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寸土寸金，地小人多，居住一直是香港人麵對的生活難題。政府雖然有提供公共房屋，讓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的租金租住，但因為供不應求，申請者可能要等上好幾年才獲得接納。區輝在一九九八年收到房屋署通知，他們獲分配觀塘樂華村奧華樓的一個單位。這對區家來說是一場及時雨，在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下，區輝就職的公司大幅裁員，而區輝也是其中一人。即使他的老闆介紹他到另一間公司工作，薪水卻大不如前，他正為阿怡上小學的學費與雜費發愁，房屋署的來信簡直是天降甘霖。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如此一來，區家隻要省吃儉用，還能夠多存一點錢，以應付日後所需。
搬進樂華村兩年後，周綺蓁再次懷孕，為區家多添一位成員。區輝二度當爸自然喜不自勝，而阿怡亦漸漸懂事，知道自己當了姊姊，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擔。由於嶽父仙遊前隻留下一男一女兩個名字，區輝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兒取名，於是他向鄰居一位退休老師請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區輝在奐華樓前方空地的一張長椅上聊著，“令嬡叫‘雅怡’，我們沿用‘雅’這個字，而‘雯’就是有花紋的雲彩。”
區輝循老先生指示，抬頭一看，夕陽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簾。
“區雅雯……真是動聽的名字啊。還好有黃老師你在，我這個老粗抓破腦袋也想不出這麽漂亮的名字啦。”
因為區家變成四人家庭，奐華樓的單位就顯得略微狹窄。奐華樓的單位是為了二至三人家庭設計，室內沒有房間間隔，如今人數增加，區輝可以申請換屋，搬到大一點的房子。不過，房屋署回覆說房屋供應緊張，無法在樂華村甚至原區找到適合四人居住的單位，如果要搬的話，隻能選擇大埔或元朗。區輝跟妻子商量，周綺蓁笑著說：“我們在這兒住慣了，搬到老遠的話，你上班麻煩，雅怡又要轉校，劃不來。我們這兒再擠也不及我們當年在木屋區那麽擠吧?”
周綺蓁就是如此一位樂天知命的婦女。對妻子的說法，區輝搔搔頭髮，找不到反駁的理由，雖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學後，還是得讓她們有自己的房間，他聽聞這有助小孩獨立成長。
然而區輝沒料到，他根本沒機會看到兩個孩子上中學。
二〇〇四年，區輝遇上嚴重工業意外身亡，終年四十歲。
經過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以及二〇〇三年的疫症爆發，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不少企業老闆為了省減營運成本，將業務外判，或以合約形式招聘員工，逃避資方應負的貴任。大企業以低價聘用小公司負責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從中取利，將作業再分拆外判給更小型的公司，由於這種層壓式的僱傭關係，勞工的薪水被大幅削減，可是由於不景氣，工人們害怕飯碗不保，隻能默默承受剝削。區輝輾轉在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搶奪有限的職位空缺，可幸他在貨倉就職多年，考取了俗稱“鏟車”的叉式起重車的駕駛執照，這正是他的求職利器。除了物流業要聘用懂駕駛和操作鏟車的司機，貨櫃碼頭亦有同樣的需求，不過鏟車司機的工作不是搬運貨物，而是“拉纜”。在大型貨櫃碼頭，泊岸貨輪的纜繩既粗且重，無法用人手牽拉固定在係纜墩上，必須使用鏟車代勞。為了增加收入，區輝身兼兩職，不但在九龍灣的貨倉負責搬運貨物，更在葵湧貨櫃碼頭當“拉纜員”。他想趁自己還有氣力時多賺點錢，畢竟年紀愈大身體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幾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二〇〇四年七月一個下著毛毛雨的黃昏，葵湧四號貨櫃碼頭的主管發現有一輛鏟車不見了。他向工人們查問後，發覺失蹤的不止鏟車，還有一名拉纜員。在一眾工人和警衛搜索下，
1位六十歲的吊機操作員說看到區輝駕著鏟車經過q31區後沒回來，於是主管帶人到該區尋找。他們在岸邊一個係纜墩上發現異樣——m纜墩左方有明顯的刮痕，旁邊地上有黃色的塑膠碎片。工人們一看便認得，那些碎片來自碼頭的鏟車。
主管慌忙報警，在消防隊潛水員花了半個小時搜索後，證實了工人們不安的猜想。區輝出了意外，連人帶車掉進海裏，身體卡在車架與起重叉之間，而車子半埋在十二公尺深的海床上。當碼頭工人使用吊機將沾滿淤泥的鏟車吊上水麵時，區輝已回天乏術。
阿怡失去父親時隻有十二歲，而小雯更隻有四歲。
深愛的丈夫猝逝，周綺蓁肝腸寸斷，但她沒有讓自己陷入哀傷之中，因為她知道兩個女兒以後隻能依靠這位母親。
按道理，區輝因公殉職，遺屬應該可以依勞工法例獲得六十個月薪金的賠償，這樣周綺蓁一家三口還可以利用這筆保險金撐幾年。可是區家的噩運再度降臨，仿佛區輝離世隻是一連串不幸的開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幫忙，但公司隻能付這個數目。”
“牛哥，阿輝替你們宇海拚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門，晚上回來時孩子都睡了，兩個女兒也沒機會跟他多見幾麵，如今他出了事，我們孤兒寡婦無依無靠，公司卻隻能拿出這丁點錢?”
“唉，嫂子，公司環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結業，到時連這筆錢也付不出來啊。”
搬進樂華村兩年後，周綺蓁再次懷孕，為區家多添一位成員。區輝二度當爸自然喜不自勝，而阿怡亦漸漸懂事，知道自己當了姊姊，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擔。由於嶽父仙遊前隻留下一男一女兩個名字，區輝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兒取名，於是他向鄰居一位退休老師請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區輝在奐華樓前方空地的一張長椅上聊著，“令嬡叫‘雅怡’，我們沿用‘雅’這個字，而‘雯’就是有花紋的雲彩。”
區輝循老先生指示，抬頭一看，夕陽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簾。
“區雅雯……真是動聽的名字啊。還好有黃老師你在，我這個老粗抓破腦袋也想不出這麽漂亮的名字啦。”
因為區家變成四人家庭，奐華樓的單位就顯得略微狹窄。奐華樓的單位是為了二至三人家庭設計，室內沒有房間間隔，如今人數增加，區輝可以申請換屋，搬到大一點的房子。不過，房屋署回覆說房屋供應緊張，無法在樂華村甚至原區找到適合四人居住的單位，如果要搬的話，隻能選擇大埔或元朗。區輝跟妻子商量，周綺蓁笑著說：“我們在這兒住慣了，搬到老遠的話，你上班麻煩，雅怡又要轉校，劃不來。我們這兒再擠也不及我們當年在木屋區那麽擠吧?”
周綺蓁就是如此一位樂天知命的婦女。對妻子的說法，區輝搔搔頭髮，找不到反駁的理由，雖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學後，還是得讓她們有自己的房間，他聽聞這有助小孩獨立成長。
然而區輝沒料到，他根本沒機會看到兩個孩子上中學。
二〇〇四年，區輝遇上嚴重工業意外身亡，終年四十歲。
經過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以及二〇〇三年的疫症爆發，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不少企業老闆為了省減營運成本，將業務外判，或以合約形式招聘員工，逃避資方應負的貴任。大企業以低價聘用小公司負責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從中取利，將作業再分拆外判給更小型的公司，由於這種層壓式的僱傭關係，勞工的薪水被大幅削減，可是由於不景氣，工人們害怕飯碗不保，隻能默默承受剝削。區輝輾轉在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搶奪有限的職位空缺，可幸他在貨倉就職多年，考取了俗稱“鏟車”的叉式起重車的駕駛執照，這正是他的求職利器。除了物流業要聘用懂駕駛和操作鏟車的司機，貨櫃碼頭亦有同樣的需求，不過鏟車司機的工作不是搬運貨物，而是“拉纜”。在大型貨櫃碼頭，泊岸貨輪的纜繩既粗且重，無法用人手牽拉固定在係纜墩上，必須使用鏟車代勞。為了增加收入，區輝身兼兩職，不但在九龍灣的貨倉負責搬運貨物，更在葵湧貨櫃碼頭當“拉纜員”。他想趁自己還有氣力時多賺點錢，畢竟年紀愈大身體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幾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二〇〇四年七月一個下著毛毛雨的黃昏，葵湧四號貨櫃碼頭的主管發現有一輛鏟車不見了。他向工人們查問後，發覺失蹤的不止鏟車，還有一名拉纜員。在一眾工人和警衛搜索下，
1位六十歲的吊機操作員說看到區輝駕著鏟車經過q31區後沒回來，於是主管帶人到該區尋找。他們在岸邊一個係纜墩上發現異樣——m纜墩左方有明顯的刮痕，旁邊地上有黃色的塑膠碎片。工人們一看便認得，那些碎片來自碼頭的鏟車。
主管慌忙報警，在消防隊潛水員花了半個小時搜索後，證實了工人們不安的猜想。區輝出了意外，連人帶車掉進海裏，身體卡在車架與起重叉之間，而車子半埋在十二公尺深的海床上。當碼頭工人使用吊機將沾滿淤泥的鏟車吊上水麵時，區輝已回天乏術。
阿怡失去父親時隻有十二歲，而小雯更隻有四歲。
深愛的丈夫猝逝，周綺蓁肝腸寸斷，但她沒有讓自己陷入哀傷之中，因為她知道兩個女兒以後隻能依靠這位母親。
按道理，區輝因公殉職，遺屬應該可以依勞工法例獲得六十個月薪金的賠償，這樣周綺蓁一家三口還可以利用這筆保險金撐幾年。可是區家的噩運再度降臨，仿佛區輝離世隻是一連串不幸的開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幫忙，但公司隻能付這個數目。”
“牛哥，阿輝替你們宇海拚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門，晚上回來時孩子都睡了，兩個女兒也沒機會跟他多見幾麵，如今他出了事，我們孤兒寡婦無依無靠，公司卻隻能拿出這丁點錢?”
“唉，嫂子，公司環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結業，到時連這筆錢也付不出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