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代之後，農場主的兒子仍然留在農場上，他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樣了。民間資源保護隊種植的樹木保持了土壤；帶狀播種和循等高線開溝使得產量提高，作物茁壯。一百五十億美元價值的農業機械終止了揮汗的苦役的統治，原來留作種植動物飼料的六千五百萬英畝土地現在也己改種農產品。雜交玉米的發展，在沒有增加耕地麵積的情況下，使全國玉米的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由於三十年代棉桃象鼻蟲的威脅，南部的農民被迫放棄棉花而學會了種植其它作物——這使他們的收入增加了兩倍。從富饒的新農村，新的農場主開著汽車走碎石路去市場，他的妻子的廚房用具閃閃發光，寬敞的冷藏庫代替了鹽滷木桶；家裏夥食也比較適宜。下午她也有時間進城。她能按時去理髮店理髮，她同城市姐妹們一樣穿用的是合成纖維，而不是她媽媽穿的原紗染色的方格花布衣服和棉紗長襪。
城市裏的勞苦工作也改變了。無產階級正在消失。諾伯特·威納在《控製論：動物與機器的控製與交流》（1948）一書中說道，“不論多麽低的工資也競爭不過蒸汽挖掘機和電鏟。”早在二十世紀前半世紀裏，自動化已經使壯工人數從一千一百萬減少到六百萬人。其後的十三年裏，全國的勞動大軍增加了一千萬人——達到七千零六十萬人——但是壯工的人數繼續減少。藍領勞動者成了日益縮減的少數。在艾森豪年代裏，汽車工業的生產工人減少了十七萬二千人，而每年卻反而多生產五十萬輛汽車。一度強大的工會的權勢削弱了；機器是不會罷工的。工會領導人變得保守，不相信進步，有時甚至成了自己的宿敵——公司——的同盟者。同時，對男人膂力需要的減少，為現在加入勞動大軍的婦女開闢了廣大的領域，並且隨著工作目的改變，這種趨勢更擴大了。工人不是去製造產品，卻是去參加不斷擴大的服務、娛樂和消遣行業。在這個“新的大眾消費的社會裏，”喬治·莫裏寫道，“人以材料為對象並用以製造新東西的舊公式，改變成了人以人為對象並促使之行動的公式。”
有一個男性堡壘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經理的套間辦公室。赫德森研究所沒有提出經理人員可以盼望到2000年時工作會輕些，閑暇會多些。他們是閑不了的；太多的問題須依仗他們。這同羅斯福年代的情況恰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納姆的一本被廣為評介的書，《經營管理的革命》中，就已經預見到經理人員的卓越作用，但是關於經濟大危機的民間傳說一般是蔑視老闆的，關於經濟大危機的小說和戲劇也都把他們描繪成惡棍和蠢才。（電影觀眾可能還記得扮演這類角色非常成功的性格演員。那就是愛德華·阿諾德。）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們可是趾高氣揚。當然，他們同過去那種海盜式企業主很少有什麽相同之處。“大亨”《幸福》雜誌說，“已經死亡了。”《時代》雜誌把新的工商業家描繪成“專業化的經理、有工程師訓練基礎的技術專家，”他們“負責的企業機構十分龐大，一般的老闆們”——股票持有者——“通常隻能夠行使理論上的控製權。”具有典型意義的是，他們的管理不是由個人和依靠命令來進行，而是由委員會進行的，這種委員會有不同的名稱，如：行政小組，特別工作組、突擊隊，以及，按時髦的平等主義精神，叫作“工作組”等，由它們來集中情報資料和專門知識。在《新的工業國》中，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把這些分擔權力的人叫作專家體製。
專家體製中的技術專家雖然都很聰明、受過很高的教育、目標明確，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個他們非常重視的方麵，即公共關係方麵，他們卻吃到了苦頭。這個問題是製度上的，難於醫治的。美國工商企業在其其實性質的問題上向來是自欺欺人的。隨著擔任的職務公開表示信奉赫伯特·斯賓塞的學說【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年），英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在社會學上是所謂“社會有機論”的創始人之一。根據這種理論，人類社會就像動物機體一樣（如經理部門有如人的大腦、神經中樞），服從生物學規律，因而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階級關係似乎帶有“自然的”和“永恆的”性質。——譯者】，就好象有了高級管理人員專用盥洗室的鑰匙和共和黨的黨籍一樣。經理人員都堅持說利潤動機如何有效，盡管他們自己的經歷經常證明這種說法的虛偽性；他們不斷拚命工作，盡管稅收使他們失去了薪金的很大部分。他們一聽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名字就象遵守教儀似的噓聲反對，同時，他們卻背棄了由衷地批評凱恩斯的巴裏·戈德華特。他們鼓勵股東們去想像公司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其實，歷來影響很小的公司投資人，到了六十年代更不起作用了。參加他們年度會議的任何人，很快就能看出赴會的一些人所通過的決議，都是根據專家體製所選定提供他們的情報資料作出的。
經濟學家曾經指出這種偽裝現象。一般是認為不必強調這種兩麵性，因為並無害處。不過在這種名存實亡的局麵中畢竟經常都還是遵守政治道德的。然而，專家體製的欺騙性比外表看來要嚴重得多。隨著詹森政權日漸老朽而越南衝突一直得不到解決，工商業家對於示威者把他們當作攻擊的目標，譴責他們製造象凝固汽油彈一類產品麵犯下了滔天大罪，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對此不能夠理解：難道這些憤怒的人不知道企業主同政府天然是對抗者而不是同謀者嗎？他們相信這一點，因而認為對任何人都應該是很清楚的。但是這種想法當然不符合實際。實際情況是，到了六十年代後期，艾森豪在六十年代初感到驚恐的軍事－工業綜合體一直不斷地發展，以至美國已經有了——別無其他名稱——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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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裏的勞苦工作也改變了。無產階級正在消失。諾伯特·威納在《控製論：動物與機器的控製與交流》（1948）一書中說道，“不論多麽低的工資也競爭不過蒸汽挖掘機和電鏟。”早在二十世紀前半世紀裏，自動化已經使壯工人數從一千一百萬減少到六百萬人。其後的十三年裏，全國的勞動大軍增加了一千萬人——達到七千零六十萬人——但是壯工的人數繼續減少。藍領勞動者成了日益縮減的少數。在艾森豪年代裏，汽車工業的生產工人減少了十七萬二千人，而每年卻反而多生產五十萬輛汽車。一度強大的工會的權勢削弱了；機器是不會罷工的。工會領導人變得保守，不相信進步，有時甚至成了自己的宿敵——公司——的同盟者。同時，對男人膂力需要的減少，為現在加入勞動大軍的婦女開闢了廣大的領域，並且隨著工作目的改變，這種趨勢更擴大了。工人不是去製造產品，卻是去參加不斷擴大的服務、娛樂和消遣行業。在這個“新的大眾消費的社會裏，”喬治·莫裏寫道，“人以材料為對象並用以製造新東西的舊公式，改變成了人以人為對象並促使之行動的公式。”
有一個男性堡壘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經理的套間辦公室。赫德森研究所沒有提出經理人員可以盼望到2000年時工作會輕些，閑暇會多些。他們是閑不了的；太多的問題須依仗他們。這同羅斯福年代的情況恰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納姆的一本被廣為評介的書，《經營管理的革命》中，就已經預見到經理人員的卓越作用，但是關於經濟大危機的民間傳說一般是蔑視老闆的，關於經濟大危機的小說和戲劇也都把他們描繪成惡棍和蠢才。（電影觀眾可能還記得扮演這類角色非常成功的性格演員。那就是愛德華·阿諾德。）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們可是趾高氣揚。當然，他們同過去那種海盜式企業主很少有什麽相同之處。“大亨”《幸福》雜誌說，“已經死亡了。”《時代》雜誌把新的工商業家描繪成“專業化的經理、有工程師訓練基礎的技術專家，”他們“負責的企業機構十分龐大，一般的老闆們”——股票持有者——“通常隻能夠行使理論上的控製權。”具有典型意義的是，他們的管理不是由個人和依靠命令來進行，而是由委員會進行的，這種委員會有不同的名稱，如：行政小組，特別工作組、突擊隊，以及，按時髦的平等主義精神，叫作“工作組”等，由它們來集中情報資料和專門知識。在《新的工業國》中，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把這些分擔權力的人叫作專家體製。
專家體製中的技術專家雖然都很聰明、受過很高的教育、目標明確，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個他們非常重視的方麵，即公共關係方麵，他們卻吃到了苦頭。這個問題是製度上的，難於醫治的。美國工商企業在其其實性質的問題上向來是自欺欺人的。隨著擔任的職務公開表示信奉赫伯特·斯賓塞的學說【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年），英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在社會學上是所謂“社會有機論”的創始人之一。根據這種理論，人類社會就像動物機體一樣（如經理部門有如人的大腦、神經中樞），服從生物學規律，因而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階級關係似乎帶有“自然的”和“永恆的”性質。——譯者】，就好象有了高級管理人員專用盥洗室的鑰匙和共和黨的黨籍一樣。經理人員都堅持說利潤動機如何有效，盡管他們自己的經歷經常證明這種說法的虛偽性；他們不斷拚命工作，盡管稅收使他們失去了薪金的很大部分。他們一聽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名字就象遵守教儀似的噓聲反對，同時，他們卻背棄了由衷地批評凱恩斯的巴裏·戈德華特。他們鼓勵股東們去想像公司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其實，歷來影響很小的公司投資人，到了六十年代更不起作用了。參加他們年度會議的任何人，很快就能看出赴會的一些人所通過的決議，都是根據專家體製所選定提供他們的情報資料作出的。
經濟學家曾經指出這種偽裝現象。一般是認為不必強調這種兩麵性，因為並無害處。不過在這種名存實亡的局麵中畢竟經常都還是遵守政治道德的。然而，專家體製的欺騙性比外表看來要嚴重得多。隨著詹森政權日漸老朽而越南衝突一直得不到解決，工商業家對於示威者把他們當作攻擊的目標，譴責他們製造象凝固汽油彈一類產品麵犯下了滔天大罪，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對此不能夠理解：難道這些憤怒的人不知道企業主同政府天然是對抗者而不是同謀者嗎？他們相信這一點，因而認為對任何人都應該是很清楚的。但是這種想法當然不符合實際。實際情況是，到了六十年代後期，艾森豪在六十年代初感到驚恐的軍事－工業綜合體一直不斷地發展，以至美國已經有了——別無其他名稱——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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