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後來回想起來時，又覺得不自在。鼓勵士氣的講話通常隻對普通士兵有效，很少會對知識分子起作用。但現在，盡管高德裏曼明明知道邱吉爾的表演是經過精心策劃的，講話的抑揚頓挫都像交響樂一樣，是在事前安排好的，然而，對他還居然起了作用，就好像他是中學板球隊隊長，在賽前最後一分鍾聆聽教練的告誡一般，這可真是不可思議。
他回到辦公室，抓耳撓腮地想做點什麽。
他把雨傘放進傘架，把濕淋淋的雨衣掛好，在櫥櫃門裏的鏡子中照了照自己。毫無疑問，自從他成了一名英國反間諜人員以來，臉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些一九三七年拍的照片，那是在牛津的一個研究班上和學生們的合影。當年他的樣子比現在看起來還要老：臉色蒼白，頭髮稀疏，胡茬不淨，還穿著退休的人那種不合身的衣服。如今稀疏的頭髮已經不見：中間禿了頭，隻像修道士似的還有一圈頭髮。現在他的衣著不像教授，倒像個企業家。雖說可能是他的想像，但依他看，他的下巴變得更堅定了，雙眼益發炯炯有神，而且更認真地刮臉了。
他坐到辦公桌後，點燃一支煙。新添的這習慣並不好，引得他常咳嗽，他本想戒掉，卻發現已經上癮。在戰時的英國，幾乎人手一根香菸，包括一些婦女在內。這沒什麽好奇怪的，她們正做著男人的工作，添些男人的壞習慣也是理所當然。他吸了一口香菸，嗓子發癢，便咳嗽起來。他在一個充當菸灰缸的壺蓋裏把煙掐滅了。
他回想著與邱吉爾的會麵。麻煩在於，他所收到的激勵是要他去做一件不大可能的事，而那番激勵又沒有給他任何具體的啟發。他回想起他寫過的一篇論文，研究的是一個名叫托馬斯的中世紀苦行僧。當時，高德裏曼為自己選定了一個重要性不大卻十分棘手的研究課題：搞清楚那位修道士一段為期五年的旅行的行程。在這五年間，托馬斯有八個月行蹤不明，不是在巴黎就是在坎特伯雷，高德裏曼也定不下來，這對全篇論文的價值影響極大。他所使用的資料根本沒有這些記載。如果那位修道士的行止沒有記載，那就無法發現他在哪裏，事情就是這樣。高德裏曼當時年輕氣盛，不肯相信就是沒有記載，於是，他從一個假定出發：托馬斯既沒在巴黎也沒在坎特伯雷，那他就一定在兩地之間的途中。經過鍥而不捨的搜尋，他最後終於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博物館的航海記錄中發現，托馬斯登上了一艘駛往多佛的船，而那艘船被風吹離了航線，最終在愛爾蘭海岸沉沒。這篇歷史研究的論文使高德裏曼得以升等為教授。
高德裏曼心想，自己也許可以將這種思維方式用於搜尋費伯。
十分可能，費伯已經淹死。不然，他此刻大概也已經在德國了。這兩種可能性都是令高德裏曼無計可施的，因此應不予考慮。他應該假定費伯還活著，而且到達了某一處陸地。
他出了辦公室，走下一段樓梯，來到地圖室。他的舅舅特裏上校正叼著一支煙，站在一幅歐洲地圖前，思考著。高德裏曼清楚，這是陸軍部近來常有的場麵：高級軍官凝神注視著地圖，默默盤算著戰爭的勝敗。他猜測，這是因為全部計劃已經製定，龐大的戰爭機器已經開動，對那些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人來說，已經無事可做，隻有坐看他的決策是否正確了。
特裏看到他進來，便說：“你和那位大人物處得還好嗎?”
“他在喝威士忌。”高德裏曼說。
“他成天都喝，但從來沒見對他有什麽影響。”特裏說，“他說了些什麽?”
“他想要用盤子盛著‘針’的腦袋。”高德裏曼走到掛著大不列顛大地圖的那麵牆前麵，把一個手指放到阿伯丁的地方，“如果讓你派一艘u型潛艇來接一個要求出逃的間諜，你認為潛艇離海岸線最近的安全距離是多少?”
特裏站到他身邊，看著地圖：“我不會近於三海裏。不過最保險的做法還是停在十海裏開外。”
“對。”高德裏曼沿海岸線畫兩條平行的鉛筆線，分別在三海裏和十海裏處：“現在，假如你是個業餘水手，從阿伯丁駕一艘小漁船出海，航行多遠會感到緊張呢?”
“你的意思是說，乘這樣的小船，合理的航程是多少?”
“不錯。”
特裏聳聳肩：“問問海軍吧。我是說十五至二十海裏。”
“我同意。”高德裏曼以阿伯丁為圓心，二十英裏為半徑，畫了一條弧線，“瞧，如果費伯還活著，他要麽回到了陸上，要麽在這個範圍之內。”他指著兩條平行線界定的弧線以內的海域。
“那片海域中沒有陸地。”
“我們還有更大的地圖嗎?”
特裏拉開一個抽屜，取出一張蘇格蘭的大比例尺地圖。他把地圖鋪在桌麵上。高德裏曼把牆上地圖上的鉛筆線，照著畫到這幅大地圖上。
在這一地區仍然沒有陸地。
“可是看哪!”高德裏曼說。就在十海裏線的東邊有個又長又窄的小島。
特裏湊近盯視著。“風暴島。”他讀著地圖上的地名說，“太貼切了。”
高德裏曼打了個響指：“我敢打賭他就在那地方。”
他回到辦公室，抓耳撓腮地想做點什麽。
他把雨傘放進傘架，把濕淋淋的雨衣掛好，在櫥櫃門裏的鏡子中照了照自己。毫無疑問，自從他成了一名英國反間諜人員以來，臉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些一九三七年拍的照片，那是在牛津的一個研究班上和學生們的合影。當年他的樣子比現在看起來還要老：臉色蒼白，頭髮稀疏，胡茬不淨，還穿著退休的人那種不合身的衣服。如今稀疏的頭髮已經不見：中間禿了頭，隻像修道士似的還有一圈頭髮。現在他的衣著不像教授，倒像個企業家。雖說可能是他的想像，但依他看，他的下巴變得更堅定了，雙眼益發炯炯有神，而且更認真地刮臉了。
他坐到辦公桌後，點燃一支煙。新添的這習慣並不好，引得他常咳嗽，他本想戒掉，卻發現已經上癮。在戰時的英國，幾乎人手一根香菸，包括一些婦女在內。這沒什麽好奇怪的，她們正做著男人的工作，添些男人的壞習慣也是理所當然。他吸了一口香菸，嗓子發癢，便咳嗽起來。他在一個充當菸灰缸的壺蓋裏把煙掐滅了。
他回想著與邱吉爾的會麵。麻煩在於，他所收到的激勵是要他去做一件不大可能的事，而那番激勵又沒有給他任何具體的啟發。他回想起他寫過的一篇論文，研究的是一個名叫托馬斯的中世紀苦行僧。當時，高德裏曼為自己選定了一個重要性不大卻十分棘手的研究課題：搞清楚那位修道士一段為期五年的旅行的行程。在這五年間，托馬斯有八個月行蹤不明，不是在巴黎就是在坎特伯雷，高德裏曼也定不下來，這對全篇論文的價值影響極大。他所使用的資料根本沒有這些記載。如果那位修道士的行止沒有記載，那就無法發現他在哪裏，事情就是這樣。高德裏曼當時年輕氣盛，不肯相信就是沒有記載，於是，他從一個假定出發：托馬斯既沒在巴黎也沒在坎特伯雷，那他就一定在兩地之間的途中。經過鍥而不捨的搜尋，他最後終於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博物館的航海記錄中發現，托馬斯登上了一艘駛往多佛的船，而那艘船被風吹離了航線，最終在愛爾蘭海岸沉沒。這篇歷史研究的論文使高德裏曼得以升等為教授。
高德裏曼心想，自己也許可以將這種思維方式用於搜尋費伯。
十分可能，費伯已經淹死。不然，他此刻大概也已經在德國了。這兩種可能性都是令高德裏曼無計可施的，因此應不予考慮。他應該假定費伯還活著，而且到達了某一處陸地。
他出了辦公室，走下一段樓梯，來到地圖室。他的舅舅特裏上校正叼著一支煙，站在一幅歐洲地圖前，思考著。高德裏曼清楚，這是陸軍部近來常有的場麵：高級軍官凝神注視著地圖，默默盤算著戰爭的勝敗。他猜測，這是因為全部計劃已經製定，龐大的戰爭機器已經開動，對那些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人來說，已經無事可做，隻有坐看他的決策是否正確了。
特裏看到他進來，便說：“你和那位大人物處得還好嗎?”
“他在喝威士忌。”高德裏曼說。
“他成天都喝，但從來沒見對他有什麽影響。”特裏說，“他說了些什麽?”
“他想要用盤子盛著‘針’的腦袋。”高德裏曼走到掛著大不列顛大地圖的那麵牆前麵，把一個手指放到阿伯丁的地方，“如果讓你派一艘u型潛艇來接一個要求出逃的間諜，你認為潛艇離海岸線最近的安全距離是多少?”
特裏站到他身邊，看著地圖：“我不會近於三海裏。不過最保險的做法還是停在十海裏開外。”
“對。”高德裏曼沿海岸線畫兩條平行的鉛筆線，分別在三海裏和十海裏處：“現在，假如你是個業餘水手，從阿伯丁駕一艘小漁船出海，航行多遠會感到緊張呢?”
“你的意思是說，乘這樣的小船，合理的航程是多少?”
“不錯。”
特裏聳聳肩：“問問海軍吧。我是說十五至二十海裏。”
“我同意。”高德裏曼以阿伯丁為圓心，二十英裏為半徑，畫了一條弧線，“瞧，如果費伯還活著，他要麽回到了陸上，要麽在這個範圍之內。”他指著兩條平行線界定的弧線以內的海域。
“那片海域中沒有陸地。”
“我們還有更大的地圖嗎?”
特裏拉開一個抽屜，取出一張蘇格蘭的大比例尺地圖。他把地圖鋪在桌麵上。高德裏曼把牆上地圖上的鉛筆線，照著畫到這幅大地圖上。
在這一地區仍然沒有陸地。
“可是看哪!”高德裏曼說。就在十海裏線的東邊有個又長又窄的小島。
特裏湊近盯視著。“風暴島。”他讀著地圖上的地名說，“太貼切了。”
高德裏曼打了個響指：“我敢打賭他就在那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