。問題出在一名年輕講師身上，據說他跟好幾名學生發生性關係。目前尚無人提出正式申訴，但滿天飛的謠言顯示這隻是遲早的問題。
那名講師也是英國人，名叫布魯諾·傑克遜，很清楚校方對這類行為的規定。他和我都參加過學年之初的性騷擾講座，那是新進教職員一律必須參加的活動。當時，校方律師(也是本委員會的一員)伊蓮·喬丹告訴我們必須隨時保持警戒、反躬自省，建議我們跟學生(不論異性還是同性)一對一會麵時要保持研究室房門大開，並要我們留心書桌周圍是否擺放具有暗示性的物品，可能無意間冒犯或傷及敏感的學生。她舉了個例子：一名來自澳洲的客座助理教授在身後的黑板上寫了“拉美西斯”譯註：ramses，古埃及法老的名字，尤以拉美西斯二世最為著名。一詞，這是保險套商標的名稱。有兩三個學生因此感到不愉快，以為這是某種澳洲人吃豆腐的方式，一狀告上性騷擾委員會。那助理教授非常驚詫，表示這也是一種土耳其香菸的商標名稱，有朋友托他在紐約代買，他怕自己忘了，才寫在黑板上。校方並未正式責罰他，算是從寬處理，但他次年就沒有再拿到合約。“同時請記住，”舉完這例子之後伊蓮說，“這類事件會在各位的檔案資料裏留下記錄，一輩子跟著你。” 接著她警告我們，在課堂上討論“性”這個話題有其危險性。“顯然你們不可能永遠避開，但是請敏感一點。有些學生會覺得尷尬，尤其是如果他們認為教師沒必要提起這個話題卻說個沒完的時候。有很多學生向我們申訴教師總是在詩歌或小說裏尋找性愛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