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森看來聽信了這番話，至少是半信半疑。希爾鬆了口氣，對自己很滿意。那個便衣警察的難題總算是得到解決了。
希爾還沒來得及暗自慶幸，約翰森再次發難。
“我在周圍還看到了其他的便衣警察。”
“哦，上帝啊。”希爾心想。不過，既然那些挪威便衣如此之業餘，每個人都能辨認出他們，也許希爾可以來個將計就計。
“行啦，那不正是你想要看到的證明嘛，”希爾嚷嚷著，“他們顯然都是為了那個什麽狗屁會議而來的。”
希爾建議他們換一家酒店，把那些警察們都甩在一邊，或者把這樁交易延後一個星期甚至兩個星期。希爾的建議有些草率，別忘了藝術小分隊的主管已經把臨時指揮中心建在了這家酒店，
但是約翰森沒有聽他這一套。
“我去去就來。”約翰森說。
他起身離開。
17、重歸羅素堡
希爾對約翰森的去向一無所知。一切皆有可能。也許他是跑出去生氣去了，也許他是去拿把槍來，把剛剛那些在他的鼻子底下晃來晃去的鈔票通通搶走。但是無論約翰森是出去撒野還是僅僅去喝一杯，查理·希爾都不擔心。
藝術犯罪，按照希爾常說的，是“嚴肅的鬧劇”。這兩個詞對於希爾都有著很重要的意義。首先，藝術是不可替代的，是非常嚴肅的，但是與壞蛋們的交鋒則是一場鬧劇。但是對希爾來說，“鬧劇”的含義不僅僅意味著早期好萊塢電影裏的啟斯東警察，或者偷《吶喊》的小賊從梯子上摔下來。“鬧劇”的含義非常寬泛，它指的是好人與壞人之間永無止境的、必要的，然而又徒勞無功的戰鬥。
希爾參與此類戰鬥已經很多年了，他也樂在其中，但是作為一位篤信原罪的人，他想當然地認定罪案永遠不會消亡，警察永遠有活兒幹。在希爾身上，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並存，在他津津樂道的那些案子裏，喜劇成分和悲劇成分緊緊地糾結在一起，正像希爾複雜的內心。
在街頭抓捕罪犯的歲月並不能讓希爾滿足，那些事情難度太低、刺激太少，而犯罪分子也太容易對付。希爾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競期待著什麽，直到他接下了第一樁世界級的大案，追尋馬丁·卡希爾一夥兒於1986年從羅素堡盜走的、包括維米爾的《寫信的女郎》在內的十七幅世界名畫。
如果把這件案子說成是“畢生難求”，或許有些名不符實。早在卡希爾動手之前，竊賊們1974年就光顧過羅素堡，2001年以及2002年，竊賊們又光顧過羅素堡兩次，每次都偷走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大師傑作。有好幾幅繪畫屢次被竊，其中就包括維米爾的《寫信的女郎》，而庚斯博羅的《巴切利聖母》迄今為止已經被偷走過三回了。
希爾曾經詢問過一位名叫馬丁·弗裏的愛爾蘭黑幫分子，為什麽總要與羅素堡年邁的主人貝特女士過不去。
“跟她***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希爾得到的回答如是，“就隻是因為***太容易下手了。”
羅素堡是一幢宏偉的、占地麵積巨大的建築，希爾說那裏“窗戶上裝了欄杆，到處是鎖，監控攝像機之類的玩意兒隨處可見，但是竊賊總能自由進出——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這幢別墅孤零零的四外無人，蒈察至少要花十五分鍾才能趕到那兒”。
“他們樂此不疲。”希爾說，“他們是粗野的匪徒，如果有人擋他們的道兒，他們會開車徑直撞過去。”對竊賊們而言，這是一項體育運動(跟當今社會的絕大部分體育運動一樣，發財夢從未遠去)。媒體們也把羅素堡的每次遇襲看成是一場輕喜劇，常年獻演。
如果說藝術犯罪是“嚴肅的鬧劇”，那麽在羅素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竊案，就是當中最經典的例子。
首先，犯罪的場所不同凡響。羅素堡據說是愛爾蘭最有聲望的建築。發生在那裏的案子，與發生在狹小街巷裏的尋常搶劫案沒有一點兒相似之處。
其次，罪行本身也不同凡響。有幾個人能在自家的牆上懸掛維米爾以及戈雅的繪畫呢?
最後，受害者身世顯貴，難以得到老百姓們的同情。已故的阿爾弗雷德爵士幾乎不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麵，人們隻知道他是個“熱心的日耳曼人”，這個評語來自他的訃告。記者們還發現貝特女士同樣難以捉摸。依據他們的描述，貝特女士的嗓音就像瑪格麗特·杜蒙一樣，後者曾經在格勞什·馬克斯1的影片中搭過戲。
1格勞什·馬克斯(groucho marx，1890-1977)，美國早期著名的喜劇演員“馬克斯三兄弟”中的一位。
2002年夏天，貝特女士帶著一名記者，在羅素堡裏轉悠了一圈。她指著戈雅的《多納·安東尼婭·薩拉特的肖像》(它與維米爾的《寫信的女郎》等作品一道被希爾找回來了)對記者說： “這幅畫對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原因有兩點，”貝特女士解釋道，“阿爾弗雷德當初向我求婚的時候就站在這幅畫的下麵;而在達格戴爾襲擊羅素堡的時候，我們也是被捆在它下麵的。”
達格戴爾襲擊事件發生在1974年，是羅素堡遭受的第一次攻擊。這次襲擊事件當中的罪犯，比受害者乃至羅素堡本身更受人關注。它是四次襲擊中最不成功的一次。行動策劃者羅斯·達格戴爾，是一位英國的女財主，她的信託基金每年能帶來二十萬英鎊的收益。達格戴爾是在一處占地六百英畝的地產中長大的(她的父母在倫敦、蘇格蘭都置有房產)，在瑞士接受教育，隨後去牛津讀了經濟學。二十多歲的時候她宣稱自己是個革命者，但是真正打開了她的眼界並且倒盡了胃口的，是她十幾歲時參加的第一次社交活動。
希爾還沒來得及暗自慶幸，約翰森再次發難。
“我在周圍還看到了其他的便衣警察。”
“哦，上帝啊。”希爾心想。不過，既然那些挪威便衣如此之業餘，每個人都能辨認出他們，也許希爾可以來個將計就計。
“行啦，那不正是你想要看到的證明嘛，”希爾嚷嚷著，“他們顯然都是為了那個什麽狗屁會議而來的。”
希爾建議他們換一家酒店，把那些警察們都甩在一邊，或者把這樁交易延後一個星期甚至兩個星期。希爾的建議有些草率，別忘了藝術小分隊的主管已經把臨時指揮中心建在了這家酒店，
但是約翰森沒有聽他這一套。
“我去去就來。”約翰森說。
他起身離開。
17、重歸羅素堡
希爾對約翰森的去向一無所知。一切皆有可能。也許他是跑出去生氣去了，也許他是去拿把槍來，把剛剛那些在他的鼻子底下晃來晃去的鈔票通通搶走。但是無論約翰森是出去撒野還是僅僅去喝一杯，查理·希爾都不擔心。
藝術犯罪，按照希爾常說的，是“嚴肅的鬧劇”。這兩個詞對於希爾都有著很重要的意義。首先，藝術是不可替代的，是非常嚴肅的，但是與壞蛋們的交鋒則是一場鬧劇。但是對希爾來說，“鬧劇”的含義不僅僅意味著早期好萊塢電影裏的啟斯東警察，或者偷《吶喊》的小賊從梯子上摔下來。“鬧劇”的含義非常寬泛，它指的是好人與壞人之間永無止境的、必要的，然而又徒勞無功的戰鬥。
希爾參與此類戰鬥已經很多年了，他也樂在其中，但是作為一位篤信原罪的人，他想當然地認定罪案永遠不會消亡，警察永遠有活兒幹。在希爾身上，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並存，在他津津樂道的那些案子裏，喜劇成分和悲劇成分緊緊地糾結在一起，正像希爾複雜的內心。
在街頭抓捕罪犯的歲月並不能讓希爾滿足，那些事情難度太低、刺激太少，而犯罪分子也太容易對付。希爾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競期待著什麽，直到他接下了第一樁世界級的大案，追尋馬丁·卡希爾一夥兒於1986年從羅素堡盜走的、包括維米爾的《寫信的女郎》在內的十七幅世界名畫。
如果把這件案子說成是“畢生難求”，或許有些名不符實。早在卡希爾動手之前，竊賊們1974年就光顧過羅素堡，2001年以及2002年，竊賊們又光顧過羅素堡兩次，每次都偷走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大師傑作。有好幾幅繪畫屢次被竊，其中就包括維米爾的《寫信的女郎》，而庚斯博羅的《巴切利聖母》迄今為止已經被偷走過三回了。
希爾曾經詢問過一位名叫馬丁·弗裏的愛爾蘭黑幫分子，為什麽總要與羅素堡年邁的主人貝特女士過不去。
“跟她***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希爾得到的回答如是，“就隻是因為***太容易下手了。”
羅素堡是一幢宏偉的、占地麵積巨大的建築，希爾說那裏“窗戶上裝了欄杆，到處是鎖，監控攝像機之類的玩意兒隨處可見，但是竊賊總能自由進出——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這幢別墅孤零零的四外無人，蒈察至少要花十五分鍾才能趕到那兒”。
“他們樂此不疲。”希爾說，“他們是粗野的匪徒，如果有人擋他們的道兒，他們會開車徑直撞過去。”對竊賊們而言，這是一項體育運動(跟當今社會的絕大部分體育運動一樣，發財夢從未遠去)。媒體們也把羅素堡的每次遇襲看成是一場輕喜劇，常年獻演。
如果說藝術犯罪是“嚴肅的鬧劇”，那麽在羅素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竊案，就是當中最經典的例子。
首先，犯罪的場所不同凡響。羅素堡據說是愛爾蘭最有聲望的建築。發生在那裏的案子，與發生在狹小街巷裏的尋常搶劫案沒有一點兒相似之處。
其次，罪行本身也不同凡響。有幾個人能在自家的牆上懸掛維米爾以及戈雅的繪畫呢?
最後，受害者身世顯貴，難以得到老百姓們的同情。已故的阿爾弗雷德爵士幾乎不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麵，人們隻知道他是個“熱心的日耳曼人”，這個評語來自他的訃告。記者們還發現貝特女士同樣難以捉摸。依據他們的描述，貝特女士的嗓音就像瑪格麗特·杜蒙一樣，後者曾經在格勞什·馬克斯1的影片中搭過戲。
1格勞什·馬克斯(groucho marx，1890-1977)，美國早期著名的喜劇演員“馬克斯三兄弟”中的一位。
2002年夏天，貝特女士帶著一名記者，在羅素堡裏轉悠了一圈。她指著戈雅的《多納·安東尼婭·薩拉特的肖像》(它與維米爾的《寫信的女郎》等作品一道被希爾找回來了)對記者說： “這幅畫對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原因有兩點，”貝特女士解釋道，“阿爾弗雷德當初向我求婚的時候就站在這幅畫的下麵;而在達格戴爾襲擊羅素堡的時候，我們也是被捆在它下麵的。”
達格戴爾襲擊事件發生在1974年，是羅素堡遭受的第一次攻擊。這次襲擊事件當中的罪犯，比受害者乃至羅素堡本身更受人關注。它是四次襲擊中最不成功的一次。行動策劃者羅斯·達格戴爾，是一位英國的女財主，她的信託基金每年能帶來二十萬英鎊的收益。達格戴爾是在一處占地六百英畝的地產中長大的(她的父母在倫敦、蘇格蘭都置有房產)，在瑞士接受教育，隨後去牛津讀了經濟學。二十多歲的時候她宣稱自己是個革命者，但是真正打開了她的眼界並且倒盡了胃口的，是她十幾歲時參加的第一次社交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