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一個方麵來說，麥克納馬拉和五角大樓比白宮還更為現實一些。參謀長聯席會敦促總統增稅，他們所持的理由和經濟學理論無關。他們希望國家處於總體戰狀態，對於公眾的冷漠態度，按照他們從課本上學來的解決辦法就是增加賦稅。實際上，政府中的經濟學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詹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領導人，密執安大學教授加德納·阿克利對總統說，如果不採取增稅辦法，就做不到下麵三件事：把戰爭進行下去，繼續執行他的“偉大社會”計劃，以及製止通貨膨脹。
但這正是詹森提交國會通過大量社會立法的時期。他擔心，如果戰爭的真正耗費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會令人寒心地停止下來。他對他周圍的人說：“我不懂得經濟學，但是我深知國會。”他們有些入後來認為這個自白應該銘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現在能把‘偉大社會’計劃付諸實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機。我們掌握著一個聽話的國會，我又是個有心的總統，我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談戰爭的花費問題，那‘偉大社會’計劃就搞不下去，增稅法案也通過不了。老威爾伯·米爾斯【民主黨國會議員，從1958年起曾任國會籌款委員會主席多年。——譯者】將穩坐在那裏，向我熱烈致謝，退還我的‘偉大社會’計劃，然後，他會對我說，他們將樂於開銷我們為戰爭所需的任何費用。”
在這一點上，他終於鑄成大錯。他欺騙了他自己。他盤算如果能廉價買得勝利，就會萬事如意。或許會天從人願，或許河內和越共遊擊隊會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樣，五角大樓的估計就將是過高了。這種主觀願望立即變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礎，因而當阿克利及其同事堅持需要增稅3％～4％時，總統以玩弄一套特別的猜字謎遊戲為答。他把重要的國會議員和企業界領袖請到白宮，徵詢他們對增稅的意見。他們反過來詢問戰爭費用。他告訴他們假的數字。一聽這個數字，他們就反對增稅的主張。詹森然後對經濟顧問委員會說，增稅是不可能的，他無法使國會通過。後來，《紐約時報》經濟記者小埃德溫·戴爾說，他在華盛頓採訪15年，還從未見過一個總統採取如此不負責任的行動。
詹森1966年初做出的反對增稅的決定，是對財政穩定的一個沉重打擊。那一年的聯邦赤字達98億元。更大的赤字擺在前頭，因為到那時每月的戰費將高達20億～30億元之巨。白宮估計的每月戰費是8億元，當企業委員會的拉爾夫·拉紮勒斯認為政府估計的數字太低時，他接到阿貝·福塔斯打來一個激憤的電話，說他的計算是錯誤的，使得總統心煩意亂。實際上拉紮勒斯是說中了。那年的戰費達270億元，赤字高達230億元。詹森耍的花招招致了無法控製的通貨膨脹的開始。
從這次戰爭的各個方麵來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許是缺乏真正的計劃。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發現，“不管是作戰任務還是軍隊人數，主要官員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回顧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確係事實。戰略究應如何，從來也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和明確的表示。”1965年惟一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是軍隊人數越來越多。8月，美軍如潮水般湧進越南；到9月軍隊人數顯然已快突破20萬大關了。
為了核實西貢附近的一次戰鬥的報導，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內特驅車出首都看到了三種顏色煙塵，這是南越軍隊在作戰，但是對麵並沒有敵人。有人對他說，士兵們是在為美國新聞處拍一部彩色電影，“以便說明此間真相”。那裏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國內，爭論得不可開交。林登·詹森有時候說起話來好像他在回答胡誌明個人的挑戰，好像他同胡誌明是像電影“正午”中場麵那樣怒目對峙。西貢接近事實真相的情況，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彈恐怖事件，這類暴行事件還正有增無減。12月4日拂曉，發生了另一起卡車裝載的250磅炸藥爆炸事件，這一次是發生在供美軍使用的大都會飯店外麵，死7人，傷137人。
威斯特摩蘭的發言人常常隻發表每日“屍體計數”，這是用來描述越共傷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語。在隨軍記者尼爾·希恩看來，越南戰爭的特點是不分青紅皂白狂轟濫炸造成無辜平民大量傷亡。希恩問威斯特摩蘭，這種情況是否使他感到煩惱，這位將軍回答說：“是有點，可是那也減少了敵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國人的反戰示威在全國大部分地方看來還是比較怪異的事。隻有少數人願意被認為是贊成美軍立即無條件地從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國內最具有鴿派觀點的集團之一的大學教員，遲至1967年在這個問題上還分裂成了勢均力敵的兩派。盡管如此，和平運動的氣勢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計有1.4萬人的一支群眾隊伍在曼哈頓第五號大道舉行了遊行。同時，另外還有1萬人向奧克蘭陸軍基地進軍——他們在市區的邊界線上被警察攔回來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遊行示威。在各地舉行的這次被宣布為“周末抗議”期間，威斯康星大學的50名學生打算把特勞克斯空軍基地的司令官當做“戰爭罪犯”拘捕起來，抗議者們在安阿伯的徵兵局辦事處舉行了一次“靜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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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正是詹森提交國會通過大量社會立法的時期。他擔心，如果戰爭的真正耗費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會令人寒心地停止下來。他對他周圍的人說：“我不懂得經濟學，但是我深知國會。”他們有些入後來認為這個自白應該銘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現在能把‘偉大社會’計劃付諸實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機。我們掌握著一個聽話的國會，我又是個有心的總統，我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談戰爭的花費問題，那‘偉大社會’計劃就搞不下去，增稅法案也通過不了。老威爾伯·米爾斯【民主黨國會議員，從1958年起曾任國會籌款委員會主席多年。——譯者】將穩坐在那裏，向我熱烈致謝，退還我的‘偉大社會’計劃，然後，他會對我說，他們將樂於開銷我們為戰爭所需的任何費用。”
在這一點上，他終於鑄成大錯。他欺騙了他自己。他盤算如果能廉價買得勝利，就會萬事如意。或許會天從人願，或許河內和越共遊擊隊會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樣，五角大樓的估計就將是過高了。這種主觀願望立即變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礎，因而當阿克利及其同事堅持需要增稅3％～4％時，總統以玩弄一套特別的猜字謎遊戲為答。他把重要的國會議員和企業界領袖請到白宮，徵詢他們對增稅的意見。他們反過來詢問戰爭費用。他告訴他們假的數字。一聽這個數字，他們就反對增稅的主張。詹森然後對經濟顧問委員會說，增稅是不可能的，他無法使國會通過。後來，《紐約時報》經濟記者小埃德溫·戴爾說，他在華盛頓採訪15年，還從未見過一個總統採取如此不負責任的行動。
詹森1966年初做出的反對增稅的決定，是對財政穩定的一個沉重打擊。那一年的聯邦赤字達98億元。更大的赤字擺在前頭，因為到那時每月的戰費將高達20億～30億元之巨。白宮估計的每月戰費是8億元，當企業委員會的拉爾夫·拉紮勒斯認為政府估計的數字太低時，他接到阿貝·福塔斯打來一個激憤的電話，說他的計算是錯誤的，使得總統心煩意亂。實際上拉紮勒斯是說中了。那年的戰費達270億元，赤字高達230億元。詹森耍的花招招致了無法控製的通貨膨脹的開始。
從這次戰爭的各個方麵來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許是缺乏真正的計劃。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發現，“不管是作戰任務還是軍隊人數，主要官員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回顧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確係事實。戰略究應如何，從來也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和明確的表示。”1965年惟一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是軍隊人數越來越多。8月，美軍如潮水般湧進越南；到9月軍隊人數顯然已快突破20萬大關了。
為了核實西貢附近的一次戰鬥的報導，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內特驅車出首都看到了三種顏色煙塵，這是南越軍隊在作戰，但是對麵並沒有敵人。有人對他說，士兵們是在為美國新聞處拍一部彩色電影，“以便說明此間真相”。那裏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國內，爭論得不可開交。林登·詹森有時候說起話來好像他在回答胡誌明個人的挑戰，好像他同胡誌明是像電影“正午”中場麵那樣怒目對峙。西貢接近事實真相的情況，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彈恐怖事件，這類暴行事件還正有增無減。12月4日拂曉，發生了另一起卡車裝載的250磅炸藥爆炸事件，這一次是發生在供美軍使用的大都會飯店外麵，死7人，傷137人。
威斯特摩蘭的發言人常常隻發表每日“屍體計數”，這是用來描述越共傷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語。在隨軍記者尼爾·希恩看來，越南戰爭的特點是不分青紅皂白狂轟濫炸造成無辜平民大量傷亡。希恩問威斯特摩蘭，這種情況是否使他感到煩惱，這位將軍回答說：“是有點，可是那也減少了敵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國人的反戰示威在全國大部分地方看來還是比較怪異的事。隻有少數人願意被認為是贊成美軍立即無條件地從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國內最具有鴿派觀點的集團之一的大學教員，遲至1967年在這個問題上還分裂成了勢均力敵的兩派。盡管如此，和平運動的氣勢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計有1.4萬人的一支群眾隊伍在曼哈頓第五號大道舉行了遊行。同時，另外還有1萬人向奧克蘭陸軍基地進軍——他們在市區的邊界線上被警察攔回來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遊行示威。在各地舉行的這次被宣布為“周末抗議”期間，威斯康星大學的50名學生打算把特勞克斯空軍基地的司令官當做“戰爭罪犯”拘捕起來，抗議者們在安阿伯的徵兵局辦事處舉行了一次“靜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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