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鄧恩 事發當日
剛開始我待在廚房裏等待警察，可是燒焦的茶壺冒出了一股苦味，躥進我的喉嚨裏隱隱作癢，害得我動不動就要反胃，於是我走到前廊坐在最高一級台階上，強令自己保持冷靜。我一直在打艾米的手機，卻一次又一次被轉到了語音信箱，一次又一次聽見她保證會回我電話。艾米回電話一向很及時，可是三個小時過去了，我已經給她留過五條留言，艾米卻還沒有打電話回來。
我也預料到她不會回電話。待會兒我會告訴警察，艾米絕不會扔下正煮著的茶壺離家出走，不會扔下敞開的大門，也不會扔下要熨的衣服。艾米做事有一股誓不罷休的勁頭，她可不會半途而廢，就算她認定自己並不喜歡肩上正扛著的這副擔子(舉例來說，比如她那個毛病多多的丈夫)。在我們去斐濟海灘度蜜月的兩個星期裏，艾米的脾氣已經初見端倪：當時我在一本接一本地消遣著驚悚小說，而她居然一口氣把古裏古怪的《奇鳥行狀錄》讀了許多頁，時不時嗤之以鼻地對我翻個白眼。自從艾米失了業，我們又搬回密蘇裏州以後，她的生活便一直繞著各種無休無止、無關緊要的家常瑣事在轉——她不會扔下那條裙子不熨的。
再說客廳裏還有搏鬥的痕跡。我已經預料到艾米不會回電話，我想要把事情推進到下一步。
眼下是一天中的黃金時刻，七月的天空萬裏無雲，緩緩落山的夕陽仿佛一盞聚光燈一般照亮東方，將一切鍍上了一層金色，萬物顯得富麗堂皇，好似一幅佛蘭德畫作。這時警察到了我家，整個場麵看上去頗為悠閑：我一個人坐在前門的台階上，一隻鳥兒在樹上高歌，兩名警察施施然邁步出了汽車，仿佛他們正要順路來逛逛社區裏舉辦的一場野餐會。這是兩個稚氣未脫的毛頭警察，大約二十多歲的模樣，看上去空有一腔自信卻缺了幾分本事，一貫管些鄰裏雜事——要是哪家的青春少年不顧宵禁到處亂跑的話，他們倒挺會替不安的父母們寬寬心。其中一名西班牙裔女警把一頭黑髮編成了長長的辮子，一名黑人警察擺著海軍陸戰隊員的站姿。話說回來，在我離開家鄉的那些年裏，迦太基多了些有色人種(其實也不算太多)，但種族隔離的狀況卻仍然沒有多少變化，我在日常生活中見到的有色人種往往是些出於職業原因到處走動的人，比如送貨員、醫護人員、郵政工人、警察。(“這個城市的白人氣息太濃了，讓人有點兒不舒服。”艾米曾經說過這麽一句——可是當初在曼哈頓那座大熔爐裏，她的朋友裏麵也隻數得出一個非裔美國人。於是我指責她不過是想要拿少數族裔粉飾門麵，用人家充當擺設罷了，我的說法可算是惹毛了她。)
“鄧恩先生?我是貝拉斯克斯警員。”女警說道，“這位是裏奧丹警員，你是在擔心自己的妻子嗎?”
裏奧丹一邊打量著眼前的道路一邊吮著一塊糖，我可以看到他的目光追隨著一隻飛鳥掠過了河麵，隨後他猛地掉轉目光端詳著我，那雙抿起的嘴唇說明了一件事——此刻他眼中的我和其他人眼中的我一般無二。我長了一張看上去挺欠揍的麵孔：本來好端端一個工薪階層的愛爾蘭小夥，看上去卻十足是個靠信託基金過活的花花大少。為了少惹是非，我經常露出一抹微笑，但這招有時候壓根兒不起作用。在大學時期，我甚至試過戴上一副帶有透明鏡片的假眼鏡，藉此扮出幾分和藹可親的氣質。“你知不知道，戴上這副眼鏡你顯得更討打了?”瑪戈說道。我趕緊扔掉了眼鏡，又露出一抹微笑。
我招手示意警察們進屋，“請到家裏來看看吧。”
兩名警察走上台階，每走一步都傳來一陣皮帶和槍發出的吱嘎聲與嘩啦聲。我站在客廳門口，指了指屋裏的一片狼藉。
“喔。”裏奧丹警員邊說邊輕輕捏了捏指關節，看上去頓時打起了精神。
在飯廳的餐桌旁邊，裏奧丹與貝拉斯克斯一邊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傾著身子，一邊開口問我一些問題：出事的是誰，在哪裏出的事，拖了多長時間。他們兩個人確確實實豎起了耳朵，這麽說一點兒也沒有誇張。兩名警員避開我打了一通電話，裏奧丹告訴我，總部方麵已經為此案派出了刑警，看來我居然有幸得蒙警察局另眼相看了。
裏奧丹第二次開口問我最近是否在小區附近見過陌生人，又第三次提醒我迦太基有一群四處轉悠的流浪漢，這時電話鈴響了起來，我疾步穿過房間接起了電話。
電話那頭毫無疑問是個女聲，“鄧恩先生，這是‘康福山’養老院。”——是“康福山”養老院，我和瑪戈把患了老年癡呆症的父親就送到了那裏。
“現在我不方便接電話，待會我會給你回電話。”我兇巴巴地說，隨即掛斷了電話。“康福山”養老院那群女工作人員讓我很是看不順眼，她們一個個不苟言笑，顯得一點兒也不體貼。她們的工作又折磨人薪水又低，也許因此才從來沒有笑過，也從來不說一句暖心的話。我知道我不該對她們發火，其實讓我火冒三丈的是另一件事：我的母親躺在九泉之下，父親卻一直在人世徘徊。
這個月養老院的帳單應該歸瑪戈料理，我敢肯定七月的帳單歸瑪戈，但我也敢肯定她認定應該歸我料理。我們已經幹過這種事情，當時瑪戈評論道，我們一定是一起下意識地忘了寄支票給養老院，其實我們兩人真正想要忘掉的是我們的父親。
剛開始我待在廚房裏等待警察，可是燒焦的茶壺冒出了一股苦味，躥進我的喉嚨裏隱隱作癢，害得我動不動就要反胃，於是我走到前廊坐在最高一級台階上，強令自己保持冷靜。我一直在打艾米的手機，卻一次又一次被轉到了語音信箱，一次又一次聽見她保證會回我電話。艾米回電話一向很及時，可是三個小時過去了，我已經給她留過五條留言，艾米卻還沒有打電話回來。
我也預料到她不會回電話。待會兒我會告訴警察，艾米絕不會扔下正煮著的茶壺離家出走，不會扔下敞開的大門，也不會扔下要熨的衣服。艾米做事有一股誓不罷休的勁頭，她可不會半途而廢，就算她認定自己並不喜歡肩上正扛著的這副擔子(舉例來說，比如她那個毛病多多的丈夫)。在我們去斐濟海灘度蜜月的兩個星期裏，艾米的脾氣已經初見端倪：當時我在一本接一本地消遣著驚悚小說，而她居然一口氣把古裏古怪的《奇鳥行狀錄》讀了許多頁，時不時嗤之以鼻地對我翻個白眼。自從艾米失了業，我們又搬回密蘇裏州以後，她的生活便一直繞著各種無休無止、無關緊要的家常瑣事在轉——她不會扔下那條裙子不熨的。
再說客廳裏還有搏鬥的痕跡。我已經預料到艾米不會回電話，我想要把事情推進到下一步。
眼下是一天中的黃金時刻，七月的天空萬裏無雲，緩緩落山的夕陽仿佛一盞聚光燈一般照亮東方，將一切鍍上了一層金色，萬物顯得富麗堂皇，好似一幅佛蘭德畫作。這時警察到了我家，整個場麵看上去頗為悠閑：我一個人坐在前門的台階上，一隻鳥兒在樹上高歌，兩名警察施施然邁步出了汽車，仿佛他們正要順路來逛逛社區裏舉辦的一場野餐會。這是兩個稚氣未脫的毛頭警察，大約二十多歲的模樣，看上去空有一腔自信卻缺了幾分本事，一貫管些鄰裏雜事——要是哪家的青春少年不顧宵禁到處亂跑的話，他們倒挺會替不安的父母們寬寬心。其中一名西班牙裔女警把一頭黑髮編成了長長的辮子，一名黑人警察擺著海軍陸戰隊員的站姿。話說回來，在我離開家鄉的那些年裏，迦太基多了些有色人種(其實也不算太多)，但種族隔離的狀況卻仍然沒有多少變化，我在日常生活中見到的有色人種往往是些出於職業原因到處走動的人，比如送貨員、醫護人員、郵政工人、警察。(“這個城市的白人氣息太濃了，讓人有點兒不舒服。”艾米曾經說過這麽一句——可是當初在曼哈頓那座大熔爐裏，她的朋友裏麵也隻數得出一個非裔美國人。於是我指責她不過是想要拿少數族裔粉飾門麵，用人家充當擺設罷了，我的說法可算是惹毛了她。)
“鄧恩先生?我是貝拉斯克斯警員。”女警說道，“這位是裏奧丹警員，你是在擔心自己的妻子嗎?”
裏奧丹一邊打量著眼前的道路一邊吮著一塊糖，我可以看到他的目光追隨著一隻飛鳥掠過了河麵，隨後他猛地掉轉目光端詳著我，那雙抿起的嘴唇說明了一件事——此刻他眼中的我和其他人眼中的我一般無二。我長了一張看上去挺欠揍的麵孔：本來好端端一個工薪階層的愛爾蘭小夥，看上去卻十足是個靠信託基金過活的花花大少。為了少惹是非，我經常露出一抹微笑，但這招有時候壓根兒不起作用。在大學時期，我甚至試過戴上一副帶有透明鏡片的假眼鏡，藉此扮出幾分和藹可親的氣質。“你知不知道，戴上這副眼鏡你顯得更討打了?”瑪戈說道。我趕緊扔掉了眼鏡，又露出一抹微笑。
我招手示意警察們進屋，“請到家裏來看看吧。”
兩名警察走上台階，每走一步都傳來一陣皮帶和槍發出的吱嘎聲與嘩啦聲。我站在客廳門口，指了指屋裏的一片狼藉。
“喔。”裏奧丹警員邊說邊輕輕捏了捏指關節，看上去頓時打起了精神。
在飯廳的餐桌旁邊，裏奧丹與貝拉斯克斯一邊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傾著身子，一邊開口問我一些問題：出事的是誰，在哪裏出的事，拖了多長時間。他們兩個人確確實實豎起了耳朵，這麽說一點兒也沒有誇張。兩名警員避開我打了一通電話，裏奧丹告訴我，總部方麵已經為此案派出了刑警，看來我居然有幸得蒙警察局另眼相看了。
裏奧丹第二次開口問我最近是否在小區附近見過陌生人，又第三次提醒我迦太基有一群四處轉悠的流浪漢，這時電話鈴響了起來，我疾步穿過房間接起了電話。
電話那頭毫無疑問是個女聲，“鄧恩先生，這是‘康福山’養老院。”——是“康福山”養老院，我和瑪戈把患了老年癡呆症的父親就送到了那裏。
“現在我不方便接電話，待會我會給你回電話。”我兇巴巴地說，隨即掛斷了電話。“康福山”養老院那群女工作人員讓我很是看不順眼，她們一個個不苟言笑，顯得一點兒也不體貼。她們的工作又折磨人薪水又低，也許因此才從來沒有笑過，也從來不說一句暖心的話。我知道我不該對她們發火，其實讓我火冒三丈的是另一件事：我的母親躺在九泉之下，父親卻一直在人世徘徊。
這個月養老院的帳單應該歸瑪戈料理，我敢肯定七月的帳單歸瑪戈，但我也敢肯定她認定應該歸我料理。我們已經幹過這種事情，當時瑪戈評論道，我們一定是一起下意識地忘了寄支票給養老院，其實我們兩人真正想要忘掉的是我們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