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言自語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邊，但我並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從來都是我一個人拿主意——“好，搏一把!
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嗇，隻能維持一時的金額是不行的，必須超過席有仁申請的金額——必須要保證能從根本上令瑞和企業重新站起來，以謀圖更大的發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開口說道：“又要賭了?”他的話中既無嘲諷，也無抗議，“如若失敗，人們會說什麽呢?希望他們能發明些有趣的新詞彙。”——他隻關心這些。我將蓋有董事長批準印章的文件交給了銀行，就是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長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寫的。到了後來，甚至連銀行職員也將我的字當作是李源良的筆跡。
席有仁是一個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資的認同書後，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專心致誌地開始著手企業重建。一年後，他便將貸款悉數還清。為了還錢，他親自來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當時正在歐洲旅行，視察業務。準確地說，李源良是去各個美術館、劇場和音樂會，我則是去視察各地銀行。
席有仁得到融資後，每月都要對其事業狀況做兩次詳細的報告，簡直殷勤得過度，而且每次都會說些感謝的話。可以說，隻要是這個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謝的表現方法，皆已被他收羅殆盡。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寫一封回信，內容不過是叫他加油而已。當然，李源良是不會寫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義來寫。旅行中，我也給席有仁寄過幾封信和明信片。當時曾計劃順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聯繫了席有仁。
不過，後來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來，戰爭便爆發了。至於關閉銀行在上海的業務轉而移至重慶，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義做出的決定。戰爭中，我與席有仁的聯繫一時中斷。後來我聽他說，在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他便放棄事業開始四處逃亡。等戰爭結束，興祥隆銀行又重返上海。同樣，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開始收復以前的企業。雙方都忙著處理自己的事。
關於戰後上海經濟界的狀況，想必你也知道，簡直無以名狀。官僚資本掌握了所有生殺予奪之大權，我每每想起就會肝腸寸斷。民族產業無法逃離棍棒的撲殺，盡數被滅。興祥隆銀行融資的民族產業全部破產，銀行也因而倒閉。我甚至遠渡美國，企圖尋找救亡之策，卻均失敗而回。就這樣，長年的夢想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一朝破滅。
我們放棄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無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慶去世，並無孩子;我雖然並非獨身主義者，但忙於工作，也未成家。我們都無牽無掛。因此，我們計劃在香港重新開始。然而，對外來人而言，香港的風潮並非那樣溫暖，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基礎。
我們花光了身上僅有的錢，卻連一個像樣的事業的衣角都沒摸到，僅剩一身皮骨。南國的太陽實在酷烈得無情。應該北返嗎?不，此時中原早已戰火密布，解放軍已如波濤般跨越了長江。
我們從一流公寓遷至二流公寓，這樣做自然是為了節約經費。
後來，我們更是搬到了三流公寓，而且是二人同住一間小屋，淪落之感愈發痛徹心扉。就在那時，我偶然間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上海結識的日本實業家。那位名叫矢團的日本老人剛好前往東南亞旅行，歸途順路就來了香港。矢田是工業家，擁有一家生產塑料的工廠。在他眼中，旅行所到之處都是他產品的市場。而且，他當時正在考慮產品的直接出口，恰巧就遇見了我們。性急的矢田老人立刻熱情地勸說我們——來日本吧，幫我負責工廠的出口部門，我的產品的客戶都是南洋的華僑。
“去吧!”李源良說，“我也很想去看看日本，以前旅行時，從沒在那裏逗留過兩天以上。”
我同意了。反正當時進退維穀，如此可謂正中下懷。
在香港窮困的底層生活，讓我對李源良有了新的認識。我當時大受打擊，心中充滿了落魄的感慨，可李源良卻並非如此。若論落魄的嚴重程度，他才是真正從極高的地方狠狠摔下來的一位——頂級的大資本家一下子便淪落到了近乎於無業遊民的境地。而我原來隻能算是中產階級，如此境遇本不足以令我一蹶不振。但即便如此，我仍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可是，你猜李源良怎樣?他失去了小提琴，卻在灣仔買了一把便宜的胡琴，整日開心地彈奏，毫無像我一般山窮水盡的悲壯感。他的舌頭本應習慣了美食，但在吃路邊攤的蕎麥麵時，他也會十分滿足地吧嗒嘴巴。至於衣著打扮，反倒是我更加在意。
我說服他換了名字。我雖有李東昌這一名字，但當時那般落魄，實在羞於使用。李源良雖然並不執著於此，卻也按我說的起了一個假名，用在了身份證上。
我們來到日本，負責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產業的出口部門，但一切卻與此前並無不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工作還是全部由我處理。相較於塑料，李源良對美術展覽會和音樂會更感興趣。他似乎很喜歡東京，稱讚那裏文化氣息濃厚。我也很喜歡日本，因為這裏有真正的工業，令我獲益頗多——我覺得青年時代的夢想仿佛又重新復甦了。
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嗇，隻能維持一時的金額是不行的，必須超過席有仁申請的金額——必須要保證能從根本上令瑞和企業重新站起來，以謀圖更大的發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開口說道：“又要賭了?”他的話中既無嘲諷，也無抗議，“如若失敗，人們會說什麽呢?希望他們能發明些有趣的新詞彙。”——他隻關心這些。我將蓋有董事長批準印章的文件交給了銀行，就是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長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寫的。到了後來，甚至連銀行職員也將我的字當作是李源良的筆跡。
席有仁是一個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資的認同書後，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專心致誌地開始著手企業重建。一年後，他便將貸款悉數還清。為了還錢，他親自來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當時正在歐洲旅行，視察業務。準確地說，李源良是去各個美術館、劇場和音樂會，我則是去視察各地銀行。
席有仁得到融資後，每月都要對其事業狀況做兩次詳細的報告，簡直殷勤得過度，而且每次都會說些感謝的話。可以說，隻要是這個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謝的表現方法，皆已被他收羅殆盡。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寫一封回信，內容不過是叫他加油而已。當然，李源良是不會寫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義來寫。旅行中，我也給席有仁寄過幾封信和明信片。當時曾計劃順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聯繫了席有仁。
不過，後來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來，戰爭便爆發了。至於關閉銀行在上海的業務轉而移至重慶，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義做出的決定。戰爭中，我與席有仁的聯繫一時中斷。後來我聽他說，在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他便放棄事業開始四處逃亡。等戰爭結束，興祥隆銀行又重返上海。同樣，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開始收復以前的企業。雙方都忙著處理自己的事。
關於戰後上海經濟界的狀況，想必你也知道，簡直無以名狀。官僚資本掌握了所有生殺予奪之大權，我每每想起就會肝腸寸斷。民族產業無法逃離棍棒的撲殺，盡數被滅。興祥隆銀行融資的民族產業全部破產，銀行也因而倒閉。我甚至遠渡美國，企圖尋找救亡之策，卻均失敗而回。就這樣，長年的夢想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一朝破滅。
我們放棄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無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慶去世，並無孩子;我雖然並非獨身主義者，但忙於工作，也未成家。我們都無牽無掛。因此，我們計劃在香港重新開始。然而，對外來人而言，香港的風潮並非那樣溫暖，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基礎。
我們花光了身上僅有的錢，卻連一個像樣的事業的衣角都沒摸到，僅剩一身皮骨。南國的太陽實在酷烈得無情。應該北返嗎?不，此時中原早已戰火密布，解放軍已如波濤般跨越了長江。
我們從一流公寓遷至二流公寓，這樣做自然是為了節約經費。
後來，我們更是搬到了三流公寓，而且是二人同住一間小屋，淪落之感愈發痛徹心扉。就在那時，我偶然間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上海結識的日本實業家。那位名叫矢團的日本老人剛好前往東南亞旅行，歸途順路就來了香港。矢田是工業家，擁有一家生產塑料的工廠。在他眼中，旅行所到之處都是他產品的市場。而且，他當時正在考慮產品的直接出口，恰巧就遇見了我們。性急的矢田老人立刻熱情地勸說我們——來日本吧，幫我負責工廠的出口部門，我的產品的客戶都是南洋的華僑。
“去吧!”李源良說，“我也很想去看看日本，以前旅行時，從沒在那裏逗留過兩天以上。”
我同意了。反正當時進退維穀，如此可謂正中下懷。
在香港窮困的底層生活，讓我對李源良有了新的認識。我當時大受打擊，心中充滿了落魄的感慨，可李源良卻並非如此。若論落魄的嚴重程度，他才是真正從極高的地方狠狠摔下來的一位——頂級的大資本家一下子便淪落到了近乎於無業遊民的境地。而我原來隻能算是中產階級，如此境遇本不足以令我一蹶不振。但即便如此，我仍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可是，你猜李源良怎樣?他失去了小提琴，卻在灣仔買了一把便宜的胡琴，整日開心地彈奏，毫無像我一般山窮水盡的悲壯感。他的舌頭本應習慣了美食，但在吃路邊攤的蕎麥麵時，他也會十分滿足地吧嗒嘴巴。至於衣著打扮，反倒是我更加在意。
我說服他換了名字。我雖有李東昌這一名字，但當時那般落魄，實在羞於使用。李源良雖然並不執著於此，卻也按我說的起了一個假名，用在了身份證上。
我們來到日本，負責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產業的出口部門，但一切卻與此前並無不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工作還是全部由我處理。相較於塑料，李源良對美術展覽會和音樂會更感興趣。他似乎很喜歡東京，稱讚那裏文化氣息濃厚。我也很喜歡日本，因為這裏有真正的工業，令我獲益頗多——我覺得青年時代的夢想仿佛又重新復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