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號大道爭取越南和平遊行示威委員會宣稱：
『我們要求不再把美國青年送到一場對他們、對越南人民都沒有好處的戰爭中去打仗。我們已從納粹德國吸取了教訓，決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戰政策，即使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我們也是這樣。』
這話合情合理，但是許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語言，像戰爭本身一樣，越來越充滿仇恨。就在華盛頓感恩節後的星期六，2萬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詹森！你今天殺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們首次上街抗議美國捲入戰爭的日子命名的“五二運動”的成員們，帶著越共旗幟在白宮周圍遊行，為了給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張旗鼓地搞“輸血”活動，在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已為越南日委員會所接替，它曾兩度以占據車輛和坐軌的方式企圖使運送部隊的車輛無法開過。
1965年10月15日，示威運動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方式，這是由22歲的戴維·米勒開始的，他是義務救濟工作者，他在紐約爬上一輛宣傳車，宣布說：“我原準備講話，現在我打算讓行動本身來說話了”——他劃著名一根火柴燒掉了徵兵卡。幾周後，米勒被捕，盡管在8月31日國會把燒毀徵兵證定為可罰金1萬元和監禁五年的觸犯聯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風靡一時。自我犧牲的行動繼續是一種最後抗議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樓外麵、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濟工作者在聯合國外麵舉火自焚。
進行反示威的美國納粹黨人則帶著汽油罐，舉著“為乞求和平的小爬蟲們免費供應汽油”的標語牌。照例是沒有人贊成他們。大多數針對著抗議運動舉行的反抗議的調門都比較溫和。在紐約有一個大姑娘拿著一個標語牌，上麵寫道，“我希望我有一張兵役卡”。一些認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國人爭取自由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團”和“對外戰爭退伍軍人會”等團體組織的。他們的標語反映出的最好戰的情緒是“轟炸河內”。在佛羅裏達州舉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遊行中有這樣一些標語：“我們愛美國”，“愛我們的國家”，“美國是我的祖國——對也罷，錯也罷”，“我們能讓他們把美國埋葬掉嗎”·以及“沒有比美國國旗更光榮的旗幟”等等。鮑勃·霍普對一批聽眾說：“如果我們讓共產黨獲勝，我們就有需要冒終生進行戰鬥和犧牲一百萬青年的大危險。”這是一個誇張其辭的說法，但是這和譴責總統殺害青年的說法可是完全不屬於一類的。
那些贊成這次戰爭的人對反戰的一方提出的最嚴厲的指控，是說他們不忠。西維吉尼亞州查爾斯頓的警察局長說：“我們決不像這些叛徒所做的那樣，拿著蠟燭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軍，讓自由的人民立即參加進來，在我們的後麵齊步前進。”一些報紙在關於1965年和平運動各種活動的報導中，普遍傾向於暗示有共產黨參與其事。聯邦調查局，也像鮑勃·霍普那樣，已逐步拋棄了它的超黨派的名聲，實際上認為所有這些反戰抗議都是克裏姆林宮指揮的。政府的一份報告說：“反對越戰運動的控製權，顯然已經從可能一度控製著運動的溫和分子手中轉到了共產黨和極端分子手中，他們公開同情越共，公開敵視美國。”
事實上，實際情況恰好相反。盡管個別的反戰戰士使用了煽動性語言和表現出挑釁性的舉止，但是那些示威遊行一次比一次更無可非議。政治上保守的中產階級主婦，甚至穿著軍服的軍人也參加了運動。參加的著名人士也越來越多，他們被吸引到和鮑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止轟炸的遊行隊伍中，除諾曼·托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還有一些從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人物，如班傑明·斯波克醫生、漫畫家朱爾斯·菲弗、小說家索爾·貝洛、雕刻家亞歷山大·考爾德和作家麥可·哈林頓。
※※※
那年秋天，來自越南的消息報導，美國的一些著名的部隊已在越南戰場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慘敗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來梅慘敗的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11月份在德浪河穀慘敗的第一騎兵師。在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炸遊行前一周發生的德浪遭遇戰，有著特別的意義。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勢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勢一樣，德浪之戰是越南戰爭中的一個轉折點。第一騎兵師的空降兵在波來梅交戰後窮追敵人的小股部隊，在德浪河穀遭到頑強抵抗，此處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邊境七英裏，位於西貢以北200英裏的越南中部高原。這次美國人麵對的不是越共遊擊隊，而是北越第66團。
北越的精銳部隊66團，麵臨著一次嚴峻考驗。從軍事史上說，第一騎兵師可算是一種新部隊，它是一個用美國最優越的火力裝備起來的直升機空降師。共產黨軍隊，對有發明才能的美國人所研製的在戰場上使用的武器都頗為熟悉，他們現在的戰術則要求士兵們在近距離和那些怨氣兵交鋒，如果可能的話就打肉搏戰，但至多不超過34碼的距離，這樣就可以使美國的炮兵和戰術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br>
『我們要求不再把美國青年送到一場對他們、對越南人民都沒有好處的戰爭中去打仗。我們已從納粹德國吸取了教訓，決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戰政策，即使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我們也是這樣。』
這話合情合理，但是許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語言，像戰爭本身一樣，越來越充滿仇恨。就在華盛頓感恩節後的星期六，2萬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詹森！你今天殺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們首次上街抗議美國捲入戰爭的日子命名的“五二運動”的成員們，帶著越共旗幟在白宮周圍遊行，為了給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張旗鼓地搞“輸血”活動，在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已為越南日委員會所接替，它曾兩度以占據車輛和坐軌的方式企圖使運送部隊的車輛無法開過。
1965年10月15日，示威運動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方式，這是由22歲的戴維·米勒開始的，他是義務救濟工作者，他在紐約爬上一輛宣傳車，宣布說：“我原準備講話，現在我打算讓行動本身來說話了”——他劃著名一根火柴燒掉了徵兵卡。幾周後，米勒被捕，盡管在8月31日國會把燒毀徵兵證定為可罰金1萬元和監禁五年的觸犯聯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風靡一時。自我犧牲的行動繼續是一種最後抗議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樓外麵、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濟工作者在聯合國外麵舉火自焚。
進行反示威的美國納粹黨人則帶著汽油罐，舉著“為乞求和平的小爬蟲們免費供應汽油”的標語牌。照例是沒有人贊成他們。大多數針對著抗議運動舉行的反抗議的調門都比較溫和。在紐約有一個大姑娘拿著一個標語牌，上麵寫道，“我希望我有一張兵役卡”。一些認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國人爭取自由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團”和“對外戰爭退伍軍人會”等團體組織的。他們的標語反映出的最好戰的情緒是“轟炸河內”。在佛羅裏達州舉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遊行中有這樣一些標語：“我們愛美國”，“愛我們的國家”，“美國是我的祖國——對也罷，錯也罷”，“我們能讓他們把美國埋葬掉嗎”·以及“沒有比美國國旗更光榮的旗幟”等等。鮑勃·霍普對一批聽眾說：“如果我們讓共產黨獲勝，我們就有需要冒終生進行戰鬥和犧牲一百萬青年的大危險。”這是一個誇張其辭的說法，但是這和譴責總統殺害青年的說法可是完全不屬於一類的。
那些贊成這次戰爭的人對反戰的一方提出的最嚴厲的指控，是說他們不忠。西維吉尼亞州查爾斯頓的警察局長說：“我們決不像這些叛徒所做的那樣，拿著蠟燭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軍，讓自由的人民立即參加進來，在我們的後麵齊步前進。”一些報紙在關於1965年和平運動各種活動的報導中，普遍傾向於暗示有共產黨參與其事。聯邦調查局，也像鮑勃·霍普那樣，已逐步拋棄了它的超黨派的名聲，實際上認為所有這些反戰抗議都是克裏姆林宮指揮的。政府的一份報告說：“反對越戰運動的控製權，顯然已經從可能一度控製著運動的溫和分子手中轉到了共產黨和極端分子手中，他們公開同情越共，公開敵視美國。”
事實上，實際情況恰好相反。盡管個別的反戰戰士使用了煽動性語言和表現出挑釁性的舉止，但是那些示威遊行一次比一次更無可非議。政治上保守的中產階級主婦，甚至穿著軍服的軍人也參加了運動。參加的著名人士也越來越多，他們被吸引到和鮑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止轟炸的遊行隊伍中，除諾曼·托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還有一些從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人物，如班傑明·斯波克醫生、漫畫家朱爾斯·菲弗、小說家索爾·貝洛、雕刻家亞歷山大·考爾德和作家麥可·哈林頓。
※※※
那年秋天，來自越南的消息報導，美國的一些著名的部隊已在越南戰場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慘敗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來梅慘敗的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11月份在德浪河穀慘敗的第一騎兵師。在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炸遊行前一周發生的德浪遭遇戰，有著特別的意義。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勢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勢一樣，德浪之戰是越南戰爭中的一個轉折點。第一騎兵師的空降兵在波來梅交戰後窮追敵人的小股部隊，在德浪河穀遭到頑強抵抗，此處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邊境七英裏，位於西貢以北200英裏的越南中部高原。這次美國人麵對的不是越共遊擊隊，而是北越第66團。
北越的精銳部隊66團，麵臨著一次嚴峻考驗。從軍事史上說，第一騎兵師可算是一種新部隊，它是一個用美國最優越的火力裝備起來的直升機空降師。共產黨軍隊，對有發明才能的美國人所研製的在戰場上使用的武器都頗為熟悉，他們現在的戰術則要求士兵們在近距離和那些怨氣兵交鋒，如果可能的話就打肉搏戰，但至多不超過34碼的距離，這樣就可以使美國的炮兵和戰術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br>